智能互联时代的基础教育网络舆情治理

*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伦理与治理框架研究”（20BXW103）的阶段性成果

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求高度关注基础教育的网络舆情。基础教育网络舆情一般以校园事件为生发点，利用监管盲区为蔓延空间，以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为内驱动力，并以社交媒体作为存续场域，具有全方位扩散和裂变式传播的特点。这带来了助推维权活动的正面影响，也造成了一些恶意煽动民意的乱象。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处置要坚守应对原则，确保过程完整，善用应对策略，使网络舆情危机内化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教育治理；管办评分离；网络舆情；舆情应对

林玮， 王博源.智能互联时代的基础教育网络舆情治理[J].教学与管理，2024（07）：6-10.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领域协同创新的重大命题，而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其中重要一环。教育治理现代化包括“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学者研究，“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实现的是“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如政府）之间、学校机构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学校内部行政部门与教学部门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和谐优化”；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要“优化各种权力与利益关系”，尤其提高“政府人士、教育行政人员应对教育问题、教育矛盾的能力和服务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发展的能力” [1]。在今天，网络社会成为嵌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语境。它不仅是“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学校机构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2]关系产生的基本载体，也是政府和教育行政人员应对教育问题、教育矛盾能力得以体现的重要语境。

在网络社会中，教育网络舆情的生成与处置，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任务与要求，也是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基本前提下，“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必须面对的治理难题。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和反馈机制，网络舆情在政治、经济、法制、民生等领域倍受重视；而在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它却因监测体系和反馈渠道尚不健全等原因遭忽视，而未充分融入“评”的体系之中。网络上的意见与建议没有被系统地收集整理，其反馈于“管”端（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办”端（中小学）的信息就必有折损。如此一来，本应畅通连贯的闭环产生了断裂，影响了管、办、评分离与教育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推进。如何使基础教育领域的网络舆情从负面转向正面，进而打通“管办评分离”，形成良性循环，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

一、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

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涉及管、办、评三重主体。由办学端的违规或失误而导致的校园事件是负面舆情产生的基础，由管理端的疏忽或纵容造成的监管缺失是负面舆情持续发酵的空间，评价端的传播与讨论是舆情事故形成的内在驱动力，而智能互联时代出现的社交媒体则是教育网络舆情的新载体。

1.舆情产生的基础：校园事件

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相当复杂，既有现实因素的主导，也有技术因素的助推，还有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参与，但校园事件多为首因。所谓“校园事件”，包括了发生在校内的事件与偶尔辐射至校外社会空间的事件。

校园事件一般是由学校、学生和第三方共同构成的内部矛盾，以此形成的基础教育网络舆情至少包括：（1）校园安全类，如食品卫生、教育设施与交通等方面的安全事宜；（2）校园管理类，如教育教学、财务、教职工与学生等方面的管理事宜；（3）教师行为类，如师德失范、学术不端和违规违纪等；（4）学生表现类，如校园欺凌、学生思想品行不端等；（5）其他类，如招生考试、维权辟谣等事件引发的舆情。整体而言，基础教育舆情的产生前提是在师生生命健康、财产或名誉权等受到侵害或遭遇潜在侵害可能的情况下，由于缺乏足以平息矛盾的处理，致使事件影响不断扩大，最终主动或被动地曝光于公众的视野。

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价值观成形的关键期，在这一特殊时段发生的校园事件，必然受到学生家长、社会公众与相关部门的重点关注，引发积极共情。因此，相较于高校网络舆情，中小学网络舆情先天带有更高的“流量”与“热度”，更能激起公众的负面情绪，防止恶性校园事件就成为阻断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釜底抽薪”之策，但有时却“防不胜防”。

2.舆情发展的空间：监管盲区

“防不胜防”的校园事件，需要管理端的有效治理和积极应对作为纵深空间，然而出于种种限制，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存在于监管的盲区之中。

一是基础教育管理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时缺乏经验。受限于人力、财力，多数地区的基础教育管理部门并未配备充分、有效的大数据舆情监测系统；即便有，也会因缺乏应对技巧和人才无法及时处理舆情预警而任由其蔓延。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要强化数字素养，积极配备相应技术和设施；另一方面，还要积极下放资源，强化服务意识，使管理端和办学端在舆情应对上形成共同体，而非“管办分离”的二分体。

二是基础教育办学端在应对网络舆情上存在结构性困局。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但无论治理方式还是表现形态，相较时代前沿往往略显保守，这被称为“教育的惰性”（inertia of education） [3]。因此，面对智能互联时代飞速发展的网络舆情，甚至“网课爆破”，既有的教育治理体系和手段都缺乏灵活应对能力，因此产生了结构性困局导致的次生舆情。

3.舆情形成的内驱：公平正义

在基础教育网络舆情中，推动公众深度参与其中的自我效能是“公平正义”。追求公正是一种质朴的情感，也是一种潜意识的价值选择。对他人公正合理诉求的支持，不仅是社会舆论的稳定器，也悄然维护了自身利益。但是，网络舆情有以下特殊性。

一方面，社会对教育的评价具有强大的公正内驱力。网民之所以愿意发表诸如严惩责任人、严查监管缺失乃至修改相关法条的呼吁，是因为在潜意识里相信对舆情的关注、对公共事件的建言献策有助于伸张正义、解决问题。这种积极的自我效能期待推动了舆情的形成。

另一方面，对所谓“围观改变中国”的盲目自信，则有可能促使舆情扩散和事件反转。特别是在舆情未系统纳入教育评价机制的情况下，一旦网民在言论实践中发现自己的关注并未得到重视，也无法产生实际作用后，就会感到失落，原本理性的诉求就可能被激烈的情绪取代，致使蛊惑、煽动的产生，使舆情更加容易操纵。这样，网民们对公正的追求就转为诸如“人微言轻”“缺乏公正”“定有黑幕”等负面自我效能感。长此以往，本该形成积极反馈的教育社会评价就转为恶性循环，对社会公信力造成巨大伤害。

因此，官方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往往会对公众的正义感予以肯定和回护。这是出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意认识，更是因为只有在认可、顺应公众情感与价值内驱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化解舆情。

4.舆情存续的场域：社交媒体

进入智能互联时代，网络舆情发展的最大特征是以社交媒体为存续场域，传统“媒体应对”策略可能失效。以微博、微信、抖音，以及B站、知乎、贴吧等平台共同构成的“社交媒体矩阵”，是网络舆情持续发酵的主要场所。传统媒体于社交媒体平台建号运营，意味着其构建的主流舆论场已经内嵌于社交网络之中。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本质上是对智能互联时代舆情“社交”属性的顺势而为。

社交媒体不是信息的简单载体，而是舆情主体之间传递、交流意见，表达情绪和态度的场域。它综合性强、交互性广、信息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一旦溢出算法监控，就很可能使舆情变得无法把控，需要大量人工（如删帖、评论等）加以干预 [4]。而就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而言，这也是种倒逼机制：一方面，作为舆情存续场域的社交媒体变为教育评价场域，“评”就不再拘泥于家长会、座谈会、研讨会等传统模式。在分析软件的加持下，舆情线上收集、梳理与分析的难度大大降低，所获结果也更广泛、清晰、有代表性。另一方面，网络舆情传播的“匿名性”与“低成本”等特点，也为散播谣言与恶意提供了便利，使评价的真实性备受质疑，更加考验评价机制的分辨与处理能力。总之，网络舆情应有效纳入教育评价体系之中，而不应该“一棒子打死”——这是惧怕民意与“懒政”的表现。

二、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传播与影响

把网络舆情作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必要元素，并以社会评价的角度来看待，可以认为舆情本身的传播是“评”之过程，而带来的社会影响则是其结果。舆情应对不是简单地消除舆情，而是从舆情传播的走向中把控其影响，不但淡化关注，还能因势利导，反败为胜。这需要深入了解智能互联时代的基础教育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全面理解和把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评价主体。

1.传播范围：由点及面的全方位扩散

在传统媒体时代，通过“刺杀信使”来阻塞负面消息的粗暴做法是常态。然而在智能互联时代，带有超强影响力的“信使”频繁出现，“刺杀信使”的做法逐渐失灵。究其质而言，“刺杀信使”只能摆平表面危机，并不能解决管办两端真实存在的深层问题；由社交媒体带来的“人人都能评、人人都愿评”的网络传播新形态，甚至流量可操控、算法可介入的评价端新局面，可能让舆情瞬间超出传统教育治理区域所能把控的范围，而成为全方位的扩散。

以某学校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为例。起初，“某学校给学生吃过期、发霉变质、有添加剂的食品”的消息在微博曝光。此后一天内，该消息经转发后迅速发酵，从地方新闻上升为全国热点，其中“学校食堂操作间脏乱不堪”“维权家长与警方起冲突”等消息更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其实，“食品安全”是较为常见且较易应对的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类型，此次事件热度不降反升，固然受反转和冲突等猎奇因素的影响，根源却在于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在舆情形成初期，大量主流媒体报道与自媒体资讯相继刷屏，主流与民间两大舆论场产生了密切互动。

2.传播特点：纵向发展与裂变式传播

在传播特点上，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发酵出现了“纵向发展”与“裂变式”两种特征，使得处置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大幅提升。“纵向发展”指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内涵与意义不断加深，除了传统校园安全与管理类舆情外，涉及教学制度、方式、理念，以及师生身心健康和权益的舆情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如某地“小学生佩戴头环上课监控走神”舆情中，网友关注的焦点在于此举是否与科学、伦理与法理相悖，展现出了对学生的同情与对课堂教学技术“改革”的担忧。

“裂变式”传播不仅表示传播速度快，更意指其发展方向的不确定和形式变化的不可预知。一方面，社交媒体介入之后的网络空间，由于传播的圈子化、群落化等特性，信息传播的速度容易被迅速放大直至爆发式增长[5]； 另一方面，民意在社交网络中的表达更加非理性，诸如“帮弱不帮强、讲情不讲理、喜轻厌重、次者为主”等网络民意，会让舆情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发生误读与曲解，导致舆情风向反复转变、舆情双方攻守多次易势 [6]。

3.双重影响：助推维权或情绪宣泄

基础教育网络舆情可能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中小学校园生活经验为社会公众普遍共有，校园事件因此也更容易激起共情、引发关注，很大程度上成为倒逼基础教育教学管办双方协商治理的正面缘由。网络舆情的应对处置与事件中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保护一旦实现同频同步，教育评价体系就能发挥出积极反馈效果，成为培养网络社会公民意识的手段。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技术赋权给予普通人参与式关注的能力和途径，其表达观点、建言献策使公众的热情、积极性和创造力得以施展，使民意与教育治理相结合，既为受欺凌者赢回了权益与正义，也让施暴者付出了代价，还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校园暴力乃至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专业问题的深入探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对日常政治的改造，也彰显出来自社交媒体“评”端对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智能互联时代的网络并不总以赋权的形态形成参与式讨论，也会出现诸如过度宣泄情绪、传播谣言、恶意煽动民意等负面问题，给应对舆情平添巨大困难。“因为既没有权威人士把关，许多用户又是匿名发言，互联网成为导演各种假新闻的理想平台”，此之谓“后真相”（post-truth）时代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