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委欺凌的形成与防治

摘要 班委欺凌具体表现为“角色的设定模式引发的权力失衡、信息的沟通机制引发的交流阻塞、近邻效应引发的信任失衡”三种形式。班委欺凌行为的产生与班主任对学生的误读、班委权力过大和学生之间竞争的不公平等因素有关。因此，要通过职前与职后培训的方式扭转班主任的学生观，采用选举公平与分权的方式减弱班委的权力，采用竞争透明化、标准具体化的方式实现矛盾转化，防止班级欺凌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班委欺凌  权力失衡  权力滥用

格式引用 靳泽宇，周福盛，张  冲.班委欺凌的形成与防治[J].教学与管理，2022（16）：40-44.

目前，有关校园欺凌的研究多数只是从宏观上分析校园欺凌现象涉及的群体、产生的原因与应对策略，没有深入到班级视域分析班级欺凌的运行机制。实际上，班级是学生相处时间最长的场所，也是容易发生竞争冲突的场所。有学者专门对校园欺凌发生的地点进行统计，发现有三分之二的欺凌地点在学校内部，其中发生在学校教室或其他校内场所的占20.6%[1]。在班级内部，人们源于刻板印象认为班委都是品学兼优、道德高尚的个体，成为欺凌者的往往都是班级内学习成绩差、“调皮捣蛋”的学生。实际上，一般来说，班委相比于普通学生竞争意识更强，并且在班级内部的权力也更大，某种意义上看也更容易发生欺凌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从班级视域出发，分析班委与普通学生之间欺凌行为的运行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

一、班委欺凌行为的表现

班委欺凌是一个主体选择与班级结构制约的二重化过程，既受到宏观班级制度因素的约束，也是主体自觉的“合理化”选择与“反思性”调节的结果。通常情况下，班主任通过“划定职位、分工协作”实现班级内部的“结构化”管理。这种管理方式虽然能弥补班主任独自管理班级的“劣势”——精力、能力的限制，但也会单方面增加班委的权力，导致学生之间的权力失衡。对此，有学者对宜昌市多个县市区开展了“中小学班干部制度调查”，64.33%的人认为班干部制度“滋长班干部的权力意识导致班干部与普通学生间不平等”[2]。欺凌行为产生的前提是权力失衡，是主体自觉的“合理化”选择与“反思性”调节的结果。当前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反映到班级管理中，当角色地位或利益受到冲击时，班委往往通过整合从制度中获得的“权威性资源”来夺取“配置性资源”，获得竞争的“胜利”。因此，班委欺凌是班委选择与班级制度的二重化过程，具体表现为“角色的设定模式引发的权力失衡”“信息的沟通机制引发的交流阻塞”和“近邻效应引发的信任失衡”三种形式。

1.角色设定模式引发的权力失衡

班委是协助班主任管理班级的成员，其设定可以使班级管理变得“结构化”，用以弥补班主任个人管理的不足，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正确认定自身的工作性质——“服务性质”，而非“领导性质”。但受校内外非正常竞争思潮的影响，班委往往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追逐事项、工作本身的外部价值，将教育视为一种“追逐利益的工具”。在现实层面，“一个仅有四十多名学生的班级里，竟有35名班干部。“官”如此之多，班主任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班上大多数同学热心当班干部，一些学生为了当上班干部，或以许诺不安排同学卫生值日相诱惑，或对同学施以小恩小惠，或请同学进饭店吃饭，甚至还送礼物和钱[3]。非正常化的竞争换来的可能是“当权”后的“权力滥用”。比如：班委具有“支配权”，在班级内部组织活动时，往往侧重于满足自己以及其“追随者”的利益，对于自身利益的“侵犯者”或者“反抗者”予以权力上的“制裁”。这些权力的滥用行为势必会增加班委与“侵犯者”、“反抗者”之间的矛盾，对“侵犯者”、“反抗者”造成心理上的凌辱。

2.信息沟通机制引发的交流阻塞行为

信息沟通是指“信源”通过“信道”将信息传递给“信宿”的过程。当信息通过“信道”有效地传递给“信宿”并被接收者接受并理解时，信息的沟通过程才能顺利完成。在班级内部，班主任与普通学生既有可能承担“信源”的工作，也有可能承担“信宿”的工作，而班委通常承担“信道”的工作，即班主任通过班委通知紧急事件，普通学生通过班委向班主任反映情况。在这一过程中，班委无疑成为确保信息沟通有效性的主要角色。当班干部与普通学生之间出现对抗性的竞争时，班委可能会通过信息隐瞒的方式为自己抢占先机，比如班委不及时传达班主任的意图，或者通过“含糊”的“口吻”表达班主任的意图;班委因为个人成见，向班主任转达“个人阉割后”的普通学生意图。这些人为的不真实的负面因素都有可能阻塞班主任与普通学生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造成教师对普通学生评价的“失真”，进而从心理层面凌辱普通学生。

3.近邻效应引发的信任失衡行为

近邻效应本来是物理学领域的定理，后引入心理学领域更名为“邻里效应”，是指交往次数以及见面次数与关系密切度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交往次数与见面次数越多关系越亲密。在班级内部，班委因为自身工作的缘由，与班主任之间的交流比较频繁。当班集体内部出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声音”时，班主任往往更愿意相信班委对事件的“说辞”与看法，甚至直接相信班委的“说辞”。与此相比，普通同学可能在对抗性竞争引发的矛盾中处于“失语”状态，或是向班主任反映问题时遭到质疑，或是直接放弃反映问题的权利。无论是哪一种状态都会影响教师在普通同学心中的形象，引发普通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基于此，班委对普通学生的欺凌具体表现为“角色的设定模式引发的权力失衡”“信息的沟通机制引发的交流阻塞”和“近邻效应引发的信任失衡”三个方面。因此，剖析班委制度选拔机制、班主任与学生之间威权转化过程以及班委滥用权力的过程，就成为分析班委欺凌行为的关键环节。

二、班委欺凌行为的形成

班委欺凌是指班级内部学生在相互竞争中由于资源与权力的不对等性而引发的凌辱行为。作为一种过程“考察”，班委欺凌本身代表着一种行动机制。在班委欺凌形成的过程中，制度、资源与行动者（班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班委欺凌的初期，作为班委制度“执行者”的教师由于对学生发展过程的误解，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监控规则。尔后，在班委欺凌中期，教师在执行班委选举活动时产生了“任人唯信”的做法。这一过程使班委获得了“权威性资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班委的“权威性资源”逐渐累积。前两个过程只为班委欺凌行为提供了一种制度性基础，初步造成了班级内部成员权力与资源的失衡，而班委欺凌后期，由竞争引发的对抗性矛盾激发了学生间的“斗争”欲望，班委会利用“权威性资源”的优势，并通过滥用职权的方式实施欺凌行为。基于此，本文以制度、资源与行动者为标准将班委欺凌划分为三个时期，并以此来呈现班委欺凌过程的全貌。

1.班委欺凌前期：班主任“误读”学生观引发的“监控规则”

班主任是班集体的组织者，“他对一个班的学生工作全面负责，组织学生的活动，协调各方面对学生的要求，对一个班集体的发展起到主导性的作用”[4]。只有班主任全面掌握班级内部的情况，才能及时地发现问题、协调问题、解决问题。而掌握班级情况有以下三种方式：班主任与学生时时刻刻相处，通过观察与对话掌握信息;学生对班主任绝对信任，每个学生出现问题都可以直接向老师反馈;在班级内部，选择“可信赖”的同学负责反映情况。但由于对学生定位不清，加之时间与精力的限制，班主任往往倾向于认定第一种渠道与第二种渠道是无效的，退而求其次采用第三种渠道解决问题。理论上，我们往往从内在的观点看待儿童期，认为学生的“未成熟性”是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其成长是在与家长、班主任等社会角色交往的过程中自主生成的。但在现实境域内，“我们往往把未成熟状态只是当做缺乏，把生长当做填补未成熟的人和成熟的人之间的空缺的东西，这种观点是用比较的观点看待儿童期，而不是用内在的观点看待儿童期”[5]。

通过比较的观点看待儿童期，班主任往往认为儿童是不成熟、极易出现问题的个体，只有对学生进行“全面监控”，才能避免发生问题。从教育实践出发，班主任监控班级的方式往往有参与式监控、非参与式监控两种。参与式监控是指班主任全天与学生进行接触，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掌握学生信息，获取一手资料。但是除从事班级管理的任务之外，班主任还有教学、完成学校的日常事务、教育子女等多方面的任务，没有精力对学生实施全面监控。因此，完全依赖于参与式监控对班级进行监控的方式显然行不通，班主任必须通过非参与式监控的方式加强班级的“可监控性”。班主任的非参与式监控是指班主任不直接参与监控的全过程，通过设备以及班级内部其他可信任同学获得学生信息，从而达到监控的目的。通过设备（比如摄像头）获取学生信息的方式短期内可以发挥作用，但是一旦学生发现监控设备，便会在监控设备面前主动规避违背道德的行为，造成监控设备的失效。基于此，通过信任的同学反映信息的方式无疑成为班主任全面掌握学生信息“最好的方式”。

2.班委欺凌中期：班委获得“权威性资源”引发“权力失衡”

在教育学领域内，选拔信任同学的过程通常被称为班委制度。班委制度是指在学校的制度化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旨在通过选拔的方式筛选出值得班主任信任的群体的一系列规则，其目的是减轻班主任的管理负担，帮助班主任全面了解班级内成员的信息。班委在班集体内部可以代行班主任的管理权力，其本质上扮演着维护班集体内部公平、协调班内成员各方面的利益的角色。基于此，班委群体理应通过班级内部成员公平选举而产生，其结构也应反映班级内学生群体的构成层次。但是在现实层面，班级中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往往很难成为班委，班级中的“捣蛋分子”也很难成为班委。在班级系统内，成为班委的要么就是班主任认为成绩好、踏实稳重、办事认真、负责任的学生，要么就是拥有“群众基础”的同学[6]。结合具体班委选举的实践分析，在形成新的班集体以后，班主任会立即组织班级内部成员进行班委的选举活动，而此时同学与同学之间并不是很了解，学生的选拔标准与班主任的选拔标准趋同，于是，班主任便获得了选举班委的主动权。此时，班委的选举活动便从班级内部成员的公平选举异化为一种“迎合”班主任意志的选举。

在班委选举结束后，班委由普通同学变为班级管理人员，随之也具有超越一般群体的优先性。“一是自由出入办公室。班干部自由出入办公室，使他们成为与班主任友善关系的捷足先登者，同时形成与在办公室受罚学生的鲜明对比。二是优先聆听权。班干部最先得到班级事务的信息，掌握信息使他们在同学面前多了一份优越，进而又巩固了他们在班级中的高位占有。三是无形的原谅与宽容。这种原谅和宽容无形中增加了班干部在班级中的影响力，也维持了自身身份的合法性。”[7]四是优先的话语权。在阐明班级情况时，班委无疑具有优先话语权。这既和班委的职责有关，也和班委与班主任之间的关系有关。班委经常出入办公室，经常帮助班主任处理工作，其与班主任之间的关系优于普通同学，且相较于普通同学更具有优先的话语权。基于此，相较于普通同学，班委获得了学生身份之外的“权威性资源”（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是一个核心概念。在其视域内，结构包含资源与规则两个组成部分。资源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是指在权力实施中的非物质资源。在教育学视域内，权威性资源包括权威、话语权等）。“权威性资源”的获得意味着班委与普通学生之间地位的失衡，也意味着两者之间权力的失衡。

3.班委欺凌后期：班委调动“权威性资源”引发“权力滥用”

权力失衡并不一定产生权力压制，而只为班委欺凌提供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需要被竞争产生的矛盾激发才能转变为现实的欺凌行为。在尚未出现竞争环境之前，班级内部往往呈现“各司其职”的和谐状态。班委正常地从事班级内部的管理工作，正常地完成每天的学习任务，正常地与班级内部学生进行交流。班级内的普通学生每天正常地听课，正常地进行课外活动，正常地与班委、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当班委的某种权力受到威胁，或者出现明显的竞争环境以后，班级内部的和谐就会被打破，班委与班级成员会出现较量的行为，甚至出现对抗的行为。竞争行为本身代表了一种矛盾，即个体间、个体与群体间、群体与群体间都想获得某一资源（诸如称号、加分奖励等）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矛盾与抗争总是相伴而生，“矛盾与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8]。在班级视域内，竞争带来的矛盾也存在公开对抗性与非公开对抗性两种形态。竞争带来的非公开对抗性矛盾主要是指竞争的双方或几方有明显的力量差距，竞争结果明晰。这种竞争往往不会产生对抗，因为当结果显而易见时，对抗也就失去了意义。竞争带来的公开对抗性矛盾主要是双方或几方之间差距不明显，竞争的结果也不明晰，并且可以通过改变某些事物便可以扭转结果的矛盾。当竞争者之间产生公开对抗性矛盾时，对抗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