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体育服务的困境及其纾解

摘      要

课后体育服务是促进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培养青少年儿童体育兴趣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当前课后体育服务存在资金保障、福利保障、责任机制、教师资源和家长焦虑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双减”政策落地和课后体育服务的实施效果。研究建议：探索多渠道资金供应，确保资金支持;完善以评促教的教师评价体系，落实教师工作量;完善体育风险及事故的规避和解决机制，减少后顾之忧;尝试多元主体供应，解决主体资源供应不足;构建科学的学生成长评价体系，缓解家长焦虑。

关 键 词 ”双减“  课后体育服务  义务教育阶段  全面发展  课后服务

引用格式 贾龙坤.“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体育服务的困境及其纾解[J].教学与管理，2022（28）：18-22.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减负政策，但学生负担却出现了不减反增、越减越增的现象。根据调查显示，大部分学校存在随意增减课时、提前讲授新课、集体补课等现象。家长一面抱怨孩子负担太重，一面又送孩子进各种课外辅导班。由于过长的学习时间和过重的课业负担，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报告显示，每5个孩子中就有 1个有抑郁倾向。67%的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1]。中小学近视检出率为 53.6% [2]。2019 年全国6～22 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仅为 23.8%[3]。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20多年来一直呈现连续下降状态，直至近年来才出现低位上升现象。其中，33%儿童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风险，“小胖墩、小眼睛、小糖人”等情况突出[4]。基于以上情况，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双减”政策出台为学校教育活动释放了有效的时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双减”之后学生应该利用“减”下来的时间做什么？这是义务教育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科技类、体育类、艺术类、文化类成为“双减”下课后服务的几个重要的选择。就体育方面而言，现行的学校课后体育服务体系应该怎样更好地适应“双减”政策，怎样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助力于青少年健康而全面的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旨在研究：在“双减”政策下，在课后延时服务时间段内，怎样合理地改善现有课后体育服务模式来促进“双减”政策的落实，从而助力于青少年健康而全面的发展。

一、“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体育服务的困境

1.支持主体不足致资金无法保障

早在“双减”政策落地以前，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就对课后服务的开展做了专门的政策规定。由于义务教育地方主责的原则，就课后服务的供给方式而言上述两个文件均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反映了政策的灵活性，各地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和对政策的理解，探索不同的支持方式。目前，课后体育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政府全部补贴，如广东深圳市坚持政府主导财政补贴，每生每年1000元;第二种为政府补贴家长购买;第三种为全部家长承担。全国共有二十个省份学校课后服务的改革与发展是允许收费的，包括湖北、广西、广东等;其余省份以政府补贴为主，如天津、上海、北京等。我国课后服务方面的资金多来源于政府补贴，对具体的经费筹集措施并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在明确责任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确定经费筹集渠道，推动经费保障机制的完善，为课后体育服务的开展提供经费保障。

2.教师工作量难以落实

教师的工作量之所以难落实，是因为教师在学校中不仅从事教学工作，还从事一些非教学性工作，这就导致教师的工作任务类型多、范围广、难度大。早在1990年颁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就指出，“体育教师组织课间操（早操）、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训练、体育竞赛应当计算工作量”[5]。但是在实践层面却差强人意。调查研究显示，教师工作日在校工作时长平均为9.76小时、周末工作时长平均为3.65小时，每周工作总时长为56.8小时。这个工作时间明显超出我国劳动法中所规定的每日工作不超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44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6]。不合理的负担和难以落实的工作量，给中小学教师的身心健康、工作满意度以及育人情怀都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课后服务的开展仅依靠教师的自觉性是难以为继的，这不但不利于课后服务活动的有效开展，还可能对教师的育人情怀造成一定的损伤，甚至会影响教师的日常授课质量。随着“双减”工作的进一步落实，教师的工作量不合理的特征会更加显著。因此应减轻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督察检查评比考核、无关培训等），以减负增效促进教师工作量的落实。

3.体育教学事故缺乏规避和解决机制

课后服务活动过程中，教师行为的执行效果受到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及环境因素四个因素的制约[7]：所谓理想化的政策即合理、健全的政策，对课后体育服务的开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课后服务的发展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但国家政策的出台以及地方政府的推进落实则大都集中在最近十年。部分政策目前还相对不健全;就执行机关而言，大部分中小学并没有建立合理的体育安全保障体系，对突发的体育教学事故并没有事故紧急处理小组和处理预案来进行紧急干预;学校对于目标群体的了解不够细致，学生自身的身体素质、先天性疾病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环境因素是指学生在体育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活动设施、场地器材和非人为控制的自然因素等。就课后体育服务而言，学生在从事课后体育活动中难免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和紧急事故。由于对以上因素的认识不足，使得活动中的运动风险没有一个清晰的责任主体、组织者对于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体育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因为害怕事故发生而减少练习或干脆取消某些活动项目的现象频发，这就导致课后体育服务的开展存在走形式、走过场，效果不乐观等情况。因此，应建立健全政策保障体系、提高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使教师能够无顾忌地开展课后体育服务活动。

4.教学资源“量”的不足与“质”的欠缺

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08万所。招生3440.19万人，在校生1.56亿人[8]。但是，在“十三五”期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人数由50.2万人增加到59.5万人，每年新增体育教师约两万人[9]。由此可知到2020年为止，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1∶262。与英国的1：8，芬兰、丹麦和挪威的1∶10～1∶20，以及澳大利亚的1∶11相距甚远[10]。加之自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以来，幼儿出生率显著增长。预计2022-2024年将迎来小学入学高峰期[11]，这给本就失衡的师资比例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中小学体育教师不仅存在“量”上的短缺，也存在“质”上的不足，根据调查研究显示，乡村小学体育教师35%未取得教师资格证，12%任教学科与教师资格证不相符;初中体育教师15%未取得教师资格证，6%任教学科与教师资格证不相符;高中体育教师8%未取得教师资格证，2%任教学科与教师资格证不相符[12]。在此背景下，课后体育服务的开展对于原本就短缺的教师资源犹如雪上加霜，不仅加剧了教师日常工作的压力，失衡的师生比也不利于高质量课后体育服务的有效开展。除教师资源外，由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政府对体育教学资源进行分配时难免有所侧重，造成了各学校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影响学生体育学习和锻炼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等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部分地区的学校领导存在着严重的重视文化课，而轻视体育课的现象，进而影响了学校体育场馆和体育器材等设施的投入，仅30.4%的学校拥有室内体育场地，56.4%的学校只拥有室外体育场地[13]。

5.学生评价观念的异化导致家长焦虑

从“双减”政策颁布以前的“择校热”“学区房”到“双减”政策实施以后的“高端家政”“游动型小作坊培训”等都从侧面反映出家长的教育焦虑。引起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原因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现有教育评价的确定性和当前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性。当前教育评价的确定性，致使学生家长难以在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教育目标上取得平衡、难以缓解发展的长期目标和学习这一短期目标之间的认知冲突[14]。一方面，从家长对于孩子教育投入的多样化可以看出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个性化成长。另一方面当前的教育“张口闭口谈分数”、“入学难”和“升学难”等现象给家长带来无形的压力。由于评价的确定性，使得体育、美育等科目不得不给所谓的“主科”让路，从而导致校内体育、美育等课程实施不利和学生的片面发展。此外，校外培训机构疯狂扩张，不乏有优质教育资源，反观校内教学资源却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应试”导向下学校教育很难满足家长的教育需求，“不可多得”的校外培训又在肆意宣传，使得家长不得不寻求校外辅导机构的帮助，这必然导致家长和孩子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主要表现在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心理负担主要表现在家长抉择的两难性，家长既希望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又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经济负担主要是指校外培训高昂的收费和加重的生活负担。最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和阶级流动日益困难的冲突，也是家长焦虑来源的原因之一。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对高等教育的执念，数据调查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95.7%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本科以上的学历，只有31.4%的家长能接受自己的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去职业学校进行学习[15]。

二、“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体育服务困境的纾解路径

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人们关注的热点普遍集中于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冲击上，但“双减”政策能否真正地落地见效，关键还要看学校如何积极作为，能否承担起学校教育应有的使命，满足家长和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扛起“减负增效”的改革重任，将以学校为中心的育人主阵地做大做强，吸引学生主动回归校园。基于以上问题，课后体育服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适当调整。

1.探索多渠道资金供应

要使课后体育服务规范化、常态化，教育部门要对课后体育服务的人、财、物力的投入给予支持，同时也应探索多渠道资金供应方式。一方面，课后体育服务作为准公共服务应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各地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来推进课后体育服务的实施。另一方面，课后体育服务虽然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活动的一部分，但它是一项强调学生自主自愿参与的服务活动，因此并不满足义务教育强制性、免费性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让参与课后体育服务学生的家长承担一定的费用具有合理性，并不属于乱收费行为。因此，应该探索政府供应为主体、享受服务者适当分担和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的多途径供应方式。具体措施如下：①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专向基金，用于保障课后体育服务的实施。②也可以适当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来作为教师补贴和器材损耗用费。③打破校园界限，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合理利用公共场馆和社会志愿人员。④健全社会捐赠的税收制度，激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课后体育服务活动之中。⑤应加强校友会的建设，建全校友捐赠措施，完善校友捐赠制度。⑥借助网络平台对课后体育活动进行风采展示，以网络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募集周转资金。这样，既可以通过网络展示调动学生参与课后体育活动的热情，也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网络了解课后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的活动情况。

2.完善以评促教的教师评价体系

教师工作量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是教师的工作时长和工作难度：就工作时长而言，我国教师每周的工作时间总数为56.8小时，超过劳动法所规定的44小时，也远超2018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所显示的平均值38.3小时;工作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很多非教学性质的任务，根据TALIS统计显示教师每周工作时间平均为38.3小时，教学时间为20.3小时占比53%，可见教师的大半时间都在用来从事非教学活动。教师不合理的工作时长和工作难度已经给教师造成了诸多压力，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公益性又决定了它并不能够给校内从事课后体育服务的教师一笔满意的劳动回报，而且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占用了教师大量的私人休息时间、照顾自己家庭和看护子女的时间。并且大部分相对落后地区师资不足，校内体育教师身兼数职，每日工作量较大。由于上述原因，以至于很多教师不愿意承担课后体育服务的任务。因此，应完善以教促评的评价体系，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具体措施如下：①建议政府部门应出台更明确的“课后体育服务计入体育教师工作量及报酬”的量化指标，为课后体育服务正常化开展提供政策保障。②应加强对课后体育服务的管理，对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教师其工作量应参照承担教学课时任务的标准予以认定，并且享受优先评优评先、晋升晋级的待遇。③将课后体育服务纳入教育督导范围，严格督导落实，避免出现变相劝退学生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现象。④对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教师进行定期的在职培训，充分调动教师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积极性，让教师对这份工作始终保持热情。⑤改善基础教育人力资源配比，以合理增加教师数量降低师生比例，以招聘专职教辅和行政管理人员减少教师的额外工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