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特征与响应策略
作者简介
李梦卿（1969- ），男，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管理，比较职业教育（天津，300350）；王志（1999-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科研助理，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战略下的教师行动学习培训模式研究”（DJA190335），主持人：李新发
摘 要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技术手段，可以推进数字教育理念变革，提高职业教育学生数字信息素养；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提升职业教育学生的关键能力；深化数字教育内涵发展，培育职业教育数字工匠人才。面对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全新要求以及产业结构变革下人才结构的调整需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与态势，彰显出创新性、生态性、适应性等特征。数字技术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策略为：以优化数字要素配置为主线，构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闭环培养生态系统；以数字资源集聚驱动产教深度融合为依托，健全智能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以统筹推进数字化新基建为牵引，打造政校行企人才培养共同体。
关键词 数字技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信息素养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08-0022-06
当前，作为当代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技术领域之一，数字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如何紧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培养高水平数字人才，加快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一、数字技术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
（一）推进数字教育理念变革，提高职业教育学生数字信息素养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科学，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驱动教育理念深刻变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理念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1]。《规划》同样提出要推动数字化理念深入人心。数字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为：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技术技能人才高质量发展，全方位重构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新生态，系统性重塑人才培育新范式，利用数字资源集聚规模优势推动个性化、定制式、开放化学习，将数字技术的静态势能转化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强大动能。在系统推进数字教育理念全方位变革的时代话语体系中加快提升人才的信息素养。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推动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使之具备良好的信息思维，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学习、生活中问题的能力成为必备的基本素质。美国信息产业协会（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于1974年首次提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这一概念。他认为信息素养是通过训练，掌握信息工具，获取相关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2020年，教育部印发《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提出要“提升信息化专业思维与职业能力，承担信息社会责任，成为知识建构者、计算思维者、创意沟通者、创新设计者、全球合作者和数字公民，进而成为信息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培养过程新形式，以打造人机融合的人才培养新形态、推动职业教育学生数字信息素养不断提高。
（二）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提升职业教育学生的关键能力
2022年9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二十国集团（G20）教育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共同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执行力，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推动教育生态、学校形态、教学方式变革，合力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所有开放的系统都将受到外部环境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共建共享数字教育资源已成为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的重要依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须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基本任务，致力于打造“互联网+”优质数字资源平台建设，加快数字资源的整合与开发，确保专业课程资源、教学资源、图书资源等优质高校数字教育资源的全覆盖[3]。随着以大数据、5G、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能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加快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发展，构建数据资源共享平台，以职业教育数字化新基建壮大人才培养新动能，服务人才涵养新需求，有助于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关键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德国社会教育学家迪特尔·梅滕斯（Dieter Mertens）从人才对职业的适应性角度提出了关键能力的概念，即指那些与特定专业技能不直接相关的知识、能力和技能，是在各种不同场合和职责情况下做出判断选择的能力，是能胜任人生中不可预见的各种变化的能力[4]。《规划》提出要强化数字化能力建设。数字技术时代语境下职业教育人才身份样态不仅存在于单一虚拟的网络时空，更是多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会出现多重未知挑战。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交往是主体间有意义的互动，这种交往行动是基于共同理解的方式、共享的规范和习俗而做出的选择，允许交往双方通过反思、质疑、讨论，修正引导人们日常交往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和规范[5]。在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程中，亟需充分调动管理者、教师和学生这三个交往主体的积极性，构建三维主体协同互动数字资源共享平台，利用教学科研等结构化数据和网页、视频、数字等非结构化数据实现更广范围的互动参与。通过多元异质信息分享进行彼此探讨和质疑，辅之以必要的引导赋能三者良性互动，形成多方联动、互联互通、多元融合的数字化立体教育教学新样态，为夯实职业教育学生职业关键能力筑牢根基。
（三）深化数字教育内涵发展，培育职业教育数字工匠人才
2022年8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强调，要加强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和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全时域的精准供给，亟需系统化、全方位推进数字教育内涵变革，利用虚拟仿真工厂、VR体验实训项目等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挖数字智能技术发展潜力，通过使用智能数据搜索引擎精准对接人才培养新诉求，加快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大幅提高学生科学合理高效使用数字资源的能力，切实提升学生数字问题解决能力，以应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工作场景，聚力打造新时代高素质数字化能工巧匠、大国工匠。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完善数字技能职业教育，加强职业院校数字技能类人才培养，培养数字领域高水平大国工匠，提升数字化生产能力，完善数字技能职业教育。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强力牵引下，培养主动适应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拥有信息化意识与数字化思维，能进行智慧化学习、承担信息社会责任的数字工匠人才已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Bloom）在其教育目标分类学中提出的“高阶思维技能”的概念，数字教育属于高阶思维技能培养，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同样十分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高阶能力的概念内涵更为宽泛，涵盖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迁移、元认知、团队合作与沟通等一系列技能[6]。在数智融合的大环境下，根植于数字化工具的知识与技能学习将更有效地促进学生自适应学习能力不断提升。通过大数据的精准画像和图谱分析，更有利于职业院校学生充分了解所学专业的相关信息，实现知识和技能迁移，打造拥有数字化技术、适应数字化社会发展的高水平数字工匠人才。
二、数字技术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征
（一）顺应数字时代变革潮流，凸显创新性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7]。2023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指出，顺应数字时代潮流推进教育变革和创新，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不断丰富数字教育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融合发展，创新教育理念、方法、形态，让数字技术为教育赋能、更好服务于育人的本质。以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为表征样态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技术作为新时代信息科技正引领教育变革的大潮流、大趋势，而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强同构性的类型教育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逻辑基点。随着以数字孪生、赛博空间、数字镜像等为代表的现代大数据信息技术释放出超大体量的资源配置能量，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过渡为技术集约型运作模式，倒逼技术技能人才实现创新性发展。由于制造业加速升级优化转型出现“机器换人”现象，催生大量“无用阶级”，置身于数字化时代大环境下的职业教育需培养能适应未来信息化产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以及在复杂环境与不确定工作世界中解决疑难问题的技术技能人才。正如《规划》中提出的，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法国科学院和巴西科学院院士、脑机接口领域的学术奠基人米格尔·尼科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在其著作《脑机穿越》中提出：“一个旧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人机融合’的混合时代。”[8]人机融合是整个教学交互的基础，表现为教师和学生对媒体技术的熟悉度[9]。在数字科技推动技术技能人才由低阶入门、进阶发展再到高阶升华培养的实践理路中，其巨量的数据规模、高效的数据处理速率及类型多样的数据模式为打造人机交互、人机共融、人机共舞的创新式人才培养新样态注入了新动能。
（二）适应数字技术发展形势，塑造生态性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所致贺信中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2023年2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我们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功能强大的科技手段已然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也成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作为教育宏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涉整个教育生态要素的关键性变革，为重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可持续发展生态提供了技术支撑。
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拓展了人才培养新疆域，为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和谐稳定生态圈提供了重要保障。德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最早提出了圈层结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圈层结构理论的应用延伸到现代城市空间规划，即城市社会经济景观由内向外分为内圈层（核心区）、中圈层（边缘区）、外圈层（辐射区），并且内圈层（核心区）向外围能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10]。圈层结构理论的外延与内涵已经拓展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也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基础。循此思路，依凭“三教改革”育人要素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效益的强弱程度，由内向外依次定义为人才培养内圈层（核心区）、人才培养中圈层（边缘区）和人才培养外圈层（辐射区）三个圈层。结合人才蕴含的培养主体、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三大核心要点，搭建“核心主体—边缘主体—辐射主体”波浪式递进的人才培养主体圈层，建构“核心课程—边缘课程—辐射课程”螺旋式上升的人才培养课程圈层，形塑“核心课堂—边缘课堂—辐射课堂”梯度式渐进的人才培养课堂圈层，最终塑造人才培养主体圈层、课程圈层、课堂圈层“一体两课”之职业教育协同耦合育人新范式。在数字技术的强力加持下，有利于减小各分圈层之间的差距，形成莫比乌斯环育人效应，促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圈层的系统建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