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学理诠释、效用分析与实践路径

摘 要 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密切的类型教育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观点虽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仍缺乏理论层面的严密论证和细致分析。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公平地积累人力资本，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力资本理论的演化历程，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异质性、外溢性、多维性特征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差异性、全民性、全面性三层需求。在助推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中，职业教育应以高度的适应性主动变革，传导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以普惠型职业教育促使社会阶层流动；释放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用，以终身化职业教育促进技能型社会建设；激活人力资本的文化效用，以全人型职业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关键词 职业教育；共同富裕；人力资本理论；普惠型职业教育；终身型职业教育；全人型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16-0036-08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1]。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优质均衡发展的高质量现代化教育体系无疑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推动力。在所有教育类型中，职业教育横跨“技术域”“社会域”与“教育域”，既拥有普通教育不具备的多元化学校体系和灵活化的办学模式，又与产业环境、劳动力市场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能有效促进个体收入增长和社会财富积累，在助力共同富裕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议题已被学界广泛关注并形成了大量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成果或仅从“职业教育”出发，阐述或测量职业教育不同层次（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残疾人职业教育等）与不同要素（教学、专业、课程、培训等）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或仅从“共同富裕”的概念及需求出发，倒推职业教育与之的契合度，以此为逻辑展开说理和论证。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尚未找到一个全面而清晰的理论框架将职业教育固有的教育规律和共同富裕内含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文化属性真正融合在一起，未对两者之间的内核联系、作用机理以及实践路径进行统一而有力的解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往往不能及时兑现但却意义深远。在教育经济学领域，教育的这一独特发展规律被加上了人力资本的注脚，正因为教育育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人力资本这一重要中介，才使得教育投资有着明显的滞后性和长期性。不同于物质资本的硬投入，人力资本投资只能靠教育层面的软投入，其产出效果和教育类型、学校制度、人才培养规格、教学流程及教学方法等各教育因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一环节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个体或群体积累人力资本的效果不同。对此议题，深耕在教育经济学的几代经济学家做了大量深入而细致的研究[2]，人力资本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下，我国就业人口中技能人才占比不到30%，高技能人才更是稀缺，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空间和效能还有极大提升空间[3]。从人力资本理论开启的叙事框架出发，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实质指向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公平地积累人力资本，“提低扩中”缩小贫富差距[4]，巩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在“橄榄型社会”中创造财富的重要地位[5]。

因此，回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力资本理论伴随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不断自我演进的发展脉络，在“教育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中明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下我国迈向共同富裕的人力资本需求，找准不同形态、不同层次职业教育身处其中的定位和作用，才能最终回应“职业教育如何助推共同富裕”这一时代命题。

一、学理诠释：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三个层次

（一）异质性—外溢性—多维性：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脉络

人力资本理论自19世纪中叶开始萌芽，历经60多年的不断完善，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学者们受其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研究重心不断转变和深入，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人力资本理论时期，学者们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的异质性。19世纪60年代初，人力资本理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其开创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是人们通过教育或培训所形成的、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与能力”[6]。舒尔茨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力同质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本有数量与质量之分，即使每个劳动者接受同样的教育与训练，他们的工作能力、技艺水平和熟练程度也具有差别性[7]。正是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导致了不同个体生产效率的巨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飞速增长之谜。在舒尔茨观点的基础上，另一位早期人力资本理论界的代表性人物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进一步考察了教育培训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联。他将教育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专业培训”，分别对应了一般性人力资本与专业性人力资本，前者指劳动者通过培训获得的技能在所有岗位中都可以使用，后者指劳动者通过培训获得的技能只能在所培训的企业中使用[8]。

第二阶段，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时期，学者们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的外溢性。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两大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卢卡斯对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最主要贡献在于其指出人力资本拥有外部溢出效应，即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使个体获得技能与知识，更能够通过合作带动他人提升生产效率，进而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产生正向影响[9]。罗默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于人力资本，指出技术进步依赖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因此是人力资本而非人口支撑了经济的长期增长[10]。在罗默看来，即使技术具有部分排他属性，但个别厂商发明的新知识或技术也会为其他企业所获悉和应用，这些“外部性”知识会使整个经济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得以提高[11]。与舒尔茨、贝克尔等早期学者只关注人力资本释放在个体自身的内部效应不同，卢卡斯和罗默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人力资本脱离个体存在的社会遗传，这一观点既发掘了人力资本更多的社会价值，又完美诠释了为什么人力资本比物力资本能更长久地保持较高的边际收益率。

第三阶段，新人力资本理论时期，学者们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的多维性。进入新世纪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新兴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形态不断涌现，后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何种类型的人力资本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由此新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相比，新人力资本理论的重大突破在于其开启了以“能力”而非“教育”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并将“能力”的内涵从认知能力领域延伸至非认知能力领域，由此打破了能力形成的“黑箱”，实现了能力经由教育向其自身的回归[12]。新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从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了能力形成的过程，认为技能积累是动态的，在生命周期中一个阶段获取的技能会影响下一阶段的学习效率。因此，人的能力不应只包括能够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认知能力，也包括能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的非认知能力，包括自信心、责任感、善于与人合作的团队精神等，这些以往不被重视的隐性能力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模式下会迸发出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13]。

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到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再到人力资本的多维性，人力资本理论一步步深入挖掘了人力资本投资在个体成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机制。这一理论的演化过程为进一步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提供了理论线索。

（二）差异性—全民性—全面性：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价值锚点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就我国目前所处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全体人民公平积累人力资本、公平获得共创共建参与机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14]。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所指向的共同富裕应包含差异性、全民性和全面性三个层次，即在承认个体禀赋及收入差异的基础上最大可能惠及更多的社会群体，并最终超越单一经济价值，追寻个体及社会更高层次的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三层实质内涵正源于经济学家们在人力资本理论演化进程中所孜孜探索的异质性、外溢性以及多维性。

首先，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指向共同富裕的差异性特征。异质性是指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在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15]。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将劳动力分为简单劳动力与复杂劳动力，也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会产生不同的经济价值，自然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收入等级，长久便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6]。共同富裕不是实现人人均等、无差别的共同富裕，而是不断缩小城乡之间、人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共同富裕，这样才符合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规律。

其次，人力资本的外溢性指向共同富裕的全民性需求。人力资本的外溢性是指个体在教育投资过程中不仅会提高自身劳动生产效率，同时也会带动他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17]。这一外溢性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还更多体现在促进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上[18]，具有显著的社会价值。中国式共同富裕绝对不是少数人、某个地区、某个利益集团的富裕，而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共同致富，全民性是其核心诉求。人力资本投资的外溢性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和长久的发展潜力，能够让社会生产体系中每个劳动者都成为共同富裕的参与者、建设者与成果享受者，将我国的共同富裕进程塑造为全体人民作为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协作性实践过程，最终走向全民共同富裕。

最后，人力资本的多维性指向共同富裕的全面性目标。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专注于个体身上能直接带来经济收益的“硬资本”，即以读写算能力、记忆及分析能力、操作能力等为主的认知能力。新人力资本理论则进一步将能力的内涵扩展到了非认知能力领域，认为协作、忠诚、责任感、进取心等“软实力”能塑造个体性格、完善个体人格、丰富个体的精神世界，拥有隐性但更持久的经济效益。新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的多维性，一方面无疑是对人力资本更广泛经济价值的补充，另一方面更是学者们对人力资本理论基点深刻反思后的完善。人力资本理论将人视为“资本”是沿袭“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基本原理，将人看作是永远趋利避害，以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先的绝对理性个体。然而人并不同于机器，而是感性和理性交织的复杂生物，除了有经济属性和物质需求以外，还拥有更多、更高层面的个体发展潜力和精神世界诉求，将人当作“资本”的观点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矮化或者异化[19]，相比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新人力资本理论在人的“资本”属性之上承认“资本”具有多维性，从理论上印证了我国共同富裕伟大愿景更深层次的内涵和需求。人不仅仅是“经济人”，人活于世的终极目标和最大财富必然是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因此，共同富裕不能只停留在物质富裕层面，更要追求精神富裕，除经济收益外要让人获得思想、道德、情感、审美等多层面的成长和满足。

人力资本理论的变迁历程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差异性特征、全民性需求以及全面性目标。教育是人力资本最大的投资和配置渠道，而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无疑将有效助推共同富裕三个层次价值的实现。一方面，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多样化的就业保障体系更贴近社会低收入群体，有益于“提低”。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具备职前职后、校内校外、政企校跨界的庞大教育体系，是提升全社会技能型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支撑技能型社会最终成型的关键催化剂，助力于“扩中”。此外，伴随着社会经济迈向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已逐渐从培训单一工具型人才走向培育同时具备理想信念、职业素养、生活情趣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这必然会在我国最终将共同富裕从物质富裕推向精神富裕的伟大改革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二、效用分析：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三重效用

（一）帮扶低收入群体增收创富，传导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