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职业教育舆论建设探析及历史借鉴

摘 要 1917年，职业教育在国内倡导伊始，被传统文人恶意讥讽为“吃饭教育”，黄炎培等职教界人士在以《申报》为主体的舆论支持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回应。自此，吃饭（生计）、职业、教育之间的关联逐渐为世人所接受，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被纳入新的学制体系。回顾职业教育在民国时期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发展历程，对当下职业教育坚定走类型发展之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 “吃饭教育”;黄炎培;职业大学;舆论建设;历史借鉴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6-0075-05

1918年1月，职业教育倡导者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第3期发文，对社会上将职业教育讥为吃饭教育的言论予以回应：自本杂志第一册以幼儿画饭具揭于面，一时议论蜂起。称之者曰：“善哉！今后之学子，其得啖饭地矣。”诋之者曰：“鄙哉！乃以职业教育为啖饭教育也。”二说背道而驰，果孰非而孰是乎？请得而释之。吾人在世之目的与天赋之责任，其决非仅为个人生活明矣。虽然，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职业教育之效能，非止为个人谋生活，而个人固明明藉以得生活者。以啖饭教育概职业教育，其说固失之粗浮，高视职业教育，乃至薄啖饭问题而不言，其说亦邻于虚骄。①

吃饭，又被写为“啖饭”“喫饭”，包含两层涵义。单独使用时多取其基本含义，即通过进食来获得日常生活所需能量的行为;在具体语境中或与其他词连用时取其引申（社会）的含义，即通过一定的技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常以“混饭”“骗饭”“饭碗”等谦词的形式出现，与不同时代中的“生计”“谋生”“就业”等词语义相同。

社会舆论视职业教育为吃饭教育，既与黄炎培在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宣传、推广过程中使用“吃饭”“啖饭”等词有关，更主要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仍根深蒂固，掌握话语权的传统文人对新思维、新理念的排斥和抵制，揪住“吃饭”这一“鄙词”不放，对职业教育予以嘲讽，对《宣言书》中使用频率更高的“雅词”——“生计”选择性地视而不见。

本文旨在通过对职业教育倡导初期社会视其为“吃饭教育”这一舆论形成、发展、转变过程的梳理，以史为鉴，结合当下职业大学所面临的社会质疑与困惑，以期为当下大众对职业教育思维定势的转变提供历史借鉴。

一、“吃饭”与教育的结合

1913年8月，时任民国江苏省首任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针对当时学子“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扦格之情状亦愈者”的状况，开宗明义地指出“自社会困于生计，于是实业教育问题惹起一世之研究”，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弊病，“学校普而百业废，社会生计绝矣”[1]，提倡“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2]，宣传课堂知识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教育，在当时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14年元月底，黄炎培辞去公职，以“旅行记者抱一”的名义写稿按期发表于《申报》，所有教育情况和评判按期发表于《教育杂志》[3]，展开对当时国内经济中心的苏、皖、赣、浙数省及政治中心的山东、河北、直隶地区的教育状况考察。“学校愈多，则造就无业游民亦愈多”[4]现象的广泛存在，促使黄炎培开始关注毕业生谋生的现实重要性。

报纸受众的广泛性要求使得黄炎培行文风格较前发生明显转变。期间，黄炎培首次将“吃饭”这一“鄙俗”之词与“教育”相提并论，“景德瓷工岂旦莫肯受新教育而已，且甚疾视此改良事业……而其最大原因，实由景德为瓷工势力范围，己则守成法不肯改，而复心怵于一经改良，将立被淘汰而无所啖饭，遂有合群抵制之一途”[5]。

1915年4月至7月，在受民国教育部指派赴美考察教育期间，黄炎培仍用“生计”一词与教育相连。在夏威夷，他发现岛上土人数量从之前的30万到仅存2万，“生计竞争之失败”是重要原因，而费城商务博物院陈列的中国“苦力生计”物产与纽约教育行政“现定之教育方针，在提倡职业教育，期以教育扶助生计”[6]，巨大反差对其造成了强烈刺激。黄炎培认识到“挽近实业益发达而生计问题亦日以急迫，于是复有所谓职业教育，专以职业上之学识技能教授不能久学之青年”，“回念吾国……余固不欲置实业专门教育为后图要，不能不认识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7]。

1916年，黄炎培通过“抱一日记”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教育与社会关联的思考短文，将所睹、所察学生眼高手低、难寻吃饭之地的就业窘境予以揭露，“陈君光甫言银行引用毕业生，往往不堪其待遇，稍加声色而即以为虐。夫银行新事业，乃犹不能堪，吾惧莘莘者无啖饭地矣”，“比岁以还，各地学校青年，学成失业。任何等级之学校，除师范外，毕业生舍升学别无出路。而升学者必居最少数，缘是大多数学生，几求一饭之地而不可得。此等现象，从前不过有识者顾虑及之，今则事实显着，无庸为讳，社会前途，深可寒心”[8]。这些现象促使黄炎培的教育理念开始由实用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变，“实用教育主义产出之第三年，谓是职业教育萌生之第一年，可也”[9]。

1917年初，黄炎培前往日本、南洋地区继续考察职业教育。是年2月20日晚，黄炎培在菲律宾普智学校进行讲演，他以首都谋生状况为典型，对比中学、国内外大学毕业生仍无啖饭地的实际情况，“（北京）一年之间，坐食分利者，平空增多二万。北京既如此拥挤，其他省更可想而知。此数十万人……非皆为谋做官也，大抵皆为谋啖饭耳。中国行政各机关，一时不能改良，即为谋啖饭之人太多，无有正当之疏通法， 今注重教育，即须于根本上，解决此啖饭问题。去年调查江苏中学毕业生一百人中，除二十五人升学外，余多谋事而不得事者。在诸君或想中学毕业，学何未大精深，难于社会上谋生活， 必待大学毕业，或外国留学毕业，始有啖饭地乎。兄弟又忆去年友人述北京青年会，有留学生五十人，寄宿会中为谋事地步。嗟夫，未受教育者无啖饭地，已受教育者亦复如此？此等弊病，简言之，即全在平时所读皆无用之书。……更望办学者，相学生所处之地位，施以适当之教育，则他日出而谋社会事业，何患无啖饭地步”。黄炎培同时表示将在上海，“同当世热心诸君子，倡办一职业教育社，即欲沟通职业界与教育界，为发展社会生活能力”[10]。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于上海联合48位社会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10月社刊《教育与职业》发行，封面“幼儿画饭具”乃是由6岁儿童冯双修所绘“碗筷勺”素描图，是引发社会视职业教育为“吃饭教育”两极言论的导火索。资料显示，从创刊号至第十二期封面均采用了幼儿画，但首期封面图原本采用的是第三期黄炎培7岁儿子黄万里所作“剪刀、线”写生画。这一调整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黄炎培的公心，更应视其为黄炎培长期以来在国内外教育考察过程中对“吃饭”这一最基本生存要求深入思考后所做的慎重决定。

正文首篇《宣言书》中指出，较之普通学校，实业学校、专门学校甚至留学欧美大学的毕业生“其十之六七，乃并一啖饭地而不可得”。显然这是社会上将职业教育视为吃饭教育的最直接原因。尽管黄炎培在文中一再强调“生计”与“教育”的关联：“吾侪所深知、确信而敢断言者，曰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决无能解决生计问题之希望;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

不难看出，黄炎培在提出职业教育后，社会上之所以未能形成“生计教育”这一概念，是因为当时“吃饭”一语不登大雅之堂，“不免会受到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轻蔑，因为他们以为‘职业者吃饭也，职业教育者吃饭教育也’”[11]。在以黄炎培为首的职教社群体不断开展的舆论宣传中，职业教育这一新理念才逐渐为国人所接受。

二、“吃饭教育”的舆论争论与接受

职业教育在国内倡导之际，亦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时。黄炎培的澄清无法彻底消除“士大夫”视职业（实业）教育②为吃饭教育的刻板成见，而以《新青年》为首的社会进步力量为之展开的批判则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推广作用。在以《申报》为主体的舆论支持下，吃饭、职业、教育之间的关联逐渐为世人所接受，职业教育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被纳入新学制之中，迎来了全面发展。

1918年6月，《功利主义与学术》刊于《东方杂志》首篇，“虽然彼所谓普及教育者，将仅以穿衣吃饭为目的乎？抑除穿衣吃饭以外，上有其它目的乎？如仅以穿衣吃饭为目的，则鬻字疗饥、佣书作活取道与此，计已大迂。如除穿衣吃饭以外，尚有维持文化增进种智之目的，则文化重心自在于高深学问”[12]。显然就是针对职业教育而来，将职业教育视为功利主义教育的典型。

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对此予以正面回击：“夫古今中外之礼法制度，其成立之根本原因试剥肤以求，有一不直接或间接为穿衣吃饭而设者乎？个人生活必要之维持，必不可以贪鄙责之也。东方记者倘薄视穿衣吃饭，以为功利主义之流弊;而何以又言‘犹有一事为功利主义妨阻学术之总因，则此主义之作用，能使社会组织剧变，个人生计迫促，而无从容研学之余暇，是也’，原来东方记者亦重视穿衣吃饭如此，岂非与‘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之非功利主义相冲突乎？”[13]

新文化运动另一中坚人物胡适并未直接参与这一论战，但其老师杜威在国内关于职业教育的实用主义演讲却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引发了强烈轰动，扩大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

1919年9月28日，杜威在北京演讲教育哲学时提到：“说到实用教育，人家每容易起一种误会，以为实用教育就是吃饭主义，其实并不然。吃饭固然未始不重要，教师能教得学生得到饭吃也是很好的。”③1920年5月29日至30日在上海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杜威连续做了《职业教育之精义》《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的演讲[14]，进一步扩大了职业教育在国内的传播。在1922年底颁布施行的壬戌学制中，职业教育被纳入教育体系，而“这个制度是黄炎培先生们研究好了，（新任教育总长）汤尔和赞成”[15]的结果。在1928年5月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再次突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存的重要性，“所以高级中学自第一年起，即采用分科制，但分科的方法：第一，应根据教育学上所谓‘一切科目都是含有职业的性质，亦都是含有文化的性质’一个原理，废除所谓‘普通科’与‘职业科’的名称，以谋‘自由教育’或‘文雅教育’与‘实利教育’之沟通，不以前者为文饰教育，又不以后者为吃饭教育。然应视一切教育为创造文化之教育，同时又复视一切教育为发展生产之教育”[16]。

在此期间，舆论将吃饭与职业的并称开始普遍起来。“现在的人，有人问他吃过饭否，他就说骗过了，以为客气，甚至有正当职业的人也有自谦为骗饭吃的。我想吃饭及正当职业何等光明！为甚么要自贬人格说是骗来的呢？”[17]冯玉祥在其军队中开展了职业教育，针对其士兵普遍不识字的情况，便用吃饭予以宣传：“中有几条至理名言录之如下‘当兵是国民的义务，不是职业，作工乃是真职业’‘为人要有正当职业，靠人吃饭最可耻’‘没有职业的高等游民，不如下等的苦工’‘作工是给自己作的’如此之类都是发人深省之谈。全厂资本仅七千元，而现在每月产品之所值反不止七千元。”[18]江苏省长表示“且认识一千字之后，不是就能吃饭，职业问题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19]。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讲公民教育，略谓人生有两大问题：一吃饭问题，一做人问题。吃饭问题由职业教育解决之，做人问题则由公民教育解决之[20]。“为吃饭而谋职业。是人生的初步。为服务为吃饭才是人生的极轨。这彷佛是分画成两橛，实在是起讫一贯的”[21]。

尽管如此，仍有人以此揶揄职教社员，“你们提倡职业教育，何不直捷了当提倡吃饭教育”。虽然他们深知“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价值，断不是笼统的‘吃饭问题’和抽象的拜金主义可以概括他的”[22]。为此，职教人士通过依附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方式使得社会上转变对职业教育的陈旧观念[23]。

1930年的中华职教社第十一届年会上，围绕《不做工的何以有饭吃？读过书的何以没饭吃？做苦工的何以吃不饱？吃饭与做工必须有联络》的主题作进一步讨论。杨杏佛致词指出：“从古以来、没有不做工而吃饭的人，但何以现在不做工而吃饭的人这么多，就可以想到做工而吃不到饭的人又有多少。如不把此问题解决，民生主义就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我们提倡职业教育就是提倡吃饭教育。”黄炎培在演讲中表示：“职业教育即为吃饭教育，受职业教育乃自谋吃饭方法，亦即为人谋吃饭方法。”[24]更是将孙中山“双手万能”的学校建设方略发展为职业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