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思想溯源、实践变迁与推进策略

摘 要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思想精髓与实践规律总结。探究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源流，归纳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发现，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现为适应革命战争需求;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表现为适应新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表现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民群众接受多样化职业教育的需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表现为全面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职教力量。新时代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要从增强办学思想的适应性、办学模式的适应性、办学评价的适应性三个方面推进。

关键词 职业教育适应性;思想溯源;实践变迁;推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7-0006-0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优化类型定位，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适应是指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社会意义上的适应是社会互动形式的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适应性是指个体或组织适应社会环境的特性与能力。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是指职业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质量服务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需求，并在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环境的互适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特性与能力。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新时期党对职业教育发展作出的战略谋划，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本研究旨在探寻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源流、实践形式变迁，为新发展阶段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高质量、高效能服务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提供建议。

一、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溯源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职业教育实践探索的思想升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思想根基。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追溯

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教育理论家与教育实践家，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毛泽东职业教育思想的灵魂。1920年，由毛泽东执笔，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中指出，教育与职业相冲突，生活与学问相冲突，不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新模式应是“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1]。早期毛泽东职业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职业、生活相结合，重视职业教育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作用。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开始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毛泽东强调，职业教育要为中国革命战争服务，将教育战线视为革命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教育作为服务革命战争的重要武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2]。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又提出职业教育为解放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城市管理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以适应国家建设需求。毛泽东始终将职业教育同“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结合起来，强调职业教育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基于中国国情，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就要服务中国社会改造、服务革命战争、服务国家建设需求。

周恩来高度重视职业教育。1952年，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指出“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各级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务求学用一致，使所培养的人才确能适合各业务部门的需要”[4]，要求增强职业院校办学方针、办学任务的适应性，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各层次人才。为解决“教育尚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与“教育暂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矛盾，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促进了职业教育与经济的良性适应与良性循环。

邓小平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方面也提出了有前瞻性的见解。他指出，“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怎样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5]，同样强调职业教育必须增强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江泽民提出，“努力办好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篇大文章”。2002年7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指出，“职业教育是教育事业中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部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适应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的需要，是适应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的需要”[6]，这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出了具体要求。

胡锦涛提出，要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促进人才总量同国家发展的目标相适应，人才结构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机制同人才成长的特点相适应，人才素质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7]。2005年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凡是成功的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满足城乡居民对职业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8]，将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满足城乡居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作为评估职业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

1990年到1996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理念，高瞻远瞩地为闽江职业大学办学指明方向，也为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赋予了职业教育崇高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提高了职业教育的站位与定位，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二）著名教育家及专家学者对“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创新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教育救国”成为知识分子探索救国图强的重要路径之一。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强烈批评中国旧教育的“不切实用”。黄炎培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9]，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他指出了职业教育在个人谋生，服务社会，增进国家、世界生产力方面的功能，强调职业教育要为个人谋生、服务社会、增进生产力服务，强调职业教育的“服务性”。同年，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在《学问与职业一贯论》一文中指出，学问与职业不能一贯，其危害亦甚巨。使学问与职业一贯，则学问应当注重适应社会之实用。教育以实用为最大目的，故学问必求其有利于职业，而凡关于职业之知识，尤以常时令其实地应用为妙[10]。恽代英提出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应用性”，强调学问、教育与职业之间的一贯联系，使学问适应职业，学问适应社会实用之需求，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显而易见。1918年，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提出职业以生利为作用，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指明职业教育的“生利性”，强调职业教育要为“裕民”“生利”服务。1920年，陈独秀在武昌高师作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指出新教育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要趋重社会，二是注重启发，三是要讲究实际应用，也强调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讲究教育的“应用性”[11]。我国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杨贤江针对旧教育存在的不实用、不贴合实际的问题，提出“唯采用实用主义以药之而已”“教育这件事业，本是以传达各科科学的内容为职责，它之不能离开实用”[12]。无论是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的“服务性”，还是陶行知提出的职业教育“生利性”，亦或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提倡加强职业教育的“应用性”“实用性”，都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表现形式，集中反映了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精髓。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开启思想创新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潘懋元提出“两个规律论”和“教育适应论”，强调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并为其服务[13]。潘懋元的“教育适应论”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参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也是潘懋元“教育适应论”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具体体现。张健提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职业教育适配理论，包括需求适配、类型适配、体系适配和教与学的适配等[14]。韦卫等提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办学规律的根本反映，也是衡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15]。潘海生等提出，职业教育天然存在适应性的问题，适应人的全面发展是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根本含义，适应产业的更迭发展是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旨归[16]。职业教育要应对并服务于当前产业深度转型，就必须自觉走向“适应性增强”的实践样态[17]。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办学规律的深刻总结，是职业教育思想创新的重要内容，是职业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历史进阶及实践形式表征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职业教育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总结，归纳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形态，探索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规律，可以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一）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为革命战争服务（1921-1949年）

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表现形式依据中国社会状况、社会主要矛盾状况变化而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党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举办工人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通过灵活多样的工农教育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促进工农思想觉醒。1934年，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四个在于”的教育总方针，即“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者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确立了苏区职业教育发展方针。在“四个在于”方针的指导下，苏区职业教育取得较大发展，建立中央农业学校、中央红色护士学校、红军通讯学校、红军卫生学校、各级各类师范学校等多所职业学校以及各类专业培训班，为革命斗争与苏区生产建设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抗日战争时期，党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毛泽东“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这一指导思想的引领下，陕甘宁边区创办边区农业学校、边区妇女职业学校、边区医药学校、八路军卫生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等，以满足抗日战争和边区群众实际需要。解放战争时期，党继续实行抗战教育政策，要求职业教育为解放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毛泽东提出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的目标，各解放区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东北解放区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建立哈尔滨第一技术专门学校、松江省立糖业专门学校、松江省立农林技术专门学校、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东北军区卫生学校等。苏皖边区创立苏北工业专门学校、苏北盐垦专门学校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党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改造，职业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社会实际状况不可能也不允许大规模举办全日制正规化的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就是增强对革命战争的适应性，增强服务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群众实际生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