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认同何以影响大学生劳动教育收获?
作者: 钟春梅 咸春龙 殷舒
摘 要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6所高校689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与劳动教育收获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对其劳动教育收获有直接正向影响,行为投入和参与动机在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和劳动教育收获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可从提高大学生对劳动教育价值认同、激发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动机和促进大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投入等途径来提高高校劳动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 劳动教育;价值认同;行为投入;学习收获;学习动机;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14-0062-07
作者简介 钟春梅(1984- ),女,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工程研究院副教授,理学博士(广州,510642);咸春龙(1965- ),男,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
通讯作者 殷舒(1980- ),女,华南农业大学素质教育中心讲师(广州,510642)
基金项目 广东省2020年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的德育功能和实现路径”(2020GXSZ051),主持人:梁宏中
一、引言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大力加强劳动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工作的重要主题之一[1]。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劳动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再一次得到凸显。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基本内涵、总体目标、保障措施以及实践活动形式等做了明确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成为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
目前,学者们围绕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本质内涵[2]、价值意蕴[3]、现实困境[4]、历史反思[5]、路径构建[6]等,从理念、政策和实践等不同视角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以理论分析为主,大量研究系从学者角度进行的现实观察或理论思辨,或是关于劳动教育现状的描述统计分析,实证研究较少,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侧重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理论争鸣,从微观个体层面探讨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行为投入、价值认同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极少有人从个体心理和行为层面探究大学生劳动教育收获及其提升路径。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缺少对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施效果评估相关的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大学生劳动教育收获,各因素间内部运行机理怎样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答,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提高大学生劳动教育实效性的路径,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独特育人功能格外重要。鉴于此,本文聚焦于学生个体层面,基于粤港澳大湾区6所高校689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行为投入、参与动机与劳动教育收获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促进大学生劳动教育效果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与劳动教育收获
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认同(identity)的内涵在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都有表述。弗洛伊德(Freud)最早提出认同的概念,他将认同看作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对象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7]。在心理学上,认同是一个将外在的理念、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社会心理过程,而价值认同则是指人们对某类价值观念的认可,并形成相应行为的过程[8]。作为价值认同的一种具体形式,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是指大学生对劳动教育本身蕴含的价值的认可、接受,并愿意参与该行为的过程。新时代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健体、育美等综合育人价值,然而,只有当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在促进个人发展以及综合素质提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参与时,才能切实发挥劳动教育的多重育人功能。近年来,劳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虚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大学生对劳动的价值认识模糊,对劳动教育的价值认同不够。组织行为学研究表明,人们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并且会产生一定的结果。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是决定个体行为的关键变量。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是大学生对劳动教育支持或否定的主观评价,积极的态度会使学生更加偏向于执行该行为。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态度越积极,即认为参加劳动教育能给自己带来显著正向收获时,对劳动教育的价值认同越强烈,就越有可能参与到劳动教育中来并影响到其最后从劳动教育中获得的收获。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对劳动教育收获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二)大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投入与劳动教育收获
大学生学习投入研究是过去20多年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9]。大量研究表明,在大学学习领域,大学生的投入与他们的学习和成就紧密相关,学生投入越多,他们的学业成就、能力发展等也就越高[10]。汪雅霜[11]和苏林琴[12]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学习投入对学习收获有显著影响。阿斯汀(Astin)提出的“输入—环境—输出”(I-E-O)模型和帕斯卡雷拉提出的“变化评定模型”也认为,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对学习收获有着显著影响,是预测学习结果的重要变量。大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投入是指大学生参与劳动教育课内外学习相关活动的投入(卷入)。新时代劳动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致力于帮助大学生习得劳动知识、训练劳动技能、涵养劳动态度,在形式上既体现为体力劳动又包含脑力劳动并致力于促进二者的有效融通[13]。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独特育人功能,离不开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有效投入。此外,作为一种过程变量,学习投入也会受到前期变量的影响,并会影响结果变量[14]。大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投入也会受到其参与动机、价值认同等前期变量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劳动教育收获这一结果变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对劳动教育行为投入产生正向影响;
H3:大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投入对劳动教育收获产生正向影响。
(三)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动机与劳动教育收获
学习动机是指学习者发现学习活动有意义、有价值,并尽力从中得到期待学习收益的倾向[15]。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参与)动机是决定其学业表现的关键因素。于倩等人基于天津大学400名本科生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大学生学习动机对学习参与及学业成就的影响[16]。高秀梅以广东某大学6600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利用回归分析发现,学习动机是学业成绩的正向预测源[17]。作为人的内在心理品质,学习动机是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的基本动力,学生如果能积极参与劳动教育学习活动,就需要学生有参与劳动教育的欲望或者说动机。实践中,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动机是多元的,丰富学习体验、个人能力提升、求职信号传递、知识获取、利益回报和个人兴趣满足等动机都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诱导其产生参与行为,最终影响其学习收获。同时,作为行为的内在推动力,个体学习(参与)动机的强度也会受到其秉持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真正认识到劳动教育的价值或者说认同劳动教育的价值时,才能激发其参与动机。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对劳动教育参与动机产生正向影响;
H5: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动机对劳动教育行为投入产生正向影响;
H6: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动机对劳动教育收获产生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行为投入、参与动机和学习收获之间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方面,根据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定义,从学生对劳动教育重视认可程度和参与意愿两个维度共设置了8个题项,见表1。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得分越高表明学生对劳动教育价值认同越高。
学生劳动教育参与动机方面,结合访谈和文献梳理等,从知识获取、能力提升、兴趣满足、求职信号传递和利益回报等维度共设置7个题项来测量大学生劳动教育内外在参与动机,见表1。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动机越强烈。
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投入方面,参考张海生等关于劳动教育的分类[18],从理论性劳动教育、生产性劳动教育、服务性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性劳动教育、创造性劳动教育和生活性劳动教育等维度共设置了9个题项,见表1。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4级或5级量表进行测量,4级量表从1到4分别表示从不、偶尔、经常、很经常,5级量表从1到5分别表示0次、1次、2次、3次、3次以上。
劳动教育收获方面,根据高校劳动教育目标和学者们关于劳动教育价值意蕴的相关研究成果等,从观念转变、价值观塑造、能力提升等方面共设置了9个题项来测量大学生劳动教育收获,见表1。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通过劳动教育学习收获越高。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粤港澳大湾区6所高校开展的调查,其中包括1所“985工程”大学、2所“211工程”大学和3所行业特色型(财经特色、农业特色和工科特色)大学,调查时间为2021年7月至2021年8月。调查对象为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主要通过“问卷星”在线问卷调查平台进行。基于目的抽样和方便抽样原则发放问卷,最终共收到有效问卷689份。其中,男生463人、女生226人;2020级329人、2019级146人、2018级214人;理工农类专业270人、经管法类专业303人、文史哲艺类专业116人;独生子女187人、非独生子女502人;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113人、一般的485人、较好的91人;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65人、初中的238人、高中或中专的202人、大专及以上的184人;生源地为农村的279人、镇区的102人、县城的81人、地级市的143人、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84人。
(三)计量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与传统的统计建模分析方法相比,具有允许自变量含有测量误差、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可以同时处理测量和分析问题、允许更具弹性的模型设定等优点[19]。大学生劳动教育学习收获影响因素及其生成机制涉及多个方面,需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衡量。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同、行为投入与劳动教育收获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η=βη+Гξ+ζ (1)
x=Λxξ+δ (2)
y=Λyη+ε (3)
其中,(1)是结构模型,η为内生潜变量,β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Г为外生潜变量ξ对内生潜变量η的影响,ζ为误差项;(2)和(3)是测量模型,x为外生观测变量,y为内生观测变量,Λz和Λy为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δ和ε为残差。
四、结果分析
(一)信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1.数据信效度检验
首先,将数据导入SPSS23.0软件,采用最大方差法对33个指标进行因子旋转分析,剔除因子载荷系数低于0.5的3个指标(X18、X23和X24),得到剩下30个指标,累计解释总方差为72.1%。然后,对剩下样本数据进行Bartlett球体检验。统计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KMO值都大于0.7,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在p=0.000的水平显著,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见表2。同时,量表各潜变量的alpha系数都在0.6以上,表明量表具有可靠的信度。量表的潜变量路径构想和问题设定是基于文献综述、相关理论等综合考虑的结果,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准则效度。同时,量表指标的因子载荷标准化系数都大于0.5且具有高度显著性,进一步说明量表数据具有较高的效度,大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投入、价值认同、参与动机和劳动教育收获等潜变量均能被其对应的观测变量较好地诠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