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兴起

摘 要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兴起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黄炎培、陈嘉庚等一批卓越的职业教育家通过探索、争鸣、互动而共同生成的职业教育关系网络。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陈嘉庚等始终站在进步、正义及人民的立场上，兴办职业学校，发展职业教育，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黄炎培与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思想既各具特色又内在关联，推动着职业教育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与持续发展，促进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场域形成，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场域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 黄炎培;陈嘉庚;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场域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15-0075-06

作者简介

宋丽丽（1982- ），女，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基础理论，陈嘉庚研究，中外合作办学（厦门，361008）

基金项目

202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黄炎培职教思想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兴起的影响”（ZJS2022YB201），主持人：宋丽丽;2022年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课题“以侨为‘桥’，推动两岸职教融合发展”（厦侨联[2022]11号文件），主持人：宋丽丽;2021年教育部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课题“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研究”（HBKC211002），主持人：陈正江

近代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诞生，负载着独特的教育使命，并在不同社会力量的影响下生成了不同的职业教育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场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表示的是不同个体或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以本质来看，场域就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表示人或组织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体现了与人或组织行为紧密相连的诸多社会因素。职业教育场域表示的是职业教育所处的客观关系的网络。从场域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就是从关系的角度对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兴起、发展与流变等进行关系性思考和全方位考察，以明确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生成背景、关键人物、历史事件、发展脉络和演变特征等。鸦片战争后，张謇、马相伯、蔡元培、黄炎培、荣德生、陈嘉庚等一批卓越的职业教育家前仆后继地探索、开拓和推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之路，其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场域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兴起的动因

场域具有生成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社会就是一个大场域，由不同的子场域构成。职业教育场域就是社会大场域之中的“子场域”，并与其他“子场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初步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0世纪20年代走向成熟，其形成与变革离不开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场域的变迁和整个教育体系变革的诉求。为此，探究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兴起的历史动因与关键人物，对于全面并准确理解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促使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出现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产生了重大冲击。民族危亡和内忧外患的加剧呼唤新式教育、新式人才的出现，一部分开明之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找使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可行道路。作为一场封建王朝的自救运动，地主阶级洋务派首先掀起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题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实业学堂，派遣留学生，开启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探索之路。随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以及一大批教育家等从国家富强、民族大义的角度为倡导和实践职业教育做了大量工作。清政府也出台了很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清末“壬寅癸卯学制”[1]正式推行实业教育，从普通教育系统正式分出师范、实业两个旁系，各自成为了独立系统。辛亥革命后，“壬子癸丑学制”修订完善实业教育规章，扩大实业教育专业门类，推动了民国初期实业教育的发展。192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法》（“壬戌学制”），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形成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制度，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兴起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说，近代以来职业教育被赋予救国强民的民族使命，甚至被视为“救助今日之国民教育之不二方策”[2]。事实证明，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打造了民族工业复兴的黄金时代，正是这种裹挟着强烈民族愿景与期望的社会转型诉求推动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出现与形成。

（二）教会职业教育成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兴起最初的推手

教会职业教育是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一个独特的部分，是随着西方军事入侵附带而来的一种职业教育形式，并成为中国近代职业学校借鉴和模仿的样板。1866年，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职业教育学校——南华医学堂，这是教会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开端。教会职业教育虽然主要是为了传教和控制中国，但其也确实具有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的特殊组织形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譬如，江南陆师学堂选用的教材《地学浅释》就是由西方基督教编译出版的。教会职业学校的出现，客观上催生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形成与发展[3]。

（三）教育救国和实业兴国的思想与实践推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发展

教育救国、实业兴国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内忧外患和民族危亡的时刻而自发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与中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洋务运动后，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实业家将办实业和办教育结合起来，投入资金，创办各类职业学校，不仅为企业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也促进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譬如，张謇从1905年陆续创办了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等几十所不同门类、不同层次的职业技术学校;1917年，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马相伯、蔡元培创建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实践、推广职业教育的教育团体——中华职教社，开创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成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兴起的最重要标志;1921年，张謇、黄炎培、陈嘉庚、荣德生等一大批教育家、实业家创办了700多所职业学校和补习学校，促进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中最重要的主体——职业学校的诞生。

二、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中的典型人物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由一批卓越的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和职业教育家在不断探索、学习、交流和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张謇、蔡元培、马相伯、黄炎培、陈嘉庚等一批实业家和教育家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把握时代发展对人才的要求，通过不断努力推动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在这些人中，黄炎培与陈嘉庚的职业教育贡献尤为突出。黄炎培、陈嘉庚出于教育兴国、实业救国的初衷，在近代提出了先进明确的职业教育理念、办学宗旨、教学原则等，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指出了方向。因此，以黄炎培、陈嘉庚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例探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兴起与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黄炎培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先行者。他批判性地接受了新教育实施以来的经验教训，同时融汇西方职业教育的先进理念，提倡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以“中西合璧”的方式重塑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从中华职业教育社到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以自己数十年对职业教育的探索和研究，发展和实践了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方面，他著述等身，留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国教育史要》《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等经典教育著作，形成了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职教理念;另一方面，他躬身实践，创建了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职业学校和职业指导机构，推动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陈嘉庚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华侨领袖，被毛主席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认为，“振兴工商的主要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4]“兴办教育，作育人材”“实在是一椿急不容缓的事”[5]。自1913年开始，陈嘉庚便“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开始了其职业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6]。陈嘉庚在家乡厦门先后创办了多所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范围涵盖了农、林、交通、财经、师范、航海、商业等，为近代中国培育了一大批专业人才。陈嘉庚以兴学强国为教育宗旨，在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既注重学生个人成才和职业需要，同时又将“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植入到职业教育教学之中。陈嘉庚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投资力度之大、办学范围之广、办学时间之长，时至今日仍是教育界的“佳话”。

总的来看，黄炎培与陈嘉庚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形成与发展的典型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黄炎培、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走向，如在学年结构上，强调先理论、后实践，注重学生的手脑训练。其二，黄炎培、陈嘉庚等通过创办中华职教社、集美学校等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职业教育实践，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兴起营造社会舆论环境，争取民众支持，促进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场域的快速形成与发展。其三，黄炎培、陈嘉庚都强调按社会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来办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置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场域之中，增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的适应性，如黄炎培与陈嘉庚强调地方、协会、企业家办学，关注学校开办林果场、蚕场，深化“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其四，黄炎培、陈嘉庚都用自己的实践揭示社会制度场域与职业教育场域的相互关系，职业教育的场域绝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场域而独立存在，后期他们看到旧中国旧社会场域对职业教育场域极大的制约作用，以致萌发了“延安是最理想社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信念，希望打破国民党统治下旧的社会场域，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适应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新的社会场域。其五，黄炎培、陈嘉庚都十分强调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自主性，主张职业学校应自主根据社会需要设置职业教育专业、开设课程、确定理实课时比例、择聘教师等，赋予职业教育场域中学校这个最重要主体的办学自主权。

三、黄炎培、陈嘉庚职业教育思想的共性特征

黄炎培与陈嘉庚处于同一时代，都以“祖国繁荣、民族复兴”为宗旨兴办职业教育，在办学宗旨、兴学动机、培养目标及办学理念上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于促进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爱国救国共通：以国家复兴与民族昌盛为根本任务

陈嘉庚与黄炎培的社会经历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以国家复兴与民族昌盛为己任，积极投身到中国教育事业中。黄炎培立志“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关注“社会”与“学校”的联系，注重“有业”和“乐业”的职业教育目标。陈嘉庚则认为，“兴学乃国民天职，教育乃立国之本”[7]，在开办商科时，就关注我国商业实况的“不振”与“不兴”。

（二）服务民生共同：以服务和解决民生为基本追求

陈嘉庚与黄炎培虽然出身不同，但两人在兴办学校的理念、目标上却有着明显相同点和相似处，即都追求民生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黄炎培认为百业颓败是“职业”与“教育”缺乏“沟通”，轻“工农商”而重“士”导致的。因此他提出了“职业神圣”的理念，大力开办职业学校，强调教育与社会、服务和求学之间的关系。陈嘉庚认为国家要想抓管理、技术、质量，主要靠职业教育，要培养管理、生产的人才，通过发展生产，兴办教育，才能实现“百业兴旺”与“国富民强”[8]。两人都注重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并主张根据国家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来开办职业教育。

（三）实践与理论并重：以“手脑训练”为教育方法

黄炎培和陈嘉庚在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上都比较推崇“手脑结合”的训练方法。黄炎培指出：“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并起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9]在黄炎培看来，教育中实习环节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实习对所学理论知识进行巩固验证，若是无实习过程，那么理论教育即便再充分，也如同无源之水。陈嘉庚也十分强调“手脑训练”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他兴办了集美学村等系列学校，在办学中把“学”和“做”有机结合在一起。如在兴办航海学校时，陈嘉庚为帮助学生实现手脑训练的目标，积极向德国购买“全幅机器”，并“制造渔船”[10]，让学生更好地开展出海实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