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时空特征、面临问题及发展建议

摘 要 利用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方式，对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进行研究发现：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输出来源省份以东部沿海地区居多，输出目标国家地理分布以东南亚国家为主，输出专业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趋向基本吻合，输出模式采用承办对外援助、招收留学生、境外办学、输出标准和搭建国际合作平台等多种形式。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面临职教师资实践经验缺乏、专项政策支持较少、校企合作深入程度不够等问题。面向未来，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应融合办学地方特色，坚持文化自信;多校企协同跨境输出，增强办学实力;多维度架构跨境输出支持机制;系统构建输出评价机制。

关键词 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时空特征;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22-0045-07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在贸易还是在投资领域都取得了快速发展，2021年双边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11.6万亿元。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金额达到1309.7亿元人民币，相应的，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项目数量也呈现稳步增加趋势。由此，也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才需求呈现高增长和多元化态势，迫切需要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服务于双边的贸易和投资发展，同时培养当地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当地的经济发展。国内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相关政策也陆续出台。如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等文件都提出要推动与中国企业和产品相契合的职业教育走出国门，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政策的出台为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中国职业教育境外输出项目也越来越多。2020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介绍“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时指出，我国已有400余所职业院校与国外开展合作办学项目，职业教育的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快速增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技术技能人才，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欢迎。相应的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理论研究也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热点之一。梳理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理论研究，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领域：一是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优势。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双边历史及国家经济合作关系，中国对非洲、东盟等国家职业教育输出具有教育和区域优势[1];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一批高水平院校的品牌效应创造了跨境输出条件，拥有了跨境输出的竞争力[2]。二是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模式分析。一部分学者研究了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类型，认为跨境输出模式应该包括招收留学生、境外办学、标准输出、教育认证和继续留学相结合等多种模式;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执行模式可以归纳为鲁班工坊式、校企协同输出式、政行校企联合输出式等多种模式[3]。三是职业教育跨境输出困难分析。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家间教学体制等领域差异的外部挑战[4];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职业院校自身服务能力不足、国际化发展意识和顶层设计不足、国际化师资队伍有待加强、因公出国相关制度和经费等问题制约境外办学。四是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监管问题分析。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对境外办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规范境外分校设立的条件和程序，将分校设立的审核及论证纳入境外办学质量监控，从师资管理、教育资源管理、教学活动监测等全方位构建境外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

综合来看，对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个层面，还缺乏系统性，并且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角度，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而对于如何评价职业教育跨境交流合作的成效、保障职业教育跨境交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分析还较缺乏。本研究旨在对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规模、专业设置、专业和产能合作匹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现状

（一）中国职业跨境输出规模演变

在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政策推动、职业院校和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努力下，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项目不断增多，境外办学成果已形成国际影响，彰显了中国职业教育的魅力。采集国内有关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数据，截至2021年8月，中国共有94所学校对外开设职业技术院校，在境外共开设142所不同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包括境外分校、培训中心、鲁班工坊等。其中71所职业院校在境外开设1所学校，11所职业院校在境外开设2所学校，6所职业院校在境外开设3所学校，3所职业院校在境外开设4所学校，2所职业院校在境外开设6所学校，1所职业院校在境外开设7所学校。

从时间分布来看，最早的境外办学可追溯到2012年。从2014年起中国对外开办的职业院校数呈现增加趋势。其中2018、2019年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达到高峰，这两年职业教育新增对外办学数量分别为30所和49所。2019年后由于疫情等原因，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办学的数量增长有所减缓。见图1。

（二）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院校省域分布

从境外办学职业院校分布来看，94所输出院校分别分布在北京、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山东、陕西、上海、四川、天津、云南、浙江、重庆等22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江苏、山东两个省在外开设职业院校的学校最多，分别为13所;其次为浙江、广东，在外开设职业院校的学校分别为12所和11所，余下都在5所及5所以下。见图2。对外办学较多的职业院校主要由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主导，在地区分布上存在非均衡性，也基本反映了国内各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趋向。

（三）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目标国家

从合作对象来看，中国职业院校跨境输出涉及的目标国家逐步拓展，覆盖范围从试探输出的零星区域逐步延伸到世界五大洲21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其中占据主体地位。但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分布上也呈现非均衡性，东南亚区域、非洲区域最为偏爱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中国向这两个区域输出的职业院校也较多。从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具体地域分布来看，合作的亚洲国家有18个、非洲国家有15个、欧洲国家有5个、北美洲国家有3个、大洋洲国家有1个，总计42个国家。见图3。这其中与我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及相关协议的国家，一共有37个。仅有墨西哥、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5个国家没有与我国签订有“一带一路”合作相关协议。这反映出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有序进行。

图3 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输出目标国所在洲际分布

输出目标国家的办学院校数量共计142所，具体分布见图4。其中，中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院校分布排在前8位的东道国依次为：泰国30所、马来西亚15所、柬埔寨13所、老挝11所、赞比亚8所（分院）、印度尼西亚7所、缅甸6所、罗马尼亚4所。其中，中国—赞比亚学院为多所院校和企业合作办学，每个国内职业院校负责1个分院的建设，这里统计的是分院。

从企业投资角度来看，2021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30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较上年同期上升1.7个百分点，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孟加拉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老挝、泰国、哈萨克斯坦和柬埔寨等国家。这其中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等都是中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主要目标国家，并且这些国家除新加坡外，其余都为发展中国家。基于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职教方案和人才培养的角度，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国家趋向基本吻合。

（四）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专业设置

数据分析发现，中国职业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的专业较多，但总体分布呈现非均衡态势。依据教育部高职高专专业大类分组，经过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8月，中国职业教育对外跨境输出专业总计16个大类，共计198个专业类别。见图5。

而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来看，中国企业非常重视国际产能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截至2020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直接投资225.4亿美元，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1万家，涉及63个国家，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较2019年进一步提升，达到14.7%。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行业流向来看，流向制造业的投资占比34.1%，达到76.8亿美元，同比增长13.1%;流向建筑业的投资占比16.7%，达到37.6亿美元;流向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占比11%，达到24.8亿美元;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占比8.6%，达到19.4亿美元;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占比7.1%，达到16.1亿美元;流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占比3.8%，达到8.7亿美元;流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占比3.6%，达到8.2亿美元;流向金融业的投资占比3.5%，达到8亿美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对“一带一路”投资增长最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投资次之。从国别构成看，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老挝、马来西亚、束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等国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职业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学专业设置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总体行业和地区分布趋向基本相符。而从中国职业院校“一带一路”办学过程来看，一般都有企业参与，或直接合作，因此可以说中国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办学是适应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高度耦合，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提供了人力培养的支持和帮助，对“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起到了良好促进效应。

三、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模式

（一）以接受政府委托承接援助培训的模式

职业院校作为国家援外培训项目承办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举办援外培训。援外培训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分别为政府官员管理能力培训、相关行业的技术技能培训以及师资能力提升培训。如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在2012年开始承担面对亚非拉、东欧和南太平洋地区几十所学校的援外项目，承担这些国家相关官员和技术人员培训。仅2017年该校承接的商务部委托的第42期援外培训项目，就涉及上千名发展中国家官员和技术人员。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至今已承办115期发展中国家港口管理、汽车产业、职教管理等研修班，累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产业官员、职教官员和教师2650人。

综合来看，职业院校承办援外项目的方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承担院校从早期相对集中几所院校逐步拓展到多所职业技术学院。如早期只有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等少数院校承担对外援助项目，现在各省几乎都有一所或几所院校承担此类项目。二是委托职业院校承担对外援助的部门逐步从商务部扩展到其他多个部门。一直以来，商务部委托职业院校承办对外援助项目较多，后来农业部等部门也逐步开始增多委托职业院校承办对外援助项目。三是委托职业院校承办对外援助项目的内容逐渐丰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援外培训项目涉及的行业、培训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涉及招商引资、国际贸易、电子商务、教育、大数据、管理、海关、文化、制造、电子等多个专业或领域。

（二）以招收留学生培养输出人才的模式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要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了多领域、宽渠道、立体性的经济合作与产业互动，急需各类具有较好素养的技术技能型及实践型人才。“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激发了我国高职留学生教育的内生动力，激活了我国高职教育对外输出能力。中国较多职业院校都在积极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各地人民政府也纷纷出台支持举措。以江苏为例，为提升境外招生工作成效，江苏省制订了《留学江苏行动计划（2014-2020年）》，2017年起连续多年组织职业院校分别赴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参加国际教育展，并在这些国家举办“留学江苏”专场推介会。2020年，江苏省有44所高职院校招收留学生7652人，其中学历生6533人，占85%。浙江省高职院校2020年留学生规模达到3751人，湖南省高职院校2020年留学生规模达到711人，广东、海南、河南、江西等高等职业院校2020年分别招收留学生356人、246人、250人和11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