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摘 要：经过党和人民多年的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也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为了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步伐，我国应大力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进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对此，我国首先应明确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借鉴国外优秀教育经验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方案；其次应破除人才培养机制壁垒，优化以国际法学为中心的课程体系，提升学生跨语言的文化沟通能力；最后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培养以“精英化”为标准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关键词：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4）06 -00  -08

一、引言

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深度变化的国际形势也进入了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428在这个新时代，在国内治理和国外治理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内外的新形势，我国也在不断推动涉外法治建设，培养高素质的涉外法治人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对“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基于此，“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成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习近平涉外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我国以“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建设为创新实践载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法治人才培养路径，以期为健全涉外法治体系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

二、新时代为什么要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一）复杂的国际局势推动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此局势下，越来越多的治理难题都无法以一己之力有效克服，协调国内治理和国外治理的关系成为当下重要的时代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3]。

据此可知，国内法治是国外法治的前提基础和重要保障。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国内法治体系，那也很难建设一个良好的国外法治体系。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位于世界前列，国内市场前景广阔，许多如沃尔玛（Walmart Inc.）、三星（SAMSUNG）、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万国商业机器公司）等外资企业纷纷入驻国内，并提供了许多的岗位和机会。另一方面，我国“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于旧的国际规则体系也存在诸多的不适应。因此，建立更多类似《文化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的文化法律制度刻不容缓。综上所述，当下国际制度的竞争已经成为了影响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因素之一，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明显落后于当前的国际环境与形势。为今之计，只有加速推进国际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建立真正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体系。同时，国际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涉外法律体系，更离不开涉外法治人才，因此，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才能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更好地应对当下及未来的国际局势。

（二）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落实习近平涉外法治理念的关键一步

2022年，习近平法治思想被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当中，习近平涉外法治理念不仅是对当下国际国内局势发展若干重要时代命题的回应[4]，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

首先，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就以一个全新的姿态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各国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当今的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随着沿线各国经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法律的交流和合作便成了其中的重要枢纽与保障。在跨国贸易中，优质的法律服务可以使贸易更加畅通与高效，能够让整个贸易过程在相对稳定的法律框架下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一带一路”的参与国来自不同的地区并运用不同的域内法，各国法律传统与文化也存在较大差异。若是没有专业的法律人才提供跨境、跨国的法律服务，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贸易的顺利进行，还会使各国面临难以预料的法律风险。因此，在完善相关法律服务的同时，各国还应推动现有的贸易机制相互包容，基于“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立更多的合作机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国也毋庸置疑地需要更多的涉外法治人才为国际贸易合作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然而，有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律师群体有能力将业务拓展至国外的仅有1％，剩余99％只能将国内法律业务作为主要谋生手段[5]。由此可见，如果能够进一步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缺口，“一带一路”建设也能够为参与国提供更加深度的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次，自2012年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我国不断践行该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数次在国际国内的会议中阐述和深化该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与蓝图，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需求，是一个关于世界秩序的理念[6]。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最首要的便是需要一个法治化的国际体系，而这与实现习近平涉外法治理念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在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过程中，需要实现2个目标：一是建立体现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国际体系；二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通用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总之，为了实现该目标，不仅需要培养能够熟练从事涉外业务的法律人才，还需要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输送真正懂法、用法，坚持民主、平等、正义的高素质法治人才，以便我国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进而建立以《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为核心的法治化的国际体系。

（三）“新文科”与“大外语”背景下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

时代在变化，教育也在变化。“新文科”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提出，指的是对教育培养方案的更新，改变传统的以文理定科目的方式，将文理学科交叉重组，将类似人工智能的新兴技术结合到传统科目当中，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学习路径。而这条路径毋庸置疑是一条符合全球教育发展大势的道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教育的目标和需求都是不同的，对人文学科的着眼点自然也各不相同。新时代，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新文科是对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实际人才培养需求相结合的最好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经验，最为主要的是要坚持培养有中国特色的、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随着新文科规划的落实与发展，法学作为一门一级学科，也在逐渐和其他学科相互交融产生新的学科领域[7]。例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健康权也逐渐被各国宪法所承认，卫生法学便应运而生，如北京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及南华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同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网络技术驱动着各行各业的变革，网络法学也就是人工智能法学也开拓了一片新兴的法学学科领域，如中国政法大学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共同建立了网络法学研究院。除此之外，应急法学与检察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也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因此，当前的法学学科正在将传统的法学理念和知识与大量的新观念和新技术相结合，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发展时期。而在这样一个时期，法学教育也应当跟上时代潮流的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众所周知，法学学科的发展演变不止局限于我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人工智能法学等学科的研究甚至早于我国数年。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只有先培养大量的涉外法治人才，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逐渐向世界输入我国学者研究的法学概念与理念，在法学领域掌握话语权。

三、新时代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目标

（一）新时代应培养“德法兼修”，厚德育、强专业、重实践的涉外法治人才

一方面，从古至今，我国的法治理念就格外突出道德元素，法律规则制定的背后也往往有着道德的影子。因而，新时代培养的涉外法治人才作为法律人，也依然要求其具有绝德至行、厉志贞亮的高尚品德。正如，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1]268 。由此可见，法律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律人的德行素养对我国全面建设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在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和他国交往，让他国感受到我国气度，更应该着重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德行，使其在国际活动中展示我国特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理念。

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活动中，法律人除了需要具备正确的理想信念，还需要掌握过硬的专业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确保立法、执法、司法工作者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8] 其中，在专业能力方面，学生既需要充分了解和掌握国内法律知识体系，以及学习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英语，还需要掌握国际法律知识及国际交往礼仪。同时，在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过程中，所有的理论都应当以实践为基础并为实践服务，因此，只掌握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做到知行合一才是真正优秀的涉外法治人才。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人们对于效率的追求越来越执着，效率与风险在数字经济中并行。而这些风险与机遇也都无疑体现在了国与国的交往中、跨国公司的合作中，因而作为连接纽带的涉外法治人才就更需要有足够的逻辑与经验去处理这些难题与挑战。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只有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能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才能保证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顺利完成。

（二）新时代应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涉外法治人才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是一个典型的海陆复合型国家。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的邻国众多，且周围连接了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与他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并带动周边地区繁荣共进也成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使命。为此，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伟大倡议，希望带动各国齐心协力、合作共赢。由此可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时刻铭记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坚持做世界发展的贡献者。涉外法治人才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主体，更应该铭记我国的大国使命与情怀，不仅能够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谋求我国发展，还应该具有国际视野、理解和尊重他国文化，在合作的过程中实现共荣。尤其是在当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承压的情况下，涉外法治人才更应该具备国际交流能力、危机应对和处理能力及了解国际经贸知识等专业以外的多种能力与技能[9]。

首先，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大，我国国民也不断面临着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冲击。在这个时期，在尊重他国多元价值观的同时，坚守我国主流价值观便成了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其时常处于外国文化冲击的第一线，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他国文化与观念的输入，因此，其只有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才能更好地保持初心、牢记使命。其次，涉外法治人才作为一名专业的法律人，如果没有对我国文化的充分理解，没有坚定的法治中国情怀，则很难具有强烈的专业认同感和自豪感[10]，也无法真正地理解我国法治文化的内涵。最后，在信息时代，文化竞争力是国际竞争中最为持久、最为重要的因素。若是能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向世界输出我国特有的精品文化，那么我国也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而人才输出便是向世界输出我国文化的路径之一。具有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涉外法治人才便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群体，其可以在国际交往活动中，散发我国的文化吸引力，让世界对我国的认知更加清晰，让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可以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好地散发属于中国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