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趋势和推进策略
作者: 董晓梅 吴文英 郑华摘 要:我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应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培养大批高质量国际化工程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目前,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文章通过研究预测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5个发展趋势,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提出国际交流合作的推进策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国际交流合作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3)09-0031-04
一、引言
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是各地区高等工程教育的主力军,承担着为各地区工贸企业生产第一线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责任,肩负着发展地区经济、增强地区竞争力的使命。文章所说的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是指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等教育机构,工科专业水平高,在地区教育发展过程中担当地方高校的“领头羊”“排头兵”,对地方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高等院校。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要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培养大批高质量国际化工程人才,提升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二、问题的提出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加强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组织领导,大力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治理水平,并重点部署了新时期提高涉外办学水平、中外人文交流、教育合作共赢等方面的教育对外开放工作”[1]。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要求地方重点推进,服务国家总体布局,发挥区位优势和区域特色,制定地方教育和经济共同“走出去”计划,与沿线各国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做强本地教育[2]。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大学的第五职能是国际交流与合作。可见,我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均要求各地区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地方教育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
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义重大且深远。第一,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其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发挥高等工程教育在国家人文外交中的纽带作用,将我国的优秀文化展示、传播给其他国家,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深化双边或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促进民心相通。第二,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开展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与国外高校共建科研平台和联合培养人才,有利于促进地区经贸和工程技术“走出去”,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三,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是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通过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吸收国外先进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管理经验,提高教学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促进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综合改革;同时,我国在国外开发了许多工程建设类项目,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可以借此契机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合作点位。
三、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现状
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成绩显著,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学术交流、共享教育资源,国际交流合作呈现出新局面。据教育部信息统计,截至2022年5月,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在办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共有1 429家,涉及39个国家/地区、1 711所高校,遍布我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9年,来华留学生总数达39.7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8%;126万中国人在国(境)外学习,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1/4。同年,约70%的中外合著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中国人,共计100 155篇[3]。此外,中外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迅速发展,中外科研团队以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为平台,进一步促进学科建设国际化发展。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规模之大、形式之多、影响之广。
尽管如此,目前,我国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对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来说,学校的综合实力限制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造成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定位不准确,同质性合作偏多,合作的层次不高、规模较小,效果不理想。部分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或国际交流合作规划还停留在文件上,实际落地的较少,缺乏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效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尚未达到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中心工作的要求,对促进学校国际化办学的作用尚有很大提升空间。这些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的国际化发展,但我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应主动作为,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变劣势为优势。
四、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趋势
(一)上下联动:从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到院校主动“自下而上”
根据国家发布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各级政府鼓励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并给予资源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一方面,主管部门通过对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总结验收等发现问题,研究解决措施,出台相关文件,引导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并逐步纳入地区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指导高校进一步规范管理,开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开展合作办学、师生校际交流、科研合作等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总结、调整、改进,以进一步符合国家政策和地区发展的要求。
(二)主动谋划:从“参与”和“输入”到“谋划”和“输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打开封闭状态,逐步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而国外高校出于经济利益、生源等原因在我国开展联合办学项目、开办中国地区分校,如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随着我国教育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教育迅速发展,正成为发展中国家国际化办学和高质量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样本[4],我国高校也开始到海外办学,开展教育输出活动。例如,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所境外大学老挝苏州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从“输入”向“输出”的战略转型的开端,后续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温州大学意大利分校阿雷佐校区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等纷纷落地境外。这些教育输出项目为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的教育输出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新时代的教育政策提供了由引进教育资源向输出教育资源转变的契机,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应顺势而为,积极谋划国际交流合作布局,科学规划,合理定位,打开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局面,充分发挥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工科优势,向国外输出优质工程教育及工程技术。
(三)价值多元:从教育的公益性到文化性、政治性和市场价值兼具的多重属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益性一直是我国教育的基本属性。随着改革开放,教育的政治和文化职能在异常复杂的国际社会中日益重要。2000年,我国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教育成为一种服务贸易,因此,输出高等教育服务、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等属于“境外消费”,慕课(中国大学MOOC)、来华留学等属于“跨境交付”,境外办学等属于“商业存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人员交流属于“自然人流动”的教育贸易服务形式。可见,教育的属性日渐丰富,教育公益性与政治和文化的职能继续存在,其市场价值和经济性也逐渐显现。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应审时度势,洞察国际教育市场化发展趋势,在重视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文化和政治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其在教育服务贸易中的经济利益,即教育在发挥其培养人才、服务国家外交政策和政治文化的职能的同时,也应兼顾其市场价值[5]。
(四)特色为本:从同质化到凸显学校特色、区域特色和中国特色
我国现代高校的办学历史短,基础较为薄弱,多数高校不具备全面国际化的主客观条件,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同质化现象严重。“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被更多的国家了解和认识,带来了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建设合作项目,拓宽了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领域、方式和内容。在此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应基于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工程学科、所在地区的行业优势和文化特色,挖掘本校国际交流合作的独特内容和竞争优势,克服同质化倾向,避免我国高校之间在国际交流合作资源中的竞争。
(五)形式多样:从实体合作到虚拟校园和网络大学
经济全球化、科技的进步、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应用使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校园信息化和网络化迅速发展,网络课程、远程教育突破了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空间距离,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方式,使教育教学、学术研讨等国际交流合作在网络上呈现,出现了网络课堂、网络学术会议、网上图书馆、网络校园等新的教育教学形式,使世界各地高校之间在网上跨国实时交流成为可能。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虚拟校园和网络大学的出现,在必须减少国际间人员流动的情况下,实现了世界范围内高校共享教育资源,进一步推动高校国际之间零距离的交流和融合。
五、地方高水平工科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推进策略
(一)宏观层面:国家政府顶层设计,加大对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政策支持和导向
1.建立健全国家立法机制,规范教育交流合作活动
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为我国高校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机遇。我国高校在境外所设办学机构的数量逐渐增加,亟须从国家层面立法,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规范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2021年,教育部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管理办法》《推进海外中国国际学校建设工作方案》,推动海外中国国际学校试点建设;出台《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工作计划(2021—2025)》等文件[6],并计划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高官磋商机制,实施“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主办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等[7]。在国家层面建章立制可以迅速有效地规范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2.搭建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拓展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空间
新时代,我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教育共同体逐渐成为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效载体,结合我国的发展战略需求和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在国家层面以“共建、共商、共享”为原则搭建中外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着力于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协调关系,达成共享资源、改革发展合作的共识。2022年,教育部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战略性合作,推进“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教育合作,进一步开展“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会议等活动[7]。通过搭建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拓展教育合作的发展空间。
3.设立政府间常态化教育文化交流机制,推进双边(多边)教育和文化交流
政府间建立常态化教育文化交流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双边(多边)对话会议,解决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的问题,将优秀的合作项目打造成品牌,使之可持续发展。例如,2017年,中国—东盟教育对话会上通过了《南宁宣言》,达成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中非论坛达成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中方为非洲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组织非洲学者访华、非洲青年研修和非洲新闻领域从业人员培训等项目。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搭建两地高校间的合作平台,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以推动本国教育的发展,夯实区域经济建设、文化进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民意基础[7]。通过这些交流机制,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彼此加深沟通与协作,巩固已有的合作成果并开拓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