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设置价值探索

摘    要：新时代高校外语教育应肩负起立德树人和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以文育人”，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有利于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道德经》可成为探索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设置价值与意义的理想范例。

关键词：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价值；《道德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3）11-0055-04

一、引言

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和而不同的文化交流，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的繁荣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提升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战略。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而外语作为一种语言，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资源。高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对外传播、思想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阵地。因此，高校外语教学在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是新时代高校设置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依据，其指出，“大学英语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课程可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1]。

新时代赋予了高校外语教育新的挑战和使命——高校外语课程不仅要注重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也要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既要注重外国文化的引入，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输出。换言之，高校外语课程在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同时，也要通过“以文育人”的方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学生能以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形象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二、“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和高校中国文化英语

课程开设现状

从丛首先在外语教学界提出了“中国文化失语”这一问题，其发现，许多中国学者在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时，心有余而力不足[2]。宋伊雯、袁小陆、刘丽华等人所做的调查研究都证实了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明显不足[3-5]。可见，“中国文化失语”现实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伟大愿景还存在较大差距，已成为新时代高校外语教育亟须解决的问题。

针对提高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的问题，一些学者建议在英语课程中渗透、融入、植入或导入中国文化相关内容。但“中国文化进英语课堂”的形式都在尽量避免中国文化在英语课堂上“喧宾夺主”，中国文化在英语课程中处于从属地位，顶多算是一份“饭后甜点”，而绝非“正餐”。在英语课程中较小比例地加入中国文化相关内容并不足以培养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能力。而中英双语教学有利于实现汉语和英语在英语课堂上的平等地位，进而培养学生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诸多高校都开设了有关中国文化的英语课程，但其中以介绍中国文化概况居多。例如，“中国文化概况”等英语课程对学生日常的跨文化交流大有

裨益，但当学生需要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思想精髓时，多会力不从心。如果想在国际深层次对话中做到“言之有物”，满足外国友人深度了解中国文化思想的需求和渴望，学生就需要对中国文化思想精髓进行深度学习，而研习国学经典著作便是有效途径之一。

目前，高校中开设以中英双语讲解国学经典著作的课程并不多，还缺乏此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享。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力求“从英语教学走向英文教育”[6]，是同步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人文素养，以实现英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有益尝试，也是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宝贵探索。高校开设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是新时代的召唤，也是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文章分别从教学内容载体和教学途径两方面探讨新时代高校开设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的价值与意义。

三、以《道德经》为例探索国学经典作为教学内容载体的价值与意义

国学经典是历经华夏五千年的淘洗和积淀而传承下来的、具有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特质的、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优秀原创思想著作，如《道德经》《论语》《大学》《中庸》等。学典和用典有利于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用典过程，其实就是在打造一张张中华文化的金质名片，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7]。《道德经》是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学经典之一。同时，“《道德经》堪称是有史以来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国图书，创造了外译语种最多、版本最多、专业评价与研究数量最

多、读者评价数量最多的历史纪录，迄今为止尚未被超

越”[8]。这使得《道德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中国与外国交流的桥梁与纽带。鉴于此，文章以《道德经》的内容和思想为例，探索国学经典作为中英双语课程教学内容载体的价值和意义。

（一）《道德经》的“道”和“德”思想可以为高校英语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重要参考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9]。要想在英语课堂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师首先要掌握“立德”的方法与途径，进而让学生充分理解“德”的内涵。《道德经》中的“尊道而贵德”（第五十一章），对“什么是德”和“怎样立德”给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论述。《道德经》中的“道”是万物的本原，也是自然运行和人世共通的规律，是“德”的本体；而“德”是教人遵道而行、安身立命的世间法则，是“道”的应用。显然，《道德经》中的“道”和“德”与当今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但《道德经》的思想内核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为核心的处世哲学。中国的传统美德，如上善若水、为而不争、崇俭抑奢、少私寡欲、以德报怨、慈爱宽容、诚实守信、珍爱生命等，在《道德经》中都有精辟论述。

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基于内容依托型教学（Content-

based Instruction）理念，把具有育人功能的语句或篇章作为教学内容载体，以充分发挥国学经典的人文教化功能。这样可有效避免英语教学中内容与语言的割裂，杜绝“空心课程”，达到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有利于实现英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

（二）《道德经》的“和合思想”的对外传播有助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梅德明提出，“新时代外语教育应助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10]，而提高学生对外传播中国“和”文化的能力可以成为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之一。《道德经》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四章）都蕴含着“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引用了《道德经》中的

“大邦者下流”（第六十一章），以此表达了中国协和万邦、海纳百川的国际观，彰显了中国“上善若水，利而不害；谦下守柔，为而不争”的大国风范与胸襟。

同时，“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第三十一章）和“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三十章）等语句也表明《道德经》反对非正义战争，并警示人们战争会带来严重后果。《道德经》也蕴含着“悲悯天下苍生”的情怀。例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第二十七章）指出，有“道”的人善于救助人，做到人尽其才。这是因为老子深谙“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第八十一章）的道理。

《道德经》崇尚和平思想和“悲悯天下苍生”的情怀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相得益彰，是反击“中国威胁论”和“国强必霸论”的有利武器。学生深刻理解《道德经》思想和对外传播中国“和”文化的理念有利于实现和平外交，使外国友人在平等互鉴的文明交流中坚信“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特质”，进而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并愿与中国携手一道，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促进人类和平发展。

（三）《道德经》的哲学思想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新时代彰显文化自信、促进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目前，诸多中国学者都在努力以中国本土哲学为理论基础，解决中国外语教学的实际问题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例如，崔刚认为，“中庸之道可以成为我国基础教学与改革的哲学基础”[11]。文秋芳也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传统教育经典《学记》作为部分理论基础，构建出了“产出导向法”[12]351。此外，语言学家B. 库玛（B. Kumaravadivelu）提出的“后方法”教学思想主张教师应超越教学法的限制和束缚，其构建了以“特殊性”“实践性”和“可能性”3个教育参数为核心的宏观教学策略的理论框架，提倡以“不变的宏观策

略”应对“变化的教学情境”[13]。这其实也体现了《道德经》中“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智慧。

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者应在学习借鉴国外外语教学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的同时，回归中国哲学理论，并立足中国本土外语教学实践，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构建。戴炜栋和王雪梅认为，“在‘文化走出

去’的背景下，外语教师培训或研修均要强调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掌握”[14]。而中国文化的内核正是中国哲学。外语教学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经》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独具本土特色的中国哲学著作，可以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推进学术研究本土化。外语教师研习和讲授《道德经》等国学经典不仅能在学生的学业成长路上播撒下中国哲学的种子，也必将提高自身的哲学素养，实现教学相长，这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的有益探索。

四、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程教学的价值与意义

文章所说的国学经典中英双语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中英两种语言讲授国学经典的教学，其教学过程的设计以“产出导向法”中的“以用促学”“以学助用”“学以致用”“学有所成”为指导原则[12]356。教学步骤大致如下。首先，教师使用汉语讲解国学经典文本中的字、词、句的语义及篇章义理；其次，在学生理解了文本内涵的基础

上，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汉译英进行表达过渡；最后，学生用英语以口头表述和书面表达等方式阐述国学经典中的思想和内涵，并就某一主题进行交流互动。在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堂上，汉语和英语处于平等地位，两种语言的使用比例由学生对国学经典文本内容的理解程度和英语表达能力决定，无固定标准，以适中适度、实现教学效果最大化为原则。采用中英双语形式讲授国学经典具有如下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英双语课程教学有益于促进中英两种语言

及文化学习的共同提高

在国学经典中英双语课堂上，教师先用汉语对国学经典的文本进行讲解，可以节约时间，提高课堂效率，有利于提升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激发学生学习和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感。研究者在研究母语文化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时，往往侧重于母语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但从认知角度讲，母语及其文化的学习会对外语学习产生正迁移作用，具体而言，较高的汉语水平和深厚的汉语文化底蕴会促进英语语言的学习，并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对英语文化的鉴赏能力。英语学得好、中西贯通的学者多具有坚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如辜鸿铭、钱钟书、季羡林、许国璋、林语堂、叶嘉莹等学者都是很好的例证和榜样。

语言学习的正迁移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高一虹提出的“生产性双语现象”指出，在目的语学习过程中，目的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进，可象征性地用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