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理论•实践：后疫情时代 资助育人体系建构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现有资助育人体系对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紧迫感，增强了高校教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责任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使命感。资助育人理念的转变、育人内涵的深化、育人方式的更新、育人关系的梳理为后疫情时代资助育人体系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高校应将发展“大资助”格局、搭建“大学工”部门、挖掘“大数据”价值、发挥“大平台”成效作为着力点，完善后疫情时代资助育人体系。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高校资助育人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2）02-0048-05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是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指出，提高资助力度，保证每位学生都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提出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同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纲要》，将“资助育人”列入“十大育人体系”[1]，这意味着我国高校资助工作不再局限于对困难学生展开经济资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健全学生资助制度，通过制度建构实现育人模式的规范化。这些都表明政府对资助工作从以往简单的经济解困发展到现阶段通过资助把握育人的价值取向。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通过教育帮助贫困学生斩断穷根，通过资助实现贫困学生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实质性转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下，现有的资助工作既面临诸多挑战，也存在新机遇。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构建适应新形势的资助育人体系，如何在给予经济援助的同时将“育人使命”贯穿于资助工作的全过程，实现资助工作的全过程育人，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命题。

一、现实维度：后疫情时代高校资助育人的问题提出

（一）危机感：后疫情时代的强烈冲击

2020年4月29日，全国连续14天无新增死亡病例，由此，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文章以此作为时间分界点，将此后时间定义为后疫情时代。所谓“后疫情时代”[2]，并不是指疫情完全消失，人们生活恢复以往的状

态，而是指疫情仍存在起伏，尤其是在小范围小规模内的间歇性暴发。疫情打破了人们以往常规的学习生活状态，对高校资助工作也产生强烈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学生作为高校资助工作的两大主体之一，疫情对其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心理上。首先，学生离开了熟悉的课堂，采取居家学习，隔离在传统意义的教育空间之外，教育空间的陌生感对学生心理造成极大的不适感;其次，学生与教师、同学间形成的隔离，线上学习使学生容易出现无所适从的孤独感;最后，互联网空间上充斥着大量信息，各类负面信息容易对学生在人生观和认知方式等方面产生困惑。

第二，资助工作的另一大主体——资助工作者也受

到较大冲击。首先，疫情居家期间，资助工作者受到地域空间、资料缺乏的实际限制，传统线下资助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在短时间内被突然中断，加上信息不对称等容易诱发资助工作者的焦虑。其次，环境变化会让资助工作者重新思考资助过程中的育人价值[3]，例如感恩教育、健康教育和教育信息化等。最后，疫情的不确定性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潜在威胁，也由此给资助工作者带来焦虑感。

（二）紧迫感：人力资源强国的迫切需要

充分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石。人力资源是衡量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能力、发展水平和贡献的综合要素。教育是研究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伟大事业。教育改变人口的学历结构，充分发挥教育的人才供给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各方面的人才，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优化教育结构，推进区域间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也是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重点。一方面，如果贫困学生缺少国家相应的资助政策的帮助，就可能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高校的资助对象不同于普通的社会救助，高校资助的对象是一个个独立的、具有个性和较高知识水平的学生。因此，把育人功能纳入学生资助的“坐标系”中[4]，利用资助育人的力量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三）责任感：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基础

伴随着教育教学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5]。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及现代化的教育要有现代化的教育思想理念。而在新冠疫情期间，高校资助工作中更高频率地使用线上资助的工作方式，这也对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高层次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受新冠疫情影响，教育部门适时提出的“线上教学”模式[6]，既让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活动， 提高了全体国民教育信息化素质，也整体提升了师生信息素养，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使命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首先，资助育人工作是教育扶贫的重要范畴，学生资助工作既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扶贫先扶智，通过国家资助解决贫困学生的上学费用问题，帮助其摆脱接受教育需要面临的经济负担;而对于刚刚跨过贫困线的低收入学生家庭，资助使其有机会接受教育、提高科技文化素质、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脱贫、高质量脱贫。

其次，资助是手段，育人是目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这也对高等教育领域提出了新要求， 要求在资助工作中不仅要做到精准资助，避免“大水漫灌”式资助[7]，而且要下一番“绣花”功夫实现对贫困学生的精准资助。在满足精准资助的前提下，2017年教育部又将资助育人质量提升体系纳入“十大育人体系”之中，充分发挥资助育人功能，让每位贫困学生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

二、理论维度：后疫情时代资助育人的内在规定性

从现实维度来看，当前我国的资助育人体系仍然存在着疫情带来的强烈冲击。因此，转变固有资助育人工作观念，从理论维度探讨后疫情时代资助育人的内在规定性具有重要的必要性。

（一）理念上：资助育人理念的转变

第一，践行资助育人的经济理念。资助理念来源于人力资本理论和成本分担理论。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对教育的投资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收益，在此基础上舒尔茨提出将教育投资视为人力投资的一种，即人力资本理论。而希腊经济学家萨哈罗·善勒斯则是从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角度进行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方面证明了政府、社会和个人都可以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由此得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结论，即成本分担理论。因此，资助育人理念的转变首先要践行资助的经济理念，只有切实保障贫困学生的经济无忧后，才能进一步要求他们遵守有关制度。资助育人理念的转变首先就体现在经济资助要回归到教育的本位即育人上去，即资助育人。

第二，强化资助育人的健康理念。疫情发生之前，高校资助工作主要是围绕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助学贷款确认、各类奖助学金评审、勤工助学等系列具体性事务展

开。但是通过这次疫情可以看到，人类在疾病、灾难面前非常脆弱，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体魄应该是放在首位的[8]。因此，后疫情时代的资助育人工作，在原有的工作内容中更要提升生命价值教育，摒弃片面的经济资助模式，加强资助工作中的健康理念，发挥经济资助的育人功能。

第三，拓展资助育人的合作理念。教育的本位是什么？陶行知提到，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特征，各国都不可能独自面对、解决疫情，唯有树立合作理念，才能行稳致远。所谓资助的合作理念，本质上就是提倡相互扶持，政府、社会、学校等各方合作，帮助贫困学生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实现资助育人的目的，帮助贫困学生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二）内涵上：资助育人内涵的深化

第一，资助育人蕴含着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融合的价值取向。高校资助工作始于公平、终于育人，承担着独特的育人内涵。首先要挖掘高校资助工作中的价值取向，回答“为什么育人”这一根本性问题[9]，这一问题关乎资助育人在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战略定位，更涉及资助育人的合法性基础。其次，个人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石，社会进步也会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因此，高校在发挥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时，要充分考虑如何解决学生的当前困难并为其谋划长远发展;学生个人在得到发展后，也会在无形中提高个人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资助育人是“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资助育人的核心内涵有两重，一是重视底线保障，二是注重高线引领。一方面，在底线保障上，高校资助工作要充分发挥育人功能，强化生存底线保障、公平底线保障和道德底线保障。重点解决学生的经济问题，应以物质帮扶为主，着力解决学生的底线生存问题。另一方

面，在高线引领上，资助育人是鲜明的政策目标、政策导向和政策支撑的育人工程。在这个意义上，资助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是资助育人方向引领和实现成效的重要保障。凸显政策引领、文化引领、奖优引领和典型引领，通过底线保障和高线引领促进资助育人功能的最大程度发挥。

（三）方式上：资助育人方式的更新

第一，运用统计学概念完善线上资助工作流程。用可靠的高质量数据完成学生资助的认定工作，是资助工作领域的共识。受到疫情影响，以往的线下资助工作被迫搬到了线上，应利用统计学中的基础概念对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细加工，实现数据的高增值。在进行学生资助认定时，运用区（县）教育局、学校学生管理系统、财务系统等数据识别所有学生及其家庭各类资金的流转情况即学生资金使用的众数，进而知道全体学生的资金流转额度和频度的相对位置即学生资金使用的平均数，由此判断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在所有学生群体中的相对困难程度即中位数。正常情况下，学生资金使用情况符合正态分布，即95%的学生是属于家庭经济普通的学生，只有5%的学生是家庭经济贫困学生或是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认定。

第二，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可以获得更加精准的估计结果，通过在不同时间节点上频繁观测与贫困学生相关的生活消费情况、学校资助效能以及国家资助政策效果等各项指标所形成的（伪）面板数据，从而获得在资助过程中不同时间点的数据。将资助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Asjk，t）视为一个特殊的教育生产过程，且受资助学生后一阶段成就水平是由于前一阶段帮扶和发展累积而成。这时在t点产生阶段性成长成才函数（Asjk，t）可以视作一个“累积模型”，即由学生家庭投入（F）、国家资助政策（G）、具有强烈求知欲望（X）的学生和各方资助（S）的多方面资源，加之学校隐性文化（φ）、师资力量（ε）等具有不随时间而变的固定项共同组成。如公式1所示。

Asjk，t=∑1t-t*Fsjk，t +ΘGsjk，t +σSsjk，t+γXsjk，t+φ+ε……公式1

（四）关系上：资助育人关系的梳理

第一，助学与助困的关系。首先，助学和助困二者是有区别的。资助工作的目标是保障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即“助困”，体现了我国教育的公平性，但公平性的前提是“助学”[9]。高校资助工作是帮助有强烈求知欲的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不是简单的经济助困，也不是平均主义的资助。平均主义的资助只会加剧学生形成等靠要的惰性，削弱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求知积极性，更与教育公平的初衷相违背。其次，助学与助困二者的关系是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