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驽骥说相马

古代世界的跨文化交往是不是“全球”的？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向来有不少分歧。一部分人会疑问：古代连美洲都没发现，半个地球也叫“全球”吗？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并不意味着要真正覆盖整个地球，它更强调的是在广大地域上构建密切联系的“全球性”或者“世界体系”。至于“全球性”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追溯起来那就更是众说纷纭了。有说已有1 万年历史的，有说从青铜时代开始的，也有说从地理大发现才有的。不过比较公认的是，所谓“密切联系”，就不能只是从海边捡到漂流瓶，或者极个别远方浪游者留下的域外奇谈这样偶然出现的事件，而应当以稳定持续、规模庞大的经济来往为基础。丝绸之路之所以能作为“世界体系”的代称，正在于丝绸除作为名贵纺织原料外，还能借扮演货币角色具有相当社会保有量和稳定需求。有往就有来，马就是长期大量输入中国的商品。历史上有“绢马贸易”“茶马之路”等名称，可以说，马匹与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外销物资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的一体两面，而与马相关的知识也在世界范围内积累和传播。

良马之路

青铜时代以来，马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相传从夏代起，中央就设置专门畜养管理马匹的官员，此后绵延不绝。然而，尽管中原王朝多拥有若干马匹产地，但多用作驮畜，建立精锐骑兵所需良种马仍极度缺乏。因此，汉武帝在得知中亚大宛国（今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出产汗血宝马后，才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取得这项战略资源。汉代以后，逐渐发展出中原王朝以绢、茶等换取周边游牧政权良马的实物贸易。由于丝绸之路入口多实质受控于游牧政权，它们渴望垄断丝绸贸易获取暴利，往往竭力扩大卖马数量，唐宋时期朝廷每年购入马匹常可达数万匹。

人为造成的马匹流动当然不是中国与周边民族之间特有的现象。骑马发源于广袤的欧亚草原，在这里游牧的民族与周边地域的互动都有可能引发马的交换。马的交易又不仅限于欧亚草原。例如公元前17 世纪入侵古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促使古埃及出现骑兵和战车，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以战车制造技术闻名。古埃及的马场位于他们更南的库什，也就是今天的苏丹一带，这里出产的马匹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受驯。公元前8 世纪时，古埃及马匹大量进入近东，来组成军事强国亚述的战车部队。在此时前后，斯基泰人逐步从欧亚草原向黑海乃至多瑙河流域进攻，他们的精湛骑术给古希腊人带来深刻印象。后来古希腊人在黑海周边建立殖民地，从那里获得斯基泰人的马匹。从那时起，马就与奴隶被分别视作不会说话或会说话的财产，一匹马与受过教育的奴隶的价格相当。

到中世纪，中国还不算对外来马匹最依赖的区域。马，以及与之相关的装备和知识都更晚传入南亚。印度中南部实在称不上养马的好地方，可从12 世纪末开始，这里德里苏丹国的王公们又依赖于骑兵，尽管在《帝国时代》等电脑游戏中它更以战象出名。曾途经这里的马可·波罗记载道：“此州之人无论用何方法皆不能养马，屡试皆然。”只能花费大量财富从波斯和阿拉伯半岛各地购买马匹，每年购入约万匹。为什么需要每年买马呢？因为印度养马的环境和技术都很恶劣。印度南北各地的马匹通过海路或陆路输入，在途中就有惊人损失。国内缺乏给马钉蹄铁的匠人，贩马者又贪图利润，封锁蹄铁等技术。除蹄铁外，4 世纪初已在中国出现的马镫也到这时才传入印度。

由此可见，自约三千年前，良马之路就已在世界不同地方先后出现，成为跨国贸易中的重要一环。马在产地、驯养地和使用地之间流动，所经路途比起香料、木材、药物、宝石等更高端奢侈的商品要近，它意味着财富从农耕地区向牧区的回流，同时也是牧民操控丝绸之路资源的体现。

伯乐常有

相传伯乐原名孙阳，是春秋时人，以善于相马流芳千载，后世更成为善于识别人才者的代称。由于先秦时期马政已相当完善，《周礼》称其首要任务就是辨别“六马之属”，即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和驽马。前五种马都是良马，适于奔驰于不同道路，最后一种为劣马。不晚于汉代已出现《相马经》一类著作，说明当时人们已系统总结了辨马经验。最早的帛书《相马经》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全文5 200 余字，从头、眼、四肢等部位的形貌识别良马与驽马，前者又分国马、国宝、天下马和绝尘等级别。该书作者通过外观可以深入内部，看出马饮食消化方面的情况。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保存的一部分《相马经》，与马王堆帛书有近似之处，还进一步把五官和五脏相联系，发展出相马五脏法。这并不意味着马体解剖学的发展，而是应用于中医的五行观念在牲畜上的推广应用。

如果说春秋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养马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同时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不遑多让。公元前4 世纪到公元4 世纪之间出现的亚里士多德、阿里安和老普林尼等人的动物学论述，瓦罗、科鲁迈拉等人的农学著作，以及佩拉格尼乌斯的兽医学著作中都对马进行了详细描述。其内容既包含畜养马所需的马的繁殖与饲养知识，又包含根据牙齿确定马年龄的方法——后者对买卖时识破无良马贩的骗术尤为重要。古印度最早的养马学著作为《沙利霍特拉全书》，成于约公元前3 世纪。该书记载了马的解剖、生理、疾病与外科手术等项目，此外还有辨认马年龄的知识。从章节结构看，该书与古希腊著作或存在隐秘联系。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养马学知识，特别是关于马匹的解剖生理学知识随着翻译运动而为阿拉伯畜牧学所继承。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喜爱纯种马，阿拉伯地区诸多王公贵族认为好马必为纯种马，相马的主要任务是辨别出马匹是否拥有高贵出身。宫廷兽医执行此项任务主要有两条依据。其一是对阿拉伯马、纳吉德马、埃及马各纯种马特征和世系的描述，但其中多有讹误和易于混淆之处。第二则是根据马匹的外在特征，如个头、身材比例、毛色、标记等辨认其血统。纯种马体能耐力必须充沛，在呼吸速度、面部和鼻孔的宽度、颈部的长度、颈部和肩部底部的强度、大腿骨和盆骨的大小、蹄子的强度和牢固程度等方面也有很高要求。15 世纪埃及兽医阿布·伯克指出纯种马体型应谐和，他还总结了不少应予以避免的不良特征，这与中国相马经在选材中首先淘汰“三羸五驽”的做法类似。除外貌等静态特征外，不少阿拉伯兽医都论述了检查马匹起身、行走、慢跑、疾驰等运动姿态的方法，从而为阿拉伯文化区域相马术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纵观几种古代文化流传或出土的相马术，它们显然是良马之路对动物学知识持续刺激的产物。在知识内容上，不同文化相马知识存在不少重合之处。但在主旨和题材取舍上，各地相马术又随着马在本土文化中所具含义而不同，如中国相马术宗旨为充实骑兵而选拔善于奔跑的“千里马”。古希腊相马术重在年齿判别，这和马多用作力畜有关。阿拉伯相马术多崇尚纯种马，这更多来自上流阶层装点门面的需要。可以说古代世界各地的相马术由良马之路串起，反映着不同经济形态下知识发展的交叉融合，又折射出马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