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现实表征、生成机理与纾解路向

摘要：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然而，职业院校教师对教育场域中的人工智能存在焦虑情绪，主要体现为理念焦虑、生存焦虑和应用焦虑。从“数字驱动”转为“数字交互”、“智能主体”冲击“教育主体”、“数字素养”面临“能力不足”三个维度分析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生成机理。从落实人机协同，降低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实现人机共创，化解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达成人机融合，消弭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等方面寻求纾解路向。

关键词：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数字素养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5）01-0066-09

2024年4月，由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中心的AI指数指导委员会编制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4），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在加速科研进程、推动医疗革新、塑造全球经济结构、引发就业趋势变化等方面的作用[1]。“人工智能+”引爆新质生产力革命，且将再次引领社会的生产变革。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在职业教育领域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人工智能为教育的创新变革提供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使用日益深入，智能教学检测系统、智能实训管理系统、智能批改系统及高规格的智慧教室、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智能化产品集成式嵌入职业教育领域，为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改进提供了智能化的资源与平台支持。然而，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现象逐渐浮现。本文聚焦数字化教学场域下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剖析其现实表征、生成机理，寻找一条纾解数字化教学场域下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有效途径，为推动人工智能与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人机关系：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概念阐释

在当前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焦虑”这一概念被频繁提及，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最早提出“焦虑”的概念：焦虑是人们在面临未来进行抉择之际，因对即将涉足之未知领域的深切恐惧及个人想象的困扰，渴望回归至熟悉的环境，但又难以割舍既有的情感与抉择，所形成的一种复杂且矛盾的情绪状态[2]。本文认为，当人工智能技术造成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收益或理想预期时，就会引起大众焦虑。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场域的教师人工智能焦虑亦如此。

（一）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上正经历历史性变革，已然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当前，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正依托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及知识图谱等核心技术，在核心算法、计算能力及应用技术上取得显著突破，呈现迅猛且蓬勃的发展态势，人工智能将成为引领颠覆性变革的新一代技术。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渗透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社会持续向前发展。例如，制造业、交通业、农业、医疗业和家居业等行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实现产业的创新突破，使得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实现稳步增长。人类社会正进入以数据为基础性资源和关键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时代[3]，数据被视为与土地、劳动力等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4]。最直接的证据是我国产业数字经济渗透水平持续稳步提升，2023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10.78%、25.03%和45.63%，分别较上年增长0.32、1.03和0.91个百分点[5]。人工智能加速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开启数字产业变革新格局。

职业教育作为数字经济的直接受益方，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例如，教育部印发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集中体现了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要求。一方面，该目录增设了诸多与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相关的专业;另一方面，基于科学的判断，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和新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为传统专业注入了数字化的新内容。

（二）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内涵厘定

过往关于人工智能焦虑的探讨聚焦于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信息通信技术产生的技术焦虑主要有计算机恐惧症[6]、计算机焦虑症[7]和网络恐惧症[8]等称呼，这些术语在实质上并无显著差异[9]。数字化教学场域下的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具有三重定性。第一，从认识论层面看，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根据对待新兴技术的态度衍生出被技术所吸引的“技术狂热者”及对技术表现出恐惧的“技术恐惧症”两类人群[10-11]。理解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应从技术层面（如恐惧排斥甚至厌恶使用电脑、手机、互联网等信息通信设备，对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表示担忧）和态度层面（如对人工智能技术充满敌意）、行为层面（如对人工智能技术避而不谈）出发。第二，从价值论层面看，人工智能时代职业院校教师应摈弃技术恐惧与焦虑情绪，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不仅给教育变革提供了新路径，还能代替教师完成重复性劳动，解放生产力[12]，即强调回归技术的本质，同时平衡教师的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之间的适配性，以实现人机关系的和谐耦合与融洽共处，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最大价值。第三，从本体论视角来看，尽管人工智能凭借卓越的计算能力和自适应决策能力显著提升了教育教学的效率与精准度，但在塑造学生精神世界和道德行为方面，人类教师的作用依然无法由智能机器和算法所替代。因此，职业院校教师应积极承担引领角色，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整合的过程中，坚守教师角色的“人”的主体性，强化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系，提升交流质量，从而实现教育真正意义上的“育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主要表现为在数字化教学场域下的人工智能焦虑（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xiety），并将其定义为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所引发的教育主体在数字化教学场域中消极、排斥或者厌恶使用人工智能，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所呈现的各种负面情绪。教育数字化、信息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相互赋能。一方面，需高度重视职业院校教师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时所呈现的焦虑情绪状态，积极采取措施缓解焦虑情绪，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有效促进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不仅是职业院校教师个人成长的诉求，更是推动教育教学发展，满足时代要求的必然举措。

二、人机异化：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现实表征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高效推动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不仅为职业院校教学领域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提升，还通过自动化手段替代了教师繁重的重复性低阶劳动，极大地解放了教学生产力。然而，这一变革也对职业院校教师的角色定位及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面对数字处理能力明显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技术，职业院校教师心理极易受到冲击与影响，从而导致其对人工智能技术产生焦虑。为了厘清职业院校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现实表征，本文从理念焦虑、生存焦虑及应用焦虑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理念焦虑：教师认知困境，引发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导火索

在当今数智化时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迭代与更新，为职业院校教师教育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效率，同时也造成了教师的认知困境。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职业院校教师的认知受到了冲击。技术的创新与广泛应用深刻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技术史。从蒸汽机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当前以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器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飞跃促使社会生产领域实现了全面变革，教育领域也概莫能外。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耦合与互构，推动着外显的教学内容转变、教学模式变革。因此，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缺乏在数字化教学场域下进行角色转型的自觉意识。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对尚处于传统教师角色定位的职业院校教师而言，当前的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角色期待与其长期秉承的传统角色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教师的角色定位正在由过去的“独奏者”逐步转变为“合奏者”，甚至是“伴奏者”[13]。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导向下的职业院校教师会构建不同的意向性结构，产生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焦虑，主要表现为“信息偏食”。“偏食”一词来源于医学和饮食领域，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选择行为，信息领域的这种选择行为现象即信息偏食[14]。信息偏食造成算法技术、平台及个体的选择性等因素影响“信息传播—信息接收—信息吸收”的过程，从而导致职业院校教师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结构，进一步扩大了职业院校教师的人工智能焦虑。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信源主体对信息真实性的控制，引发信息失真;二是算法技术的干预，信源主体可能只会推送大量同质性信息，抑制了信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三是职业院校教师可能会依据个人偏好选择信源主体，甚至是只接收特定信源主体发布的信息，加剧其认知的固化。

（二）生存焦虑：教师岗位替代，引发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引爆器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传统职业，如电话接线员、打字员等正逐步被人工智能机器所取代。美国查普曼大学曾对美国公众心目中的“最恐怖事件”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公众普遍将科技视为比犯罪和地震更为可怕的威胁，民众对于机器人取代劳动力的恐惧情绪超越了对于死亡的恐惧[15]。这反映出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科技进步及其可能带来的就业影响存在高度警惕与不安的情绪。2017年，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A.Osborne）研究发现，在未来20年内，700种职业中的300多种职业会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16]。同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公布了一份名为《失业，就业：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omation）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约有4亿至8亿人被自动化取代而需要重新找工作[17]。随着技术发展的深入，“人工智能岗位替代论”的观点逐渐显现，并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担忧与恐慌。同样，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教师产生了职业情感上的焦虑和恐惧。例如，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感知、机器学习等技术应用场景的日益丰富，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出色的智能化能力，可以实现智能出题、智能阅卷、智能教学辅导及智能监测等多项功能，能够为学生的学习过程提供全面而有效的支持与保障，进一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发展。因此，教师难免会有被人工智能替代的焦虑。

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机器教学[18]”和“学校消失论[19]”的观点，教育主体的“人工智能焦虑”与此相伴相生。例如，具有卓越性能的生物技术、数字技术及强大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的人工智能，能够捕捉学生的微表情、生物电等多模态信息，其纵向追踪、横向比较和预测分析等功能，能够客观描述和深度剖析学情，实现学情分析方法智能化。通过运用多模态数据，实现对学生学习状况的精准评估，这可能导致职业院校教师在其专业领域内的主导性优势受到消减，而日益激烈的人机竞争也无形中加剧了他们的紧张与焦虑感。

（三）应用焦虑：教师技术障碍，引发教师人工智能焦虑的助推器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虽然能将职业院校教师从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是也给部分教师设置了隐形的技术障碍。当前，数字鸿沟逐渐从“能否获得信息技术工具”转变为“是否具有使用技术与工具的技能及技能程度”[20]。伴随“互联网+”“AI+”“5G+”等数字教育模式富集化且集成式嵌入课堂，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教师在使用现代教育智能产品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技术实施步骤和使用流程产生焦躁情绪。在数智化时代，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将真实课堂环境与虚拟数字环境进行有效互嵌，帮助教师获得理想的课堂效果。但是，这种效果无法仅靠技术实现，需要以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胜任力为基础。同时，在职业教育场域，作为“数字土著”的学生群体具有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先天优势，而作为“数字移民”的职业院校教师则会遇到明显的人工智能技术障碍，这种障碍会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日益严重。随着科学水平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尖端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教育系统在简化一些复杂操作过程的同时，客观上也对教师的基本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会加剧职业院校教师使用智慧教育系统时的应用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