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职校录：天津高等工业学堂

摘要：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始建于1903年，1904年由周学熙任校长；1929年升格为河北省立工业学院，首任院长魏元光。1952年，同津沽大学等高等院校一起并入北洋大学，被中央人民政府命名为天津大学。这所学堂所形成的产学一体、培育双师、校企合作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是当代职业教育界应当传承和弘扬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职业教育；天津高等工业学堂；职业学校；周学熙；魏元光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4）11-0092-05

1903年，直隶工艺总局设立（见图1），其总办由周学熙出任。是年2月，北洋工艺学堂初办，首任总办（校长）为天津知府凌福彭，堂址在天津老城东南角贡院东草厂庵。

翌年9月，由周学熙接任监督（校长），更名为“直隶高等工艺学堂”，校址迁至今河北区黄纬路。此后，校长更换多人，直至1926年，魏元光继任校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其校名曾更换为“直隶高等工业学校”（1912）、“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3）、“河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1928）、“河北省立工业学院”（1929）、“河北工业学院”（1950）等，1952年，同津沽大学等高等院校一起并入北洋大学[1]，被中央人民政府命名为天津大学。

一、奠基篇——周学熙时期的直隶高等工艺学堂[2]

清代将北京连同周边的天津市、河北省等地划为“直隶省”，等同于现今的“直辖”之意。直隶总督衙署最初设在保定，1901年移至天津，故天津近代早期的许多学校、企业均以“直隶”冠名。但冠以“天津”亦无不可。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祖籍安徽省建德县（今东至县），6岁时随父周馥举家迁到天津。周学熙同当时的多数学子一样，初时醉心于科举入仕，并于1893年高中举人。此后却屡试不中，遂立志弃科举而改习制艺，并一举成为北洋政府时期著名实业家和职业教育家，在职教界享有“北周南张（张謇）”之美誉。

周学熙在天津及周边地区创办的实业主要有：天津银元局（1902）、启新洋灰公司（1907）、滦州矿务局（1907）、京师自来水公司（1908）、民国实业银行（1912）、华新纺织公司（1919）、永宁保险公司（1919）、普育铁工厂（1920）、耀华玻璃公司（1920）等。其厂址遍布京、津、冀等地，但总部多设在天津。天津也因而成为知名企业云集的北方经济中心城市。周学熙还因两度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而名声大噪，被誉为“北洋实业之权师，民国财政之权威”。

在兴办实业过程中，周学熙深感“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因此，他在1902年至1907年间，先后创办了劝工陈列所（原“考工厂”）（1902—1907）、高等工业学堂（1904）、实习工场（1904）、教育品制造所（1904）、劝业铁工厂（1906）、图算学堂（1906）、种植园（1907）、劝业会场（1907）等实业教育的教学、研究、传布机构；同时，又助办初等工业学堂一所、艺徒学堂两所，并广设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所、工商研究会、演说会多处。上述实业教育机构，为创设天津职业教育体系搭建了基本架构，也为天津职业教育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前身为北洋工艺学堂，1904年周学熙接任校长后，重拟了办学宗旨，即“以教育培植工艺上之人才，注重讲授理、化继以实验；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之职”。此为工业学堂教育理念之初立，也是后来该校长期遵循之根本。这个宗旨还被其他职业院校所吸纳效仿，成为天津职教界整体教育理念之范本和独特优势的具体体现。

学堂初创时设速成科和正科。速成科设制造化学科和意匠图绘科，修业两年；正科初设应用化学、机器制造两科，修业三年。从1908年起，增至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图绘专科及预备班等。据1907年统计，该校在校生有153人，这在当时算是规模比较大的学校了。

高等工业学堂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顺应了当时振兴工业的历史潮流，开启了北方职业教育的先河，为北方乃至全国的职业教育的发端与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其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除高等工业学堂之外，周学熙一手创办的其他实业学校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这里仅择要介绍几所：

（一）实习工场

该场是高等工业学堂附设的实习工场，于1904年9月创设，场址在河北区窑洼。实习工场拥有实习车间564座，设有机械、纺织、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图画、烛皂、制燧等车间（见图2）。

工场除供本校学生实地练习之外，还面向天津和外埠（据统计有11省之多）招收有志于工业的工徒前来学习。

实习工场有严格的操作考核制度，设置月考、季考、大考，实行擢优汰劣。故而，1904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的700余人，分赴各地充任工师匠目，为发展中国现代工业提供了大批优秀人才。

该场开创了“学校办工厂”的先河，也是天津兴办技工学校教育的开山之举。在华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图算学堂

图算学堂是周学熙在1906年4月创办的劝业铁工厂附设的一所高等技工学校，同劝业铁工厂同时举办。如果说实习工场是“学校办工厂”之首创，那么图算学堂就是“工厂办学校”之先例，二者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从此，这两种办学模式在天津得以广泛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职工教育、半工（农）半读教育的兴起，就是得益于此的鲜明例证。

图算学堂通过实地训练，以培养中级技工为目标。学堂开设绘图、算法、机械等科，修业年限三年。卒业后既可充任技师，又可担任初级工程技术人员。其许多优秀毕业生通过长期的工程实践，成长为中国工业领域中的佼佼者。

图算学堂最显著的办学特色有二：一是“固重图算，尤重实修”。即除重视理论修习之外，特别重视实际操作，以达到手脑并用和“学”与“习”相谐之目标。二是实行学徒制。即每匠带领数名艺徒（学生），亲手传授技艺。每次考核，凡名列优等或下等的艺徒，都分别给予本人和师傅（实习指导教师）奖励或惩戒，可以说，这就是“现代学徒制”的雏形。

（三）考工厂及劝工陈列所

考工厂隶属于周学熙任总办的直隶工艺总局，始建于1902年，初址位于北马路龙亭后。1907年5月迁至河北区劝业会馆内，计有楼房六七座，更名为劝工陈列所，是天津乃至全国最早的集讲学和展览于一身的工业博物馆。这对在天津开启民智和普及工业知识颇具助益。

劝工陈列所广泛收集国内外工业制品，向民众公开展示。一时门庭若市，观者如潮。在本地和外省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性效应。此外，该所还附设多项工商教育机构：一是夜课补习所。招收在职或失业人员入学，传授工商业知识和技能。每晚学习两小时，其教习（教师）均由本所员工担任。二是工商研究所。主要业务是搜集市场信息，为工商业者提供经营咨询，规范从业者生产、销售行为，保护其正当权益等。三是工商宣讲所。该所每逢农历初三、十八组织中外工商界著名人士进行演讲，传授工商通识，推广新式技术。其目标是沟通工界、商界、学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形成振兴工商业之合力，进而推动天津及周边地区的实业振兴与发展。

二、中兴篇——魏元光时期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3-4]

如果说周学熙是高等工业学堂的奠基人，那么魏元光就是高等工业学堂的中兴者。魏元光（1894—1958），字明初，直隶省南乐人（今河南省南乐县）。1911年至1918年先后就读于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实科、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堂更名后的校名，见图3），1918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1920年赴美留学，1922年获塞罗科斯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4年归国后受聘为母校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担任教员，1926年接任校长一职。1929年，该校升格为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独立学院，见图3），魏元光又任首届院长。

建院伊始，魏元光即着手对学院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他将学院划分为学院部和高级职业部两个层次，其中学院部设立机电工程、应用化学工程和市政水利工程三个教学系；高级职业部则分设制革科、机工科和织染科三个科系。此举令学院一举成为科系完整、实力强劲的工科强校。魏元光任上的其他变革举措还有：

（一）工业救国

1917年，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黄炎培先生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魏元光即于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任上加入中华职教社，成为中华职教社早期主要成员之一。魏元光的教育思想深得中华职教社教育思想之精髓，很早就立下了“工业救国”的抱负。这一点，从他为学校订立的校训中可见一斑。

工业学院的校训是：勤、慎、公、忠。即“勤以治学，慎以立身，公以对人，忠以处事。”后来，又进一步释义为“勤者，辛勤劳动，刻苦钻研；慎者，精心作业，精心操作；公者，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忠者，热爱祖国，敬业尽职。”

上述校训，目标只有一个——为工业救国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正如魏元光所言：“救我贫弱之国家，除振兴工业、改良制造之外，宁有他术？”“我国非振兴工业不能复兴；欲振工业非先训练人才不可。”在他的带领下，全院上下勠力同心，教师严谨治学，学生奋发研习。可谓开一代学风，育一代新人。工业学院也一举跻身于天津著名工科高校行列。

（二）革新工业

魏元光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生产占经济问题的大半，而工业又站在解决生产问题的最前线。”由此，他奋力疾呼“发展新工业，改良旧工业，是我们工业教育的总目标。”为实现这个宏愿，他的主要作为是：

1.立足本土，奋发图强

魏元光指出：“现在我国工业教育及工业人才，率皆取法欧美；而于本国固有工业的情形，则又多不注意。”对于当时中国工业教育的现状，他认为还处于“设备窳败、课本陈腐，一般对于实际经验多属欠缺，是以学理及制造均不能有所研究及创新发明”的落后状态。故此，这也是他立志奋发图强以振兴工业的思想根源所在。

2.调查研究，推陈布新

1934年4月，魏元光率领师生到塘沽的永利、久大化工厂和黄海化学社参观考察那里的新型工业设备。每逢寒、暑假期，他都制定调查表，让学生对故乡的工业现状作详细调研，以便汇总研究各地的工业发展水平。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办工业教育，必须把旧工业加以研究改良，才能有出路。”

3.厉精更始，改良教学

魏元光说：“我国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即学生在校只读书本，失之以空。”为此，从1932年暑假后开始，他把理论教学的学分减少了50个，相应大幅增加了实习教学的学分。为此，学校增设了机工部、纺织部等多个实习工场（见图4）；同时，他还将原来的“消耗型实习”变为“产品型实习”，即把单纯消耗材料的实习改革为能制造产品的实习。例如，机械系学生在实习中制造的30余台（套）设备，既装备了本校的实习工厂，又对外销售，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再如，土木系学生制作的桥梁、建筑模型，装备了一个150平方米的陈列室，供学生实地观摩学习。

4.开门办学，校企合作

除上述改革之外，魏元光在开门办学、校企合作方面也有许多骄人成就。例如，他同全国棉业统治委员会（简称棉统会）合作，增设“纺织特别班”，利用棉统会捐赠的先进设备，建成600平方米的纺织实验馆，为创设纺织工程系夯实了基础。1934年，再同华北水利委员会（简称华北水委）合作，经多方筹措，终于在1935年建成面积达2 100平方米的水工实验场（见图5）。当时的上海《申报》以“全国唯一水利试验机关”为题，对此事做了长篇报道。1935年，又同河北省建设厅联手，将保定市农具厂并归工业学院。嗣后，广泛收集国内外农机样品，徐图借鉴改造。此举不仅使本来颇具规模的校办机械厂实力骤增，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机具改良和改造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