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研究

摘要：通过多源流理论分析可知，欧盟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目标与需求、“工业4.0”时代对德国职业教育提出的挑战等问题源流的背景引发了行会和工会、专家学者的商讨与行动，提出了若干条政策议程备择。在国家层面的教育理念与战略决策、民众对于数字素养的期待与诉求等政治源流的推动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布了“职业教育4.0”指导框架，加速了三流汇聚，推开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之窗”。此后，德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规划及战略布局，致力于适应“工业4.0”时代的发展需要，培育面向未来数字化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提升职业院校师生数字能力、增强职业教育效能、推动德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多源流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4）12-0079-06

作者简介：刘雨佳（2000—），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学。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5G通信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动下，数字化技术正全方位地渗透于各个领域中，并不断催生出崭新的工作领域与生产业态。面对这一时代变革，数字时代的劳动者需不断提升自我，掌握与数字化相适配的技术与技能，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与机遇。[1]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兼具职业与教育的双重特性，这决定它不仅要承担育人使命，更要精准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丰富的转型经验。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研究视角，阐明影响相关政策设置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为各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多从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其建设背景、历史沿革、战略目标及发展路径。如李文静认为，数字化教育是德国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新领域，数字化能力是满足未来数字化世界职业素养的新要求，数字化变革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新路径，以上三点推动了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的进程，并促使了“职业教育4.0”计划的出台。[2]郑建萍分析了数字化时代德国劳动市场技能需求和供需矛盾，指出智能数字化技术对德国职业和职业教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即数字技能要求的提高、培养目标的更新和教学内容的扩展，论证了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在新变化下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3]赵文平以“工业4.0”计划为背景，分析了德国职业教育为面对“工业4.0”计划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劳动组织形式、人才需求特征等方面的变化而呈现的新发展动向。[4]鄂甜对数字化背景下德国提升职业教育效能的路径进行了分析，包括提出标准化职业规格、引入附加与选修资格模块以调整课程结构、加强数字资源平台与教师队伍建设，通过这些方式增强职业教育对数字化时代的适应性，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5]伍慧萍从“职业教育4.0”的概念入手，认为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的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五条主线：数字能力的界定与培养、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媒体的使用、行业与职业变化的评估与适应、培训职业与培训章程的调整，同时这五方面也是评估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效果的主要依据。[6]简而言之，目前有关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对转型内涵、意义及方法进行事实性分析，对于相关政策的议程设置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缺少深入的检视与探讨。因此，本研究将以多源流理论为切入点，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个维度深入剖析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议程的演变过程，全面探讨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设置的动力机制，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逻辑。

二、多源流理论及其适切性分析

（一）多源流理论的主要观点

多源流理论是由知名美国政策学者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创立的理论框架，是在深入借鉴有限理性和组织理论等诸多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够深刻解释政策制定的整体过程。根据这一理论，社会问题之所以能进入决策者视野并最终成为政府工作的焦点，实则是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紧迫的现实问题、既有的多种解决方案及重大的政治事件等。[7]金登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三大核心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及政治源流。[8]在问题源流中，核心要素包括统计数据、研究结论、突发的危机事件及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反馈等信息；而政策源流则聚焦于政策共同体，包括利益团体、行政官员、学者和智库专家等提出的一系列备选方案和建议；政治源流涉及行政与立法层面的更迭、民众情绪、执政党的思想倾向及政治利益群体的行动。尽管这三种源流在多数情况下各自独立运作，互不干涉，但在某些特定时刻会交汇融合，形成一个启动机制。这种多元化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从而为政策研究和实践提供更加深入的指导。

（二）多源流理论在本文中的适切性

多源流理论在解析政策议程方面表现出色，为深入理解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首先，德国职业教育在全球享有盛誉，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与产业界的紧密合作是其成功的关键。其次，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力量来自多个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职业院校、行会等。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资金支持者，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职业院校需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教育需求；行会则应在推动行业整体发展的同时，关注数字化转型。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构成了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最后，民众作为职业教育的受益者，也期望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

三、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多源流理论阐释

近年来，在数字化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德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部分。探讨相关政策出台背后的运行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政策内容，还能解释德国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的原因。以多源流理论为研究视角，将这些因素归纳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及三流汇合的“政策之窗”，可以全面解析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形成的过程。

（一）问题源流

“问题并不是通过某些政治压力或对人的认识的重视而引起政府决策者关注的，问题引起政府决策者关注的原因常常在于某些指标完全表明那儿本来就有一个问题存在。”[9]事实上，问题并非一开始便显而易见，而是由于其与利益相关者的普遍认知存在了显著差异才逐渐凸显出来，并被决策者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德国政府的相关决策者显然已经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大价值，并敏锐地预见这一变革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样的认识不仅体现了决策者的前瞻性，也反映了其对职业教育发展重要性的深刻理解。

1.欧盟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目标与需求

在欧盟积极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德国致力于加快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进程，实现欧盟的共同愿景。欧盟发布的《2030数字指南针：数字十年的欧洲之路》（2030 Digital Compass： The European Way for the Digital Decade）明确指出，欧洲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增进团结、促进繁荣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和企业的数字能力，确保数字生态系统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这个过程中要格外重视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公民的数字技能，使其具备操作数字化设备进行工作的能力。基于欧盟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德国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尽管德国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享有盛誉，但其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议程设置方面并未展现出明显的优势。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浪潮袭来，许多国家正大力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加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给德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竞争压力。因此，德国必须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布局，以保持自身在欧盟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领先地位。

2.“工业4.0”时代德国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

“工业4.0”时代的来临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工作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正逐步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同时也是德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路径。根据统计数据，实施“工业4.0”有望使德国在20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失业率降低20%，人均收入提升4%。[10]此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预计到2030年德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即使大量移民涌入，仍会存在近70万劳动力的缺口，而“工业4.0”的推进有望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从而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11]“工业4.0”的深入发展还将重塑职业类别、人力资本结构和技术技能需求。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于2015年发布了《工业4.0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Industry 4.0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Labour Market and Economy），预测到2025年，“工业4.0”将为德国创造43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但同时也可能导致49万个现有工作岗位消失，即德国将有超过6万个工作岗位可能被智能化系统所替代。这使得传统的、操作简单的工作岗位大幅减少，劳动者需要掌握使用数字化生产工具、操作人机交互界面、在数字媒体合作平台上协作等技能。相应地，职业教育需要调整教育目标、内容和方式，以培养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德国政府与各职业教育主体需要密切关注发展趋势，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以适应“工业4.0”时代的新需求，并将相关政策纳入议程设置之中。

（二）政策源流

当开始认识到转型问题和即将面临的挑战后，特定政策领域的专家组围绕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多样化的政策建议，旨在缓解当前的压力并寻求共识。

1.行会和工会的积极推动

德国的行会体系是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雇主协会联合会、手工业总会和工商业总会作为该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在推动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雇主协会联合会代表工业、第三产业等领域利益，在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可以通过与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及企业的紧密合作，共同制定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和方案；还可以利用其广泛的行业网络，推动各行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经验分享和合作，从而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对接。其次，手工业总会作为代表手工业和中小型企业利益的行会，针对手工业和中小企业的特点，制定适合其需求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还可以通过与教育机构、职业学校等合作，共同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最后，工商业总会作为德国工商业领域的行政联合机构，通过组织各类研讨会、培训班等活动，提高工商业界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和参与度；还可以协调各地工商会与职业学校、培训机构之间的合作，共同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综上所述，行会在推动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加强合作、制定策略、开发资源及组织活动等方式，共同推动着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各类工会组织也是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德国工会联合会、五金工会、联合服务工会及德国教育与科学工会等，代表着广大员工的权益，并在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相较于行会，工会在职业教育数字化的议题上更聚焦于职业学校的设备配备，且特别关注学徒的利益，认为构建一个涵盖初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体系至关重要。随着职业教育数字化进程的加速，调整职业教育内容和标准、提升职业教育人才质量成为迫切需求。为此，工会建议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双元制内各类职业学校的现代化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教育部门需与经济界紧密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共同推进职业学校的教师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总的来说，工会和行会根据对工业发展现状的充分了解，积极推动德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形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共同体，还为政府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议程上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