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逻辑及其治理路径

作者: 王子飞

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逻辑及其治理路径0

摘要: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是现代农业发展中乡村人才振兴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将大力提升乡村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和综合业务水平。我国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但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还面临诸多困境。文章以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价值意蕴和理论逻辑为支撑点,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分析背景,以解决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面临的困境为出发点,从做好顶层设计、积极营造工作氛围、构建培育框架体系、健全评价与激励机制等四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治理路径。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素质农民;乡村振兴;乡村人才队伍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3)12-001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高素质农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主力军。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在农业现代化不断加快、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意义深远。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国家采取措施,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受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的长期影响,我国乡村土地、资金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农业作为当前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产业,农业现代化发展还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比较滞后,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偏低[1]。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至2018年底,“新型职业农民”是培育的工作重点。2019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提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又明确提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高素质农民是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主力[2]。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乡村人才振兴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也是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应然。

一、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价值意蕴

(一)赋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时代之需

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保障。职业教育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基础性实践和前沿性理论探索工作。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虽已呈现内涵式发展和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问题依然存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整体素质偏低,职业型、技能型人才缺口较大。充分发挥并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在培育高素质农民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既能有效夯实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还能有力破解当前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中乡村数字人才短缺和供需结构矛盾突出的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3]。高素质农民培育作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主体工程,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将有力提升高素质农民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进而提高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成效。职业教育以专业化、系统化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育新生态,这既是破解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问题的时代应然,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转型升级发展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更是赋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时代之需[4]。

(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迫切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随着农业基本经营制度逐渐完善,以专业化、组织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有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经营主体主要由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及投资农业的法人等组成,经营主体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参差不齐。新型农业的专业化、组织化和市场运营需要一批专业化、数字化复合型“新农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与重点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速城乡间生产要素互融互通,特别是现代生产技术和文明向农村扩散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之间的连接也需要高素质农业农村人才来对接、落地和实施[5]。随着农村青年不断进城务工和落户,农村劳动力流失问题日益凸显,“谁来种地”“谁来守村”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城乡融合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聚焦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农业数字化技能提升和乡村工匠精神培育,不仅可以提升乡村人才队伍整体综合素质,丰富并充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力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和城乡融合全面发展,还能对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提高农村的吸引力。

(三)职业教育融入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遵循

乡村振兴离不开技术技能人才,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核心定位,两者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强化校地合作、育训结合,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鼓励更多农民、返乡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之一,为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四个目标的实现提供人才支撑和人力资源保障。我国2018年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取得了打赢脱贫攻坚举世瞩目的成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主旋律和主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农民。加快推进高素质农民高质量培育将有力提升并丰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综合技能和素质,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获得感。职业教育融入高素质农民培育既能充分调动诸如留守务农人员,返乡务农人员,大学毕业生,种养植大户及能手,投资农业的企业家等一批乡村振兴主力军的积极性和活力,还可以助力营造农村宜居宜业环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其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撑和人才供给保障[6]。

二、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逻辑

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提出现代人概念,认为人的现代化是从心理、思想和行为等方式上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并概括出现代人应具备的12项基本素质,其中第一项就指出,现代人应乐于接受从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7]。基于人的现代化理论,心理、思想和行为要素在职业培育和教育上可以概括为专业技术、综合能力、道德修养和法治意识。当前,高素质农民培育大都基于“经济人”角度开展相关培训,其培训内容往往过多关注市场利润、经营效益、生产效能及运营规模,存在短期性和逐利性弊端。依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高素质农民应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时代乡村人才。乡村人才振兴应该是人的全面振兴,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和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本质上应是从“社会人”角度出发,既要关注专业技术技能的显性知识输出,更要注重心理、精神和核心素养等隐性知识的强化。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社会人”,以此为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逻辑起点,基于产教融合聚焦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三个领域,围绕技、能、德、法四个模块构建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逻辑框架体系(见图1)。一是“技”,指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的专业技术。专业技术是高素质农民彰显职业属性的主要特征,职业教育参与专业技术的培训除包括传统的涉农专业技术培训外,还能融入涉农领域的新科技、新工艺、新业态和新视野,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技术水平。二是“能”,指高素质农民的市场化运营综合能力。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商业经营能力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高素质农民的内在要求。依托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组织,以理实一体、育训结合特色化教学和培训模式对农民开展有关农业农村市场意识和经营能力的针对性培训,将有助于全面提升农民的综合能力。三是“德”,指高素质农民的爱农情怀。激发农民的内驱力是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关键。职业教育以“思政”为切入点,深挖区域农业农村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开展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学习、基层劳模巡回报告等多种活动,营造积极的爱农氛围。四是“法”,指高素质农民的规范意识、法治意识。依托职业教育系统化的专业教学资源和专业化的师资团队,基于产教融合,通过对农民法治化规范化意识的培训,将有效帮助农民不断树立生态理念和法治意识,有助于构筑我国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新格局,进而赋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三、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实践困境

(一)职业教育与高素质农民培育融合发展的规划体系有待健全

规划体系是职业教育与高素质农民培育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国于2019年开始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先后出台《关于做好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有关工作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但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相关文件及相配套的专项规划较少,整体规划体系有待健全。一是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滞后,缺乏统一标准。近年来,国家和各省市宏观层面上出台的有关职业教育发展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相关文件中虽然对职业教育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有所提及,但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和政策执行还比较滞后,涉及县级、乡镇和村级操作层面的制度落实和执行难以落地的问题依然突出。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中,职业教育所设置的培训内容、课程体系、参与机制还没有统一和规范。二是与规划体系相关联的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滞后。产教融合平台是职业教育与高素质农民培育融合发展整体规划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当前,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滞后,培育的供需双方缺乏有效互动,政府相关的最新政策、制度、信息等不能及时发布和传播。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开展涉及部门较多,培育对象涉及的群体也较为复杂,培训主体也会涉及不同的管理部门和人员,如果没有统一性的产教融合平台作为合作载体,相关培训工作很难落地开展。

(二)职业教育融入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相关认识和观念有待转变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全面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点工程。紧跟时代发展,把对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认识提高到全新的高度,乡村人才振兴建设才能卓有成效地实施和开展。而在实践中,职业教育融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存在认识不全面和观念滞后的问题。一是对培育与培训的概念认识存在误区。高素质农民培育应是对农民成长全过程的指导,包括技能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而培训是培育的一个环节,一般指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当前,对职业教育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认识还停留在简单的技术指导、培训讲座、观摩操作上,没有认识到高素质农民培育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没有形成把高素质农民当成乡村重要人才资源的统一认识,还没有形成重视乡村人才技能培训和尊重乡村人才的良好氛围。二是缺乏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现代观念。当前,对高素质农民及其培育的认识存在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缺乏现代观念,普遍秉持以身份或学历等来界定人才,没有将农民作为一种职业来认识和看待。这也是职业院校师生下乡入村参与相关培育工作动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城乡不断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将迎来历史机遇期和窗口期,只有转变固有的传统观念,以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将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纳入职业教育发展工作大局,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才能卓有成效。

(三)职业教育协同高素质农民培育发展供需矛盾突出

职业教育与高素质农民培育供需矛盾主要表现在区域供需矛盾差异明显、培育内容滞后和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等三个方面。一是区域供需矛盾差异明显且总量供给不足。从整体上来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协同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开展较为积极且成效显著,但西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成效相对较低。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资源丰富,高素质农民及乡村振兴人才存量大、示范带动作用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高素质农民培育方面也存在配套扶持政策少、激励效应不高等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职业教育协同高素质农民培育发展的相关主体供给总量偏少,参与培育的对象总量也较少。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 560万人,高素质农民总量虽已超过2 000万人,但占全国农民工总量仅为7%,高素质农民总量供给不足[8]。二是相关培训内容滞后,不能有效满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对人才多元化和数字化的需要。当前对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涉及新业态、新技术和新规范等内容较少,对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法治意识的融入不够深入。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生产经营和服务数字化改造。可见,培育农业数字科技人才将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乡村人才振兴的主要工作。三是相关人员结构不合理。受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结构影响,参与培育工作的“双师型”培训人员及一线技能技师较少。培训对象整体文化素质也较低,如存在年龄偏高、女性偏多、学历层次一般较低、专业技能型人才较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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