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务劳动、玩乐劳动到志愿劳动的无酬劳动

摘要：劳动分为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自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来，无酬劳动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义务劳动、玩乐劳动和志愿劳动。作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无酬劳动形式，志愿劳动对促进青年社会化——消除劳动异化、消除心灵隔阂、促进政治参与、涵养利他理念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从项目优化和管理优化两方面激励青年参加志愿劳动。

关键词：青年;无酬劳动;义务劳动;玩乐劳动;志愿劳动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2）02-0016-06

劳动分为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酬劳动，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酬劳动——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但这种无酬劳动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所称的无酬劳动，是指在没有回报和酬劳的前提下自愿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包括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也不包括人们之间互助的劳动。

马克思非常推崇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说：“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提高社会生产”即改造客观世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即改造主观世界，这两个作用在无酬劳动中最能体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把教育目标从“德智体美”扩展到“德智体美劳”，并总结了劳动的“四最”——“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2]。最能体现“四最”精髓的当属无酬劳动。青年是无酬劳动的主力军。以志愿劳动为例，14～35岁的青年志愿者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数量一直稳居各年龄段首位[3]。因此，研究青年的无酬劳动，无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还是对青年主观世界的改造，都有重要价值。

一、 无酬劳动的发展

无酬劳动的主要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自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6年，党的八大把国内主要矛盾归结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4]。这个论断从供求关系方面反映了社会现实：消费需求方“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生产供给方“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关键是生产供给方提升供给水平。从长远来看，提升供给水平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从短期来看，提升供给水平可以增加劳动时间。而八小时以外的义务劳动正是增加劳动时间的办法。这段时期人们强调劳动的政治意蕴，“劳动光荣”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劳动口号。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神州大地掀起了义务劳动的高潮，学雷锋活动、义务植树活动、爱国卫生运动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义务劳动有两个特点：一是由单位组织，属于集体活动的一部分，劳动的政治价值大于经济价值;二是表面上看是自愿的，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义务劳动的“义务”二字正表明了这一点：义务是必须承担的，而不是可以选择的，不参加义务劳动将承受单位的政治和人际压力。义务劳动是无酬的、公益的，但未必是自愿的。

1978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5]。从供求关系看，消费需求方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生产供给方已能满足人民的基础需要，但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社会生产力依然落后。缓解这一矛盾的方式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这段时期人们强调劳动的经济意蕴，“多劳多得”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劳动口号。随着单位逐步减少对职工生活的干预，由单位组织的大规模义务劳动也褪去了原有的热度。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90后”“00后”长大成人后，他们不再注重“勤劳致富”的理念。他们在网络上从事纯粹以个人兴趣而不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劳动，如为外国影片做中文字幕、在“知乎”上回答问题、为偶像刷流量等。因为劳动与玩乐高度重合，故这种劳动又被称为“玩乐劳动”。玩乐劳动基本上是无酬劳动。与义务劳动相比，玩乐劳动有三个特点：一是由青年主动选择而不是单位组织，劳动的悦己价值大于政治或经济价值;二是完全自愿，没有受到外界压力;三是青年表面上是自主劳动，实质上受平台资本剥削，同时，形式上是劳动解放，实质上受欲望支配难得自由。除玩乐劳动外，随着居民社区的兴起，由居民自组织的现代意义上的志愿劳动开始出现。199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正式依法登记注册的志愿社团——深圳义工联[6]，引发了人们对劳动的经济价值与人的自由本性之间关系的讨论。

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从供求关系看，消费需求方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7];生产供给方对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供给不平衡，社会生产力在摆脱了落后局面的同时尚待充分发展。解决矛盾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和调整利益格局，即人们所说的“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此前在收入分配层面，初次分配依托市场机制，主要对劳动收入进行分配，强调分配效率;再分配依托政府机制，主要使用税收杠杆，强调分配公平。如今这两种机制已不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依托社会机制的“第三次分配”引起人们的关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在国家文件中写入“第三次分配”，明确“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8]。志愿劳动是第三次分配的载体。与玩乐劳动相比，志愿劳动有三个特点：一是玩乐劳动虽然由青年主动选择，但主要凭个人兴趣，具有无意识性，而志愿劳动通常是在理性思考后做出选择，具有自觉性;二是玩乐劳动虽然也为社会创造价值，但未必具有公益性，而志愿劳动是“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9]，公益性是志愿劳动的灵魂;三是志愿劳动以第三次分配的方式促进社会公平，解决了义务劳动高度关注社会整体而忽略个体切身体验的问题，也解决了玩乐劳动高度关注个体切身体验而忽略社会价值的问题，是比较理想的无酬劳动形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刺激了志愿劳动的发展，各地志愿者大军运输抗疫物资、护送医务人员上下班、为被隔离家庭买米买菜、给社区居民验核酸等，志愿劳动与有酬劳动成为驱动社会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双轮。同年7月，中共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决定建立各层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强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10]。志愿劳动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无酬劳动形式，志愿者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截至2021年7月，中国实名志愿者已达2.06亿人，志愿劳动总时间达243 167万小时[11]。

二、志愿劳动对青年的价值

志愿劳动既然属于一种劳动形式，当然能够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社会价值。但是，与有酬劳动相比，志愿劳动最大的优势不在于它的工具性价值，而在于它对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价值。青年正处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化是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要不断增长知识和技能，锤炼性格与品行，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提升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以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是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志愿劳动对促进青年社会化、实现青年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消除劳动异化

志愿劳动有助于消除劳动异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做了形象的描述：“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2]”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建立在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如果不从阶级分析角度而仅对劳动的异己性特征进行解读的话，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劳动异化现象。

在呼喊“劳动光荣”口号的年代，劳动异化表现为劳动在一些场合蜕变为惩罚手段。一方面，人们尊重劳动、赞美劳动者;另一方面，校园中教师惩罚调皮的学生抄写课文、擦黑板，大街上执法人员惩罚违规者扫大街，工厂里主管惩罚犯错的员工干重活等等。

在呼喊“多劳多得”口号的年代，劳动异化表现为人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拼命劳动，“过劳死”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在玩乐劳动的年代，青年相信“一夜暴富”的网络神话，追求“月光”式的生活享乐，宁愿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挥洒旺盛的精力，也不愿为养家糊口劳动，于是“巨婴”“啃老族”相继出现。从表面上看，玩乐劳动摆脱了劳动的强制性，消除了劳动异化。但实际上，随心所欲地参加劳动并不能真正消除劳动异化，只是对辛苦劳动的一种逃避。在玩乐劳动中，“玩乐”的成分大于“劳动”的成分。一旦玩乐劳动者失去父母的供养，就将重新面对劳动的强制。

相比之下，志愿劳动真正消除了劳动强制，成为青年的自主选择。青年之所以选择志愿劳动，是因为志愿劳动启发人的创造力，他们能从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志愿劳动的目标是帮助处于困苦或危难之中的人，志愿者需要面对一定的困难甚至风险，经常在没有领导者和固定工作程式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条件自己做出判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的生活技能、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都经历了一次挑战。如果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就会感受到成功的快乐。

青年之所以选择志愿劳动，还因为志愿劳动能带来被需要、被尊重、被感恩的深层愉悦体验。美国学者缪其克说：“他们喜欢这种相对不受老板监管的自由和被托付重大责任的现实……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工作为自豪，而这些感觉在他们正式的工作中是得不到的。[13]”这是志愿劳动快乐的源泉。玩乐劳动也是一种快乐劳动，但玩乐劳动主要是独乐，而志愿劳动是众乐，志愿劳动者、同伴和受助人因同一个困难问题的解决而感到快乐。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人的赞许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同时他人的快乐也对自己有感染作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志愿劳动能够使劳动的快乐最大化。

（二）消除心灵隔阂

互联网对青年的人际关系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网络无中心、无边界、多节点的特点促使青年形成平等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性、机械性、离散性特点促使青年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当代青年是空前孤独的一代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为了阻断疫情传播，人们封闭在各自的小空间内，通过电脑键盘与外界联络。即使外出，人们也戴着遮住脸庞的口罩，对商家实行无接触式付款，并刻意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身体的隔离加深了心灵的隔阂，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成为时代之问。

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属于协作，围绕着复杂工业品的生产，人们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由于各自为经济利益最大化打算，人们之间的协作经常被恶性竞争所打断。信息社会初期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属于聚合，围绕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人们聚集起来一边玩乐一边劳动。但这种聚合是偶然的、任意的，一旦任务完成或丧失了兴趣，人们就会重新回归原子化的个体。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应当跃升到一个新阶段：摒弃物的依赖性与人的随意性，为了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发展真诚、全面、稳固的合作关系。志愿劳动能促进人与人之间形成理想化的合作关系：志愿者和同伴、受助者之间围绕着同一目标——受助人利益最大化，组成平等、尊重而非等级关系的团队，面对同一道社会难题一起思考对策、采取行动，共同经历劳动过程的艰辛，共同分享劳动收获的喜悦。这是人与人之间自觉而不是被动、无私而不是功利、长久而不是随机的合作，即真诚、全面、稳固的合作。

志愿劳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有效提升了社会信任水平。信任是当代社会的稀缺资源，青年的孤独感正源于信任的缺失。如果人们信任某个人，他一般会在对方需要时提供帮助，因为他相信在自己需要时对方也会提供帮助，这是一种对等信任;如果人们信任陌生人，他一般会在陌生人需要时提供帮助，因为他相信在自己需要时陌生人也会提供帮助，这是一种普遍信任，即社会信任。志愿劳动是一种普遍信任，它建立在人与人互相信任的基础上，通过陌生人之间的真诚合作，达到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这反过来又将增进社会信任，加强社会团结。

（三）促进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