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教育家颜元的体育思想探析

摘   要：颜元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实学教育家、思想家。在中国教育家群体中，他极为重视体育，这在充斥着“重文轻武”观念的古代社会显得难能可贵。颜元的体育思想是在家庭、师友、个人人生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他批判程朱理学的静坐读书、文字记诵教育，主张培养文武兼修、德智体相融合的经世致用人才，并通过设置体育课程，广泛取材体育资源，采用习行、习动教学方法，践行其体育思想，这不仅有裨于扭转传统士人的文弱习尚、克服重文轻武的思想，而且对近现代学校体育发挥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明清之际;颜元;体育;实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23）27-0053-06

明清之际封建君主专制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顶峰，专制主义文教政策制约下的各类教育活动存在着过于重视文字书本教育以及将科举考试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弊端，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教育脱离社会现实，知识有悖于实际应用，学生个性压抑，“虚文华饰”，缺乏创新能力。因此，培养“文武兼备”的经世致用人才，成为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作为启蒙思想家与教育家的颜元（1635～1704），勇敢地站出来，涌立潮头，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在反思、批判当时教育弊病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独特性的体育思想，成为古代“射、御”军事教育向近代学校体育的过渡，对我国近代乃至现代体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

（一）时代与家庭的影响

颜元生活的时代正值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政治风云变幻急剧，战争频发的特殊历史阶段。在明清统治王朝更替的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广大群众积极练武强身，从侧面看亦促进了体育风尚的出现。颜元的故里是清代直隶省（今河北省）保定府所辖博野县村庄。换言之，颜元是从冀中平原走出的乡村教育家，与之相交的同伴友人大都是本地人士。河北省以“武术之乡”著称，颜元的故土博野、蠡县毗邻清代直隶省河间府沧县一带，民俗崇尚武术竞技运动，习武之风盛行。直隶省作为著名的武术之乡，尚武风气浓厚，文武兼俱者颇有市场人气。颜元经常与他们以武会友，展示自己高超技艺，长此以往，为颜元逐渐从对“尚力”的认识、喜爱，到最后推崇军事体育提供了背景资源。

在时代和社会特定环境的作用下，家庭对孩子的成长而言，所发挥的影响力无疑是深远的。颜元的父亲、养祖父和其他亲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孩童少年期颜元的体育情怀。颜元父亲颜昶“形貌丰厚，性朴诚。臂力过人，尝与人跌跤，时称猛悍者莫及”，身体素质强健不容置疑。再进一步追溯颜元的祖父朱九祚，其有一定的军事组织才能和武艺，在晚明时政风雨飘摇时代，他曾给朝廷与地方政府提出“兵农合一”的体制，抵抗清兵入关，以维持社会安定。颜元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家人和师长文武兼备、爱国爱民、坚韧顽强的豪侠风范，正是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缩影。这怎会不感染颜元幼小的心灵，并促使其建构早期的教育图谱呢？颜元实学教育中所倡导的筋骨锻炼、手足运动，以及军事技术等主张与实践都是这种健全体格、顽强斗志、强悍豪侠、燕赵风骨的继续发扬与概括提炼。

（二）个人经历的体验

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其独特的人生际遇和个性特点有关。颜元少年时代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王朝改朝换代的交替战争或满汉民族矛盾剧烈冲突的乱世时期。颜元身世复杂，刚出生时并不叫颜元，这是后来回归颜族所取的名字。他出生于朱家，父亲朱昶在幼时便过继给蠡县刘村朱九祚做养子，所以放弃了原先的颜姓而改为朱姓，孩童的他因此也姓朱。颜元虽然为朱家养孙，但是在朱翁的儿子朱晃长成之前，颇得朱宅众人喜爱。但好景不长，随着朱晃渐渐成人，朱家以血缘亲疏之故开始对颜元有所冷落，甚至欺凌。从此以后，颜元的日子阴暗艰难，精神备受折磨，物资也很缺乏。虽然遭遇种种不幸，但颜元并没有因此而堕落下去，依然保持昂扬向上的品性，对于朱晃的屡次刁难，也从不记恨。长期坎坷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使颜元的意志受到摧折，反而造就了他自强不息、艰苦卓绝的性格。作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颜元虽受理学熏陶，但少年的艰苦岁月磨练、青年行医卖药的经历更加明确了他以动养身的理念，并促使其潜心从事体育思想探索，同时开展体育活动。

（三）师友交往的作用

根据现代教育学原理，一个人的教育和发展途径、因素机缘各异，但教师和朋友的指导及交往作用无疑是重要而显著的。这种师友的教育力量既有主导性指引功能，又有潜在环境资源暗示习染的渗透作用。颜元业师的引导作用最大，“生平严师者六人”，均是会一些武艺的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因不满清朝统治隐居故里，以教授生徒度过晚年。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首先应提他的启蒙老师——吴洞云的教导之功。据颜元高徒李塨所作的《颜习斋先生年谱》记载，“洞云名持明，能骑、射、剑、戟，”骑马、射箭、舞剑这些体育运动都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且对身体素质有着一定的要求。而“戟”则是一种在戈和矛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兵器，其使用难度和重量远在戈、矛之上，一般人很难舞动，使用者极少。例如，西汉初年骁勇善战的大将军樊哙，他所使用的兵器就是戟，由百炼精钢制成，重达98斤。另外，《三国志·典韦传》中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这一记载虽略有夸张，但反映出了戟这一兵器之重及对使用者身体素质的要求之高。只有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技巧和超出常人的力量。吴洞云则是体育训练的受益者，他不仅能骑射、舞剑，还能使用像戟这样重的兵器，可以称得上是竞技体育高手。除此之外，吴洞云在兵法、占卜等方面的研究也颇为深厚。但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未能得到重用，最后归隐山林以从医为业。颜元自8岁起便师从于他，长达5～6年之久。学艺期间，颜元不仅学习兵书，还苦练武艺，进一步加深了对武术、体育的理解和感悟。

颜元的师友多为河北人士，且多数是文武兼备之人。河北是燕赵文化的策源地和主体区域，“燕赵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颜元出生于此，也深受尚武之风浸润，并且在日常的娱乐活动中，与师友们常常以武会友。一次“谷日筵”上，参加人有刘焕章、王法乾等人，颜元也被邀请，并由他担任司仪。席间，当地有声望、文武兼修的儒士李明性要大家展示武艺以吐豪气，于是“昂昂英武”的魏子谅和“拳师”冉怀璞合舞双刀，身法如“飞蛟绕蜺”。子谅又舞单刀，两眼炯炯发光。健壮有力的魏秀升“揖衣而前”，与魏、冉二人技击。对于普通文士交往来说，宴会相聚，多为吟诗作对，把酒言欢，或欣赏歌舞等才艺表演。而颜元与其师友的以武会友场面则实为罕见，其间豪言壮语，切磋武艺，不亦乐乎，更加深了颜元对体能训练和军事技艺的热爱程度。

二、颜元体育思想的基本观点

颜元曾一度崇尚程朱理学，但根据自己所学、所问及亲身经历，他开始发现程朱理学的种种弊端。程朱理学主张静坐读书，不仅耗费了许多世人的宝贵时光，还消磨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探究其缘由，可以有种种归因，然究其根本则在于遏制性情，追求人伦天理的观念，使人精神服从封建道德伦理统治，这与尧舜周孔之学大相径庭。因此，颜元以恢复周孔圣学为己任，并以批判理学为切入点，提出了以“习行、习动”为主旨的体育思想。

（一）文武兼修

自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后，学校教育的学风及文人士大夫的士风逐渐向文弱的方向转移，整个社会盛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明、清代前期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学校教育几乎大都排除有关武备军事的知识和技术内容，导致士子学人，特别是读书人的体质明显下降，逐渐养成弱女子姿态，而当时全社会却信以为然。更有甚者，一旦有读书人参与体育活动，不仅视其为怪异之举，家人还会责备其没出息。世人受重文轻武观念毒害之深，已到了“不可疗之痼癖”。颜元以砒霜来比喻朱子之学，“但入朱门便服其砒霜，永无生气生机。”“耗竭心思气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余岁，终不能入尧舜周孔之道。”又说：“今天下尽弱病之儒，晦翁遗泽著矣。孔学不复，其如巷生何。”他将该种病态归因于信赖程朱理学，远离实学知识与技术所导致的后果：“我辈多病，不务实学所致。古人之学，用身体气力，今日只用心与目口，耗神脆体，伤在我之元气，滋六气之浸乘，乌得不病！”

颜元提出重视武备训练，培养文武全才的教育主张。学校教育中应该设计“教文即以教武”的教育内容，录用人才时“不必文武分途”，希望以此改变社会盛行的只注重程朱理学经史诗赋、八股制艺的局面。他在保定府蠡县、博野自行开办的“习斋”中，把射、御、兵等体育及军事课程写进他亲订定的学校办学规程——《习斋教条》中，并要求学生作为必修课学习。晚年在邯郸肥乡县（今邯郸市永年区）漳南书院设 “文事”与“武备”两斋，进行“文武合一”教育。他认为，学生不仅要博文多才，而且要有一副强健的体魄，唯有如此，才能“扶世运，奠民生”。理想的教育就应当是“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动之势;人人礼乐，则中国必有易弱之忧;惟凡礼必射，奏乐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实。无事时雍容揖让，化民悍劫之气;一旦有事，坐作击刺，素习战胜之能。”这种由教育入手、通过师生教育活动，走向尚力与军事的规划，具有健全人格，充沛体能的用意，更折射出通过体育振兴民族国家的蓬勃愿景。

（二）德、智、体融合

颜元把学校当做实施教化、培育人才的重要机构及场所，同时也将自己的体育思想置于学校教育中加以落实。他办私塾的招生条件规定：“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这些课程包涵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等多方面。其中体育对人身心发展起着特定作用，如涵养学生的性情德行，增进身体健康，“常动则筋骨舒，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肿’”。体育其他方面的教育功能在于“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习御则挽强把辔。活血脉，壮筋骨”。德智体各育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礼仪活动的德育中，自然而然起到了舒筋活血的体育成效。对于智育，他认为体育锻炼可增强心智灵敏度，学生学习起来就可以“振竦精神，使心常灵活”。儿童成长过程，不仅是身体发育、体格增强、器官健全的序列变化，而且是道德完善、精神修养提升及智能发展的进步历程。在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基础上，展现后儒“习与智长，化与性成”的综合教育价值。按他的话语表达：注重礼法，有俯仰升降进退之节，所以劳动身体;习行时必严恭寅畏，所以振竦精神;讲求节文度数，所以增长智慧。可以看出，颜元在论述体育时，通常会指出其德育、智育功能。按照现代教育学的说法正是德、智、体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三）习行、习动

颜元主张动，反对静;提倡习行，反对静坐读书。他认为传统的习静教育和书本教学是要不得的，应代之以习行和习动教学。“习行”这一词由“习”“行”两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字联合而成，“习”本意更多是练习、巩固之意，而“行”则意谓实行、推行。将这两个字加以联用，大概是发端于颜元，使之成为明清之际流行一时的“颜李学派”的思想符号及精神特征。“习行”具有实践、应用、操作、实施、实际现实及事功等多重涵义，也兼涉实学、实用的内容，如果将“习”加上“动”字，便组成了“习动”一词，这也是颜元所惯用的。该词汇便有了新意，具体涉猎锻炼、劳作、运动，甚至探索、操作与实验的现代方法论因素。颜元主张习行、习动，并将自己的名号改为“习斋先生”，其目的就是要告诫其弟子和世人要通过自身身体力行的实际体育锻炼，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不仅是其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法，也是其办学中贯彻体育教学理念的重要体现。

颜元强调体育应该从幼童起步，孩童时代就不能娇身惯养，让其“勿美衣饱食，勿怀抱娇脆”。他最常说的话便是，“身心一齐竦起”，“人已事物一致”，“身心、道义一致加功也”。也就是说，教育活动应坚信动以致强，推崇习行、习动，而反对理学家读书记诵、文字教条的“文墨世界”。因为后者只会出现“无不病之书生”，“无不弱之书生”的消极后果。

颜元曾经“目击身尝”宋、明理学的“害人”“害身”“害国”之果，极力批判宋儒的静坐教育，认为静坐是“虚妄”，还针对静坐教育的一系列流弊，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主动教育和习行教育。他将“习行”“主动”作为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出发，得出“宋元以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动”的结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就要调动整个身心，身要动，心也要动，否则就是不完整的。即在“动”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进行身体活动来实现身动，使身体机能得到充分发挥和锻炼，“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信义”;另一方面，通过思维活动来实现“心动”，“人之心不可令闲，闲则逸，逸则放”。只有通过不断的体育和思维活动，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达到身心俱动，彼此协调和谐。更为可贵的是，颜元还将强身与强国结合在一起，认为强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从而使国家强盛。其所言“一身动，一身强;一家动，一家强;一国动，一国强”就是这个道理，由此便将体育的意义由个体上升到了国富民强及社会稳定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