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摘要】为探究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与幼儿园教师的边界控制感、组织支持感及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逻辑，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对5所幼儿园的310名幼儿园教师开展了线上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幼儿园教师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负向预测其工作满意度;幼儿园教师的边界控制感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幼儿园教师的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其边界控制感的影响。基于此，研究者对幼儿园教师、幼儿园和家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工作满意度;边界控制感;组织支持感

【中图分类号】G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22）06-0022-05

近年来，信息交互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催生了新型工作交互方式——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即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在任何场所通过通信设备参与工作并同时承担工作或生活多重角色的行为。〔1〕根据工作-家庭边界理论，个体会在工作和家庭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间进行时间、空间和心理上的边界跨越。〔2〕通信技术加深了幼儿园教师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边界模糊性，进而破坏工作-家庭的平衡，对个体及其家庭造成负面影响。〔3〕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负向预测其工作满意度。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边界控制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和心理感知，它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偏好方式管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领域。〔4〕然而，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使个体在家庭生活中不得不运用远程通信手段处理工作事务，造成多重角色冲突，〔5〕导致其对工作-家庭边界的控制感降低，进而使其工作满意度降低。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边界控制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组织支持感是员工知觉到的组织对他们工作上的支持。〔6〕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组织支持感为组织成员提供的心理资源帮助其更难感受到来自资源损失的冲击，从而减少其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带来的情绪资源损耗，降低员工边界控制感的流失。〔7〕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组织支持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边界控制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概而观之，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研究边界控制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支持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边界控制感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幼儿园提升教师工作满意度提供思路。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在综合考虑幼儿园性质的基础上，选取华东、东北地区共5所幼儿园中的359名幼儿园教师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其中东北地区幼儿园3所（含2所公办园、1所民办园），华东地区幼儿园2所（含1所公办园、1所民办园）。本研究根据幼儿园级别、类型的实际比例进行抽样以保证样本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共回收问卷359份，剔除由于数据缺失、测谎题填答错误等原因造成的无效数据后，最终保留有效问卷310份，问卷有效率为86.4%。其中，幼儿园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5.98岁。参与调查的教师基本信息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量表

采用马红宇、周殷等学者在理查森编制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量表〔8〕基础上修订后的版本〔9〕来测量幼儿园教师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并根据其实际工作情况对题项进行了细微的修订。量表共3题，采用7级计分。题项包括“在非工作时间，与工作有关的人因为工作上的事，通过上述通信工具与我联系的频率”等。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龙巴赫系数为0.864，具有良好信度。

2.工作满意度量表

采用崔勋在借鉴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MSQ）的短式量表等现有量表的基础上编制的单维总体工作满意度量表〔10〕测量幼儿园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量表共6个题项。该量表被证明能够有效测量个体的整体工作满意度情况。题项包括“我对目前的提升机会非常满意”“我对目前的同事非常满意”“我对我所从事的工作本身非常满意”等。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龙巴赫系数为0.881，具有良好信度。

3.边界控制感量表

采用科塞克等人编制的边界控制感量表〔11〕测量幼儿园教师的边界控制感。该量表共4个题项，包括“我可以保持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互不干扰”“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我有清晰的界线”“我能整合日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等。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龙巴赫系数为0.934，具有良好信度。

4.组织支持感量表

采用艾森伯格等人于1986年编制的组织支持感量表，共8个条目。〔12〕该量表被广泛用于组织行为研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3，14〕本研究在使用该量表时对少部分题项的表述进行了适当修改，使之适用于幼儿园教师，例如“当我需要帮助时幼儿园会帮助我”“幼儿园重视我的价值和目标”“幼儿园重视我的努力和贡献”等。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龙巴赫系数为0.967，具有良好信度。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同一名被试需要分别填写4份量表，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影响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因此，本研究遵循哈曼的建议，采用单因素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测量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未旋转且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4个，共解释总方差变异的77.67%。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3.59%，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中的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主效应及边界控制感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与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本研究提出的假设，首先采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检验了边界控制感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与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的模型4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6，p<0.01），假设1得到验证。由模型2和模型5可知，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边界控制感的影响显著（β=-0.22，p<0.001），回归方程中同时放入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和边界控制感，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变小，边界控制感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显著（β=0.52，p<0.001），假设2得到验证。

（二）组织支持感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与幼儿园教师边界控制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以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为预测变量，以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为结果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教龄以及园所类型的基础上，采用SPSS process插件检验组织支持感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与幼儿园教师边界控制感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将组织支持感放入模型后，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组织支持感的乘积对边界控制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8，t=2.19，p<0.05），见表3。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2），组织支持感较低（M-1SD）的幼儿园教师，其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边界控制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简单斜率（simple slope）=-0.38，t=-4.94，p<0.001;而对于组织支持感较高（M+1SD）的幼儿园教师，其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虽然也会对边界控制感产生负向预测作用，但预测作用较小，简单斜率=-0.17，t=-2.15，p<0.05，表明随着组织支持感的升高，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其边界控制感的预测作用逐渐降低。

综上，研究结果分别验证了边界控制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及其工作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支持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及其边界控制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三、讨论

（一）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中个体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会对工作-家庭平衡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相一致。

然而，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带来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单一的，包括积极与消极两种。〔15〕部分学者认为，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的积极作用在于，能够通过促进个体完成工作任务、提高工作效率，进而促进工作-家庭增益。〔16〕由于个体的整合偏好存在差异，一些具有较高工作-生活整合偏好的个体并不排斥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反而认为它能够提升其工作与家庭融合度，进而对个体产生支持作用。也有大量研究关注到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带来的消极影响，认为其增加了员工工作压力，使员工心理无法从工作中脱离，心理资源难以得到恢复，最终造成其面临工作-家庭冲突、〔17〕出现反生产行为〔18〕等不利后果。

尽管从理论与已有研究来看，幼儿园教师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其工作满意度可能存在“双刃剑效应”，但本研究并未证实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教师群体不同于企业成员，其拥有更为复杂的互动场域与更高的心理资源消耗，因此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家庭生活与工作满意度没有因此增益。

（二）边界控制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了边界控制感与工作满意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研究中边界控制感对工作-家庭能产生正向影响的结果相一致。〔19〕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边界控制感作为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但在非工作时间，工作领域向家庭领域过度渗透会使个体降低对工作-生活边界的控制感并难以获得足够的心理资源进行修复，进而影响其工作满意度。〔20〕

（三）组织支持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边界控制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组织支持感在幼儿园教师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边界控制感之间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具有高组织支持感的幼儿园教师能够感受到更多来自工作上的支持和组织的认同，进而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应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带来的职业压力，从而减少了其对自身边界控制感的负向影响。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解释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边界控制感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支持感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边界控制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未来研究还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进行探究。二是本研究主要关注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强度，未来研究还可以基于工作连通的内容做更深入的研究。三是本研究检验了幼儿园教师边界控制感与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与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以从幼儿园教师个体特征的角度出发，探索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更多影响机制。

四、建议

（一）教师应学会应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

幼儿园教师应加强对自身边界控制感的识别、调节与管理意识，主动识别自身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线并加以监控，而非任由工作干扰家庭生活。幼儿园教师还应更好地规划工作与非工作时间，从总量上减少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从而提升自身的工作满意度。

（二）幼儿园应完善组织支持体系

幼儿园应完善组织支持体系，通过对教师全职业发展周期的针对性支持增加教师的心理资源，帮助其更好地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较高的组织支持感有助于降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对其边界控制感带来的负向影响，最终降低其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幼儿园要充分关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较多的教师群体，拓展更多组织支持的途径。如，营造积极、舒适的工作环境，为教师提供相对充足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幼儿园应关注教师过重的工作负荷，探索科学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