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小史

长江与我

长江于我，印象深刻。1933年，童稚之时，先父伯翔公由厦门海关监督转任湖北沙市荆沙关监督。第一次从厦门回到无锡，再从无锡转南京，经由长江到沙市区，那时我方三岁，记忆不清。四五岁以后，方才记忆：我们总是从无锡坐车到南京下关，登轮上驶，在沙市登岸。这段路程乃是上行，所以船速较慢。但是，水面甚宽，流速均匀，乃是比较太平的航线。

从南京下关上船，溯江而上，可以直达沙市，更往上行，可到重庆。这些轮船，虽然吨位不大，但还是比较舒服的。船在江中行走，通常靠左行驶。所以，左边看近山近水，右边看远山远水，甚有风味。

我们当年乘船，以轮船招商局的船只为主，而尽量不搭乘外籍轮船，因为父亲是中国的海关官员。当年招商局的船通常有三层甲板，客轮里面有百八十个房间。最底下的客房是地铺，价钱便宜，为一般商民所喜：自己带铺盖卷去，划一块地盘足够睡下，头靠墙、脚靠中间，有足够空间可用，还有一个小搁板放行李。吃饭时，船员提桶盛饭菜，放到统舱中央，供乘客分别取食。

甲板以上，大概分为三个等级：房舱、官舱和大餐间。房舱通常是两人一间的上下铺；更廉价者，就是四人房，内外都有门可以打开，通常对内过道开门，对外的门不开，外面窗子可以瞭望。

再上面，是一户一间的中式官舱，以及西式大餐间。大餐间和官舱都有餐厅，供乘客到时入座。官舱客房有中式双人床，有小孩的乘客还可以要求加铺。官舱里还有桌、椅、橱柜和洗脸架。

乘客用餐时，可以提前点餐，服务员会送来房间，也可以到饭厅就餐。饭厅敲钟，就表示可以去吃饭了。官舱的饭式都是中式，通常是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口味相当不错。我们家当时住的是官舱，但是因为父亲在海军和海关系统工作多年，船长待我们向来很客气，还会邀请我们到大餐间。大餐间的饭菜是西餐，西餐味道其实不如中餐，要什么服务员都会给你，但是不能在客房用餐。

江行一路，两岸风光，如同拉洋片，从南京一直到沙市。更往上行，进入三峡，过峡要耗时一日，丰都以上缓水平流，一直到重庆。重庆是两江相夹的半岛，一边是嘉陵江，一边是长江：北岸的嘉陵江水清，南岸的长江水浊；在唐家沱清浊合流，就像“泾渭分明”一样。

那时候，从南京到沙市一路还没有桥梁。印象最深、风景最好的，是过鄱阳湖的湖口，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湖面：从长江流入大湖的，是缓和的水流。在我的印象中，洞庭湖比鄱阳湖大。冬日，分明可见五六条支流，平行流入洞庭湖，在湖口汇集为一片汪洋；及至夏日，则是一片汪洋，浩瀚无际，景色宜人。

舟行三峡，一路过滩，航程艰难危险。三峡里有五六处这样的险“滩”，每处皆是激流回转，声势惊人。滩中拐弯处，却常见静水平潭，青山绿水，两岸百尺垂藤，倒映江中，宛然是一幅幅青绿山水图。

我们坐的是现代“火轮船”，逆流而上，并无大碍。至于传统的木船，需要依靠数十位纤夫，共同拖拽船只上行。这一过程，甚为悲壮：先是将大木船上的货卸下来，放在中等的船上分批次转泊上去，大木船减轻重量后再由纤夫往上拉。

纤条是由一条条粗大青皮的竹篾编织而成，比壮汉的胳膊还粗，上面分别联结细软麻绳。数十位纤夫，每人背着联结纤绳的背带，匍匐前行。“纤头”是第一人，他要使出比别人更大的力量，还需要及时调整方向。这一行业是“世袭”，船上的舵主老师傅，也是世代师徒、父子承袭。纤夫俯身拖着纤绳，一路上行时，在沿路的岩石上挖出立足点。有时，还非得倚靠大的岩石助力，停靠一下再继续走。

纤头的工作，是判断何时何地可以稍停、转向，一路吆喝，发出信号。一条船逆流而上，有几千斤的力量，几十个纤夫将其拖上去不是简单的事。如果哪天其中一个纤夫失足，或者力量使用得不对而倒下，当场不知会有多少人丧生。白帝城有一个水神庙，遭了难的船夫、纤夫都在那里有个牌位，每一个牌位都是一个故事。

如今回想，当年神女峰的传说：早晨，当阳光铺洒大地时，霞光照颜，她默默凝视着年轻的船工在湍急的河流中拉纤；夜晚，她的眼泪化作天边的细雨，寄托了对沉船遇难者的哀思。就像宋玉的《高唐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我回忆这番故事，借此提醒大家，当年没有现代社会的苦楚，这些劳苦大众的生命，竟是如此代代存续，向死而生。

长江流经三峡，暗流所在，左右不定，并不一定在中央。但是三峡那几个滩，滩上滩下有好几尺乃至十来尺的落差。在两三百尺的距离之中落差十来尺，水流非常急，中间还有大岩石，喷着水雾，水声喧哗，气势惊人。船往下走的时候不需要纤夫，但是有一个拿着长杆的大师傅，船在急流下冲的时候，负责及时调整船的位置。白浪滔天，水势汹涌，起伏不定的船上，几位光身的船夫，风吹得汗浸的皮肤黝黑发亮。船头向前冲的时候，大师傅用长杆看似轻轻一点，其实需要千钧之力；二师傅、三师傅，这两个年轻人在后面紧贴着他，作为依傍—借力打力，船头挪一点点，就岔过险滩了。船头船尾都有长橹，不用带钩的撑杆时，依仗长橹在平流中推行。

我父亲在三峡有些地段，将水边的岩石炸掉，清出一条航道；然后将报废的轮船搁浅在上游，改装船上的蒸汽机发动转盘，绞动粗绳将小船拉上去，这种设置被称为“绞滩”。那时的木船和小货轮都不够力气，用轮船上大的绞绳一拉，就绞上去了；同时，船上还需要非常有经验的船夫掌握船的方向，他们在前面拿着篙，在后面掌着舵。这不但省了许多劳力，而且救了许多性命。

我的故乡无锡在太湖边上，江南多情江南雨，那里看不见死亡，看不到哀伤。长江是壮阔宏伟的，但长江决堤的时候，无数人被冲散，市镇被冲垮。我经历过两次大水，真是可怕，多少人被永远地淹没在冲来的大水之中。

一个是关于长江的记忆，一个是战争中难忘的恐惧，在我的生命中都很重要。自有记忆以来，它们占据了有关我在大陆生活回忆的相当大一部分。长江是我的生命中与故乡联系最密切的地方，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最不安定的地方。

抗战胜利以后，海军运送眷属复员的船只，将第一批军事单位和官员带回京沪。先父8月底就到上海，负责接收上海伪政府的港口管理机构，以及组织旧日在港口服务的引水员（港口航道导航员）、船只，筹备开港。作为海军眷属，我们在港口后面等了很久，最后，他们安排了一条报废已久的江轮接我们。这条晚清制造的小炮艇，坐了一百多人，还要将最后一批重庆定好的棉军服带下去。八年不走的航道，水流都变了，海军已经不熟悉长江的航道，结果就搁浅在湖北的黄石港。舰长心急，打算将船退出积沙，但是船首插入沙滩，越陷越深。后来，江汉关收到报告，派遣已经投降的两艘日本海军拖驳，才将搁浅的炮艇拖离流沙。

那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了。当时母亲带着我和老九许凌云、表妹和姑妈，另外还有一位带亲的老人家，以及南方石家的孩子（他刚刚从缅甸打完仗返回无锡）。石景云是我爸爸的义子，与我们一样，排“云”字行。

搁浅的时候，当地的沙洲居民，临时用竹竿与油布，就地架设棚屋，应船上客人要求，烹鱼供客。当时的饮食，有活蹦乱跳的鱼虾、黄石港饼、油饭等。我们那艘船上，还常常有人搭渔船到黄石港，购买各种生活物品。因此，我也有机会非常细节地看到当地沙洲上百姓的生活。他们以捕鱼、种蔬菜和养鸭为生，或者从事短程运输和摆渡。一眼看去，满江都是渔船，沙洲上无数鸭子，这是太平年月的长江景象。

我们所乘的船比较高，但是再高也高不过河岸，所以只能看见一个个村落影影绰绰的屋顶，还有历历江树。沙洲很热闹，洲上还有长期居住的人家；他们的房子也很简单，就是由木板与竹子搭建而成，大水一来，很容易撤掉。他们日用的小船，则靠泊在沙洲间的内河上。

抗战胜利后回到无锡，我在辅仁中学念书，念了两年半，对江南风光、江南内地的情形以及无锡社会的情形都很熟悉。无锡出门就是上海，当时我父亲在上海管理港口的事情，所以父母在上海租房住。孩子们只有假期去上海，也不出去逛、不看电影、不游玩，所以对上海并不熟悉。我们住的是英租界极司菲尔路，离圣约翰大学比较近。房子前面靠街的草地有铁栅栏，门后草地分为三排。公寓房几乎完全一样：一楼是客厅及厨房，中间一个楼梯，楼上两间卧房；厨房楼上有一个洗澡间，在转弯处；再上面的三楼，还有两间房。

1949年，我随二姐许婉清一家离开大陆，也是从上海出发。淞沪战役对上海城市的破坏，在十四年抗战期间修复了，战火的遗迹几乎被抹平殆尽，“四行仓库”至今犹存。外滩轮船很多，黄浦江对面是杨树浦，那里有江南造船所，隔壁就是海军船坞和旧海军总部，那是父亲当年任职海军参谋长时的办公地所在，已被日本人摧毁，只剩残迹。

黄浦江的源头在天目山，分流二处：一部分进入钱塘湾，另一部分进入上海。这一形势与纽约相似：一条内江是港口航道，两岸都有码头；岸上是外滩，沿岸是延绵不断的商业区。

《万古江河》这一书名，也是内人曼丽的建议。我说：记忆中的中国历史像长江水，江流万古不息，中国是切不断、砍不断的“江河万古流”。曼丽就说：“为什么不叫《万古江河》？”一下子就敲定了这个名字。

第一章 富裕的长江流域

在中国人自己的看法里，西洋人将长江称为“扬子江”，其实是误会—长江，意味着“漫长的河流”，“扬子江”特指长江的最下游。“扬子”所指的这一地区，在长江口东南岸形成了冲积平原。江南地区实际上是一大片海埔地，包括许多河道、湖泊和浅滩：自古以来，稻米就是这里的主要农产品；养蚕和丝织业，也是这一地区的额外产业。

李济之先生在山西夏县，曾发掘到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时间为距今6000多年前。距今4200年前蚕丝业传播至长江流域，公元前10世纪在这里繁荣昌盛。

至于制陶业：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制造的黑陶，器壁薄细而有光泽，质地优良。公元前15世纪，在邻近的太湖地区出现第一批上过釉的原始瓷器。

至于铸造业：今日铸造铁器的方法，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就出现于中国；到公元6世纪时，江南的吴钩越剑，已是含碳量很高的金属兵器。这些实例说明，长江流域一带，除了号称“鱼米之乡”，也是精密制造业兴盛发展的地方。

2000多年的发展，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区。北方每次发生战争，不论外敌入侵还是国内动荡，这里都成了大批避难者的避难所。当北方政权面对外敌入侵被迫南迁时，他们必须保卫自己，逃避游牧民沿着河畔的追击。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161年的采石矶之战，就已经使用了火器：当时，虞允文率领的宋军部署的火器炸药—最初是为节日庆典准备的爆竹。当金人企图渡江时，宋军将火药转化为武器，投掷袭击入侵者的骑兵部队，并焚烧他们的战船。

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气候，也吸引了许多有技能的移民前来。上述农业、蚕丝业、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繁荣经济网络”。公元15世纪到20世纪初，跨越明清两朝，600年间，长江地区的税收收入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经济的繁荣往往与交通的便利相关，四通八达的水路是本地区的主要通道。最迟从公元前6世纪到近50年前左右，河流、运河和湖泊相互贯通整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路网络。我记得在我的家乡无锡，有一条河与前门的街道并行，而从后院也能一步登上一艘小船，然后可以随时转入其他河流，以至长江或海域。当地人讲笑话说：只要有条船，我们就可以去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只要换换船，我们兴许就能遍访世界各地。这些水路便利了人才和商品的流通，激励了工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与人们的创业精神。

上海从19世纪开港，如今已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其繁荣的经济无愧于中国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誉：截至2021年，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3.8%。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提升了其政治地位。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况：当北方遇到麻烦时，政府将迁往南方并在长江流域建立政权。1911年，以推翻帝制为目的的第一个共和国政权在长江流域建立。长江流域俨然成为中国吸收和传输现代文化的桥梁，而这一过程却因日本侵略战争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