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鞭炮（外一篇）

总算盼到过年了，年三十晚上，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缠着父亲：“放鞭炮吧！”父亲望望挂在发黑的屋墙上、我们够不着的鞭炮说：“晚上都放了，明天早上放啥？你们早睡觉，年初一早上放。”我和弟弟躺到炕上，想早早睡觉。闭上眼却无论如何睡不着，你捅我一下，我捅他一下，嘻嘻哈哈，闹个不停。母亲走过来拍打我们几下说：“你们再不睡觉，明天早上不放鞭炮了。”我们才老实下来，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好像是刚睡着，我们正在迷迷糊糊做梦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一边推一边喊：“快起床，去放鞭炮！”我们一听到鞭炮，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打着哈欠，说：“放鞭炮喽，放鞭炮喽！”母亲在厨房里下着饺子，一边在锅里用笊篱撑着饺子一边说：“你们快去放鞭炮，回来吃饺子！”父亲拿着鞭炮，我和弟弟跟在后面，蹦蹦跳跳来到院子门口。父亲把鞭炮挂在院子大门上，点上一支烟，扭着头说：“躲远点，我点鞭炮，别炸着你们！”我哥儿俩不情愿往后退退，父亲挥挥手：“再远一点，再远一点！”我们就又往后挪挪。父亲拿着烟弯下腰，把红红的烟头凑近鞭炮芯子，火光一闪，“噼里啪啦……”鞭炮炸响，感觉地动山摇。我和弟弟急忙捂上耳朵跳着脚欢快地笑起来。

日子好过点后，父亲不但给我们买鞭炮，还给我们买烟花。从年三十开始，我家院子里不时有飞上天空的烟花，绚丽多彩。我和弟弟有时拿着烟花棒兴奋地跑来跑去，在手中画着圈。烟火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冻得红彤彤的脸蛋。屋前屋后不时响起声音高低不等的鞭炮声。

时光慢慢地流淌，我和弟弟先后从小院走进大城市，像小鸟从鸟巢中飞向广阔的天空。

母亲健在时，我和弟弟几次动员父母进城，无论怎么劝父母就是不去，还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母亲过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哥儿俩商量，父亲一个人在家孤单，现在肯定愿意进城了。咱现把父亲接到城里来过年，他住着舒坦，就不愿意回老家，愿意留在城里了。

年前，选一个比较暖和的天气，我和妻子开着车回老家去接父亲。当我还没坐稳把想法告诉父亲时，没想到，父亲摆着手说：“不去、不去！”妻子笑着说：“去吧，爹，城里有暖气，条件好！”父亲还是摆着手说：“家里不冷，不去！”我们软磨硬泡好说歹说，总算把父亲说动心，跟着我们上车进城。

大年迈着铿锵有力的脚步走进千家万户，从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一，一向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里填满笑容的父亲，老是阴沉着脸，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不像在老家过年时的兴奋劲。一会儿从楼上走到楼下，一会儿从楼下爬到楼上，好像有什么心事，坐卧不宁。我纳闷地问父亲：“你想吃什么菜，喝什么酒？”父亲低着头说：“吃得好，喝得好。”弟弟给父亲夹着菜说：“怎么看着你不太高兴啊？”父亲抬起头说：“我总感到在这里不习惯，缺少点啥。”我安慰道：“习惯习惯，就好了。”父亲勉强笑着说：“再习惯也不行，就像啥地里长啥树，啥土里种啥庄稼一样。后天你们把我送回老家吧。”

我一个劲挽留说：“别回去了，轮流在我们两家住就行！”弟弟也劝：“你喜欢住谁家就住谁家。”父亲重重地说：“谁家我也不住，回老家住。”

转眼又快过年，弟弟对我说：“干脆在城里给父亲买一套或租一套小点的房子。”我想了想说：“对，毕竟与儿媳、孙女在一起生活，父亲可能觉得不方便。”

回老家把想法跟父亲一说，没想到父亲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他说：“不去不去，我觉得去哪里也不如在老家好。”我哥儿俩就苦口婆心地再三劝说。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告诉你们吧，我不去的原因不为别的，城里不让放鞭炮，过年你们那里冷冷清清，没有个过年的气氛。我闻不到鞭炮味，听不到鞭炮响，就像掉了魂一样，感觉过年无滋无味的，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哥儿俩这才恍然大悟。

几年后，我和妻子又回家接父亲，对爹说：“城里允许放鞭炮，在指定的地方放，这回跟我们去城里吧？”

不料，父亲还是摆着手说：“我理解不放鞭炮的好处，不污染环境，不伤人，不会引发火灾。不过，我不去！”

我惊讶地问：“能放鞭炮了，你咋还不去？”

父亲笑笑说：“原来我不到城里去，其实不是嫌城里过年不放鞭炮，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增加负担。房价那么贵，花那个钱干啥，我也知道你们有的有房贷、有的有车贷，还要供孩子们上学。我一大把年纪，在哪里住不行？等你们还清贷款我再去吧。”

贷款还清后，我和妻子再次回家接父亲。不料，父亲喝几口茶说：“现在，我还是不去你们那里！”

我迷惑地问：“为什么？我们的贷款还清了！”

父亲板起脸说：“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以后告诉你们！”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

这年，九十多岁的父亲临终之际，拉着我们的手，恋恋不舍地说：“告诉你们那个秘密吧，老大金灿灿的奖杯，在我心里就是最亮的烟火；老二叮当作响的奖章，在我心里就是最响的鞭炮，不能为了我影响拖累了你们……”

围在床边的家人，顿时，泪水化作倾盆雨。

（选自《金山》）

母亲的灯

小时候的冬天，天黑得特别早，吃晚饭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母亲不让点灯，说吃不到鼻子里去。吃完晚饭，天更加黑，天再黑，母亲也不让点灯，一家人就在黑影里说话，谁打盹谁就去睡觉。

小舅就是在那样一个冬天，冒着暴风雪从几百里外把驴牵回家的。当时驴只有一只羊那么大，这还是在煤矿工作的爹积攒好长时间的工资买的，大驴买不起。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都小，爷爷奶奶年迈多病，父亲在外地工作，农活就指望母亲一个人干。轻一点的农活，母亲还可以干，繁重的体力活，母亲一个瘦小的女人就干不了，经常求人。父母商量买不起大的牲口，就买一头小驴，养大后干农活。可谁也没想到，在买回驴的第二年，父亲就在一次矿难中去世。

全家围着驴转来转去，把它当宝贝似的，这个看看那个摸摸。驴长得确实挺可爱，雪白的嘴唇，乌黑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直挺的耳朵。母亲在我们家院子的东墙给驴搭建一个棚子。母亲把照料驴的任务交给我。我和我家的驴形影不离。母亲对待驴像亲生的孩子一样，甚至比对我们还亲，无论小驴听话不听话，或者踩坏了什么东西，从不打驴骂驴。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希望，全家的希望，希望驴快快长大，替全家干繁重的农活。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的冬天，驴长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长满白色的小虫子。远处看啥病也没有，走近后用手翻翻浑身的毛，下面藏着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大概驴浑身又痒又疼，它不断地用蹄子踢自己的下半身，弯曲着脖子用嘴啃自己的上半身。有的地方的毛被踢得光秃秃的，有的地方啃得露出红红的皮肤。母亲给它往身上喷洒些农药，不管用；又往它身上擦抹一些药粉，也不见好转。驴在驴棚里不吃不喝不睡，母亲一趟一趟地往驴棚里跑，去时愁容满面，回来时长吁短叹，一遍遍焦急地说：“咋办呢？”渐渐地，驴连站都站不住，躺倒在地上，眼睛里流淌着泪水。母亲也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去找邻居们给驴看病，左邻右舍围着驴琢磨很多办法也无济于事。最后有人说这驴恐怕没得救，找个地方埋掉吧。母亲哭着说：“不能埋。”

一天深夜，我被尿憋醒，听见窗外狂风怒吼，我拼命憋着。直到我感到再不跑出去上茅房，可能就要尿在被窝里。我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跳下炕就感觉像掉进冰窟窿里一样，冻得浑身直打颤。我刚敞开门，不料暴风雪像一个猛兽，一头就把我推倒在地上，我爬起来往下弯腰，用力顶开暴风雪，往屋后的茅房里跑去……我回来快走到房门时，突然看见驴棚里亮着灯，心想这是谁在驴棚里？深更半夜天寒地冻的！我踩着厚厚的积雪蹒跚过去，不由得惊呆，手捂在嘴上。驴静静地躺在地上，母亲一只手举着带玻璃罩的灯，眯缝着眼，另一只手慢慢翻着驴身上的毛，一个一个往外拿虫子。我眼里含着热泪说：“娘，这么晚，你还不去睡觉？”母亲头也不抬地说：“你快去睡吧，我已经好几夜给驴拿小虫子，多少有些好转。”我哆嗦着说：“你不会白天给驴拿虫子？”母亲叹口气说：“白天那么多农活、那么多事，干不完，没有空，只能夜里干……”

驴慢慢开始吃草、喝水，奇迹般地站立起来，少皮无毛的地方往外长新毛。母亲有时拿着一个玉米面窝头走进驴棚，宁肯自己少吃点，也要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放进驴前面长方形的槽子里，让驴吃……

驴渐渐长大，银灰色的毛，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亮，像一匹绸缎，它不像白那么冷，也不像黑那么暗，看着让人心里踏实。驴长得很壮，很有劲，给驴套上车，驴全力以赴地拉水、拉土、拉肥、拉犁、拉麦子、拉豆子、拉高粱、拉玉米、拉柴火……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驴拉着车，母亲坐在上面，手里攥着一条从不打驴的鞭子，风里来雨里去，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母亲生养我们这一群孩子，没有一个病死，没有一个饿死，没有一个扔掉，没有一个送人……把孩子们一个一个拉扯长大成人，有当上乡村教师的，有当上白衣天使的，有当上农业专家的，有当上作家记者的。

后来，孩子们要把母亲接到城里去住，母亲说什么也不去，眼睛直往驴棚巡睃。母亲一直养着那头驴。每次家人劝母亲卖掉，母亲都说，那是我的孩子，不能卖！

母亲去世的那几天，不知是家人忙着处理母亲的丧事，还是忘记上料，驴咬断缰绳失踪，不知道跑到哪里。几天后，人们看见驴躺在母亲的坟前，有人上前牵它起来，才发现驴已浑身冰凉……

母亲生前唯一的遗嘱，就是把那盏她一直保存下来的灯，埋进她的墓地里。因为她听说正是煤油灯的煤油味熏死驴身上的小白虫子，治好驴的病，驴才活过来的。

（选自 《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