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六）

上篇由公冶长开始，末后讲到忠信之士随处可见，只需加以力学，便为人才。于是就有下篇的《雍也》第六，与上篇衔接，记述孔门弟子和有关人物等的才德，同时也由此得见孔门济济多士的盛况了。

孔门的弟子中，比较各有出类拔萃的成就之人，大体可见于后文四科论列之中。但平时在《论语》的记述中，如颜回之仁，曾参之鲁，子贡之贤，子路之勇，都是屡见不鲜的。而孔子独许具有仁者之度，可以担任南面称王之位，君临天下以德的，恐怕只有冉雍一人了。

以敬为中心的人

冉雍，字仲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学识修养与口德都是极好的人物。有一天，孔子很称许他足以南面为王，他就请问孔子另一个人—子桑伯子的为人。孔子说，他很好，也可以担当天下大事，因为他的学养和为人足以做到简捷。

冉雍听了便说，如果能够严肃身心内外，以一“敬”字为学问的中心，发而到行为和事务的应用上去，便会自然达到简捷的作用了。能够内敬其心，外简其事，以此而君临天下之事，岂不是就很可以了吗？假如只以简捷为学养的标准，平居自处在简捷的心境上，在行为上也只向简捷方面做去，未免就有太过于偏向于简单，有时是行不通的，恐怕是不可以吧？孔子听了冉雍的话，便称赞他的见解是很对的。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我们读这一则书，仅从文字方面来讲，首先给我们一个启发和怀疑的，是“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这一句话。可能是冉雍和孔子讨论子桑伯子的为人后，孔子才说了这一句评语。后来门人们编记《论语》，对于冉雍，也特别有钦迟之感，所以便把它写在前面。子桑伯子，究竟是个如何的人物，已经无从考证，但凭《论语》本则的记述，可能他也是一个具有命世才华的人物，所以才会引起孔子师生之间的议论。因为有这一则议论，我们可以发现，孔门对于领袖学的王者之道，认为只要具有一个“敬”字为中心，便可南面而君临天下了。

子桑伯子是以“简”字为标榜，犹如老子所谓的“俭”，简约与俭约，是同一意义的两种不同表达，本来也是一个学养的很好方法。但如简到极致，便会过于偏向，犹如后孔子而生于战国时期的墨子，便是主张尚俭而过于偏向简俭的，显然都非上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春秋战国时代，几个由传统文化思想演变而来的关于领袖学、君人之道的思想原则，都可借此而得沟通。

例如本篇所传孔门的居敬，便是老子所谓的无为，居敬是表达无为的作用，无为是指居敬的体相。本篇所说的简，同于老子所谓的俭；孔子所标榜的仁行，同于老子所标榜的慈。所以冉雍所说的居敬而行简一语，仁行已在其中，这样就可概括老子的“曰慈曰俭”，同为南面君人之学的无为治道之最高原则。

至于墨子所主张的“曰义曰俭”，可说是承袭孔老的余绪或旁支，而另自标榜为宗旨者。由此可知儒、道两家所主张的治道，其理都是殊途而一致，无非要人居敬于无为，便可以临天下之民而担当大任。如果入手便以简、俭为标榜，所行不当其时，便容易被指为刻薄寡恩。倘使误以无为是不管事，便会流于昏庸。你只要从历史上找证明，或看一看明末和清代中叶以后的几个皇帝的史迹，就可了然于心了。所以冉雍对君临天下的王者之道有此一辨，便深获孔子之心，孔子就不得不大加称赏冉雍“可使南面”了。

跟着讲南面而王的治道学问，便插入一则鲁哀公来问，孔门弟子众多，哪一位是比较好学的呢？孔子一方面为了说明学问修养的境界，同时也以间接劝教的方法，把王者南面居敬之德，透过赞叹颜回学养的精湛之处，暗暗地劝告哀公。

迁怒与贰过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深深了解“不迁怒”与“不贰过”的作用和难处。所谓迁怒，姑且分为人和事两方面来讲。先说对人方面。例如我们普通一个人，遇到一件不遂意的事，心里一股怨气无从发泄，往往会把它发泄到与此事毫不相干的朋友或妻儿子女的身上，这是很明显的对人迁怒。甚至，如俗话所说，老羞成怒，明明是自己错了，可是因为你知道我错了，我不但不深自反省，还转而认为你太不了解我或不原谅我，因此更是不能罢休，这些都是迁怒的心理。

至于对事呢？例如我们做一件事，明明是自己错了，但偏偏要推诿是受别人的影响。另外或者对他人误会，就将错就错，任性发泄心中的怨恨；甚或怨天而尤人，不肯反省自己的过错，这都属于迁怒的心理。古今中外许多历史演变中的人物，为了人事上的不协调，就迁怒到国家政治上去，因此卖国变节，在所不惜。例如明末投清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不贰过呢？明知我对某一事或人或一物，所做的确实错了，从而深自反省，以后永远不会再犯同样的过错，这便叫作不贰过。如与不迁怒连起来讲，个人的不遂意而迁怒，已经是一过错；再以此怒而迁怨于其他事物，那更是过上加过，错上加错，就算是同时犯了二过了。尤其是南面君临天下的王者，他有权威，很可能随时犯这种过错，所以孔子便当着哀公而说学问之道有两难了。

我们仔细反省检点自己，能够做到这种学问的境界，完成一个人的修养，是多么地不容易啊！因此孔子就很感叹地说，他的弟子之中，只有一个颜回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可惜不幸短命死了。自他死后，一直到哀公来问的时候，根本没有第二人学养到如此的地步。所以孔子又说，这种学问修养的境界，等于是绝亡了，再无法看到一个真正好学的人了。他拿这句话回答哀公所问，真有无穷的妙用，耐人寻味。而他的门人们又把它记述在《雍也》可使南面的居敬行简之后，更加显出他的机用。凡欲立志为王者之学的，尤须反复深思，不可轻轻放过。

讲了两则君道学问的事实，接着便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说出两则臣道的故事，同时也可见孔子对弟子们所教的，是处事权衡轻重的作用。

孔子的轻重权衡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使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子华，名赤，是孔子的弟子公西华。“釜”“庾” “秉”，都是孔子时代通用的量器名称。据传，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五秉合为八十斛。但这里所说的斗与斛，也还是汉、魏之间的比例，并非现代量数的比例。公西华在孔门弟子中，是有外交之才的人物，所以前篇便说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

这一则的记载，是说公西华奉命出使齐国的时候，他的同门弟子冉有，因为公西华有老母在堂，便为他请求对母亲的实物补助。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吧！冉有觉得太少了，请求增加一点。孔子就说，好吧，你给他十六斗就够了。但冉有结果给他八十斛的粟。孔子于是说，公西华是出任大使啊，乘的是肥马，穿的是轻裘，他自己是够阔气的了。我听古人说，君子可以周济别人的急难，不必帮助他富上加富啊！这是孔子说明何以不肯多给的理由。但同样是资助的事，下面便来一则相反的态度。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就是孔门弟子原宪，字思，门人们尊称他为子思。周秦之间的社会制度，五家为比，也叫作邻。五比为间，也叫作里。四间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所以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这一则的记载，是说当孔子为鲁国大司寇的时候，叫原宪做他的采邑宰，相当于现代的总务并兼管会计的主管。孔子给他九百斗粟，原宪却辞让不肯接受。孔子便说，你自己如不需要，难道不能资助给你那些亲戚朋友吗？因为这两则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轻重权衡，同时也显出公西华毕竟年少好胜，只顾筹备当大使的风光和体面，反而把养母亲的责任轻轻地留给同学和老师身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由此也可见古今中外当外交官的难处，为了达成国家赋予的任务，只顾为国家争体面，至于养母的责任，还靠他的穷老师和同学们来设法。再说原宪，为孔子做采邑之宰的时候，正是孔子担任鲁国司寇的职位，那时候他有足够的采邑收入，所以就很慷慨地给原宪更多的俸禄。公西华出使于齐，是否在孔子当司寇的阶段，或孔子闲居讲学的晚年，很难肯定。如在他任司寇的任内，孔子可能有力量周助他，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倘使在孔子平居讲学的期间，公西华出使以后，还要他的同学和老师照顾他的家务，那么，除了基于一种师生情谊的人情味之外，也可以强调地说，孔子平居讲学，在门人和师友之间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组织存在。如此一加推想，后来墨子等人讲学，有团体有组织，必定也是有由来的了。

但是上面所讲的两则事实，也只是说孔门弟子出仕为臣道的一环，只算孔子讲学传道、培养人才的一种，到底他还是寄望于培育治平天下的命世人物，所以他说：

颜回的仁道 冉雍的仁行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犁牛，就是现在所说的黄牛，从前在北方一带称为犁牛，而西北、西南和中原地带，各有不同的名称，大概因产地和牛种的不同而名称各别。“骍”，是指牛的健美，发出一种赤色的光泽。有一天，孔子对冉雍说，一头出类拔萃的黄牛，它不但美丽，色泽有光辉，同时还有峥嵘的头角，世人虽然想不用它，恐怕天地和山川鬼神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它的。因为古代最隆重的祭典，就是祭祀天地和山川之神，而且在这种大典中，必须要用牛来做祭品，称为太牢。孔子这一番话，一半是勉励冉雍，一半也是感叹时势。他说，像冉雍的学养和才能，是足以配享山川神祇的大器，人们虽然不想用，可是鬼神也不会舍弃他的。

历来的解释，都认为冉雍的父亲出身微贱，所以孔子才对他做此勉励的说法。这种观念并不可靠，可能是由于孔子把冉雍比之为牛的错觉而来。那么，乾坤两卦以龙马来相比，古人还把皇帝比之为龙，岂不是明明白白骂皇帝们为冷血动物吗？须知在中国和印度，上古人们的观念，对牛都很尊重，只是中国人不如印度人的过分而已。孔子比冉雍为犁牛之子，正是一种衷心的称许之词，何必硬把他父亲出身微贱相提并论呢？“英雄不论出身低”，这种门阀身世的观念，对正统的儒家们而言，早已卑不足道了。正因为孔子器重冉雍的学养已足有南面称王、配享天地神祇的仁人之度，因此下文便接着提出颜回足以传承孔子心法的师道，作为互相比美的对照。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这是孔子对于弟子们学养的感言。他说，只有颜回的学养可以做到心住于仁的境界，三个月而不变动。其余的弟子们，并非力学所致，有的偶然在一天当中，撞到了一下仁的境界；有的在个把月中，撞到一下子而已。这两则书合在一起，尤其明显看出孔子对弟子们的期许，言其得仁学的道体的，唯独许可颜回；言其行仁而可以致用的，唯有期望于冉雍。因此你把《论语》上提及有关他两位的语录加以了解，就可贯通起来了。

讲到这里，不但已指出孔子认为南面而王的君道不易，就如退而求其次，只讲足以从政而言治道的人物，也是很不容易求得的啊！

从政的学养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鲁卿季孙肥。有一天，他问孔子，子路可以去从政了吧？孔子说，子路的器识过于决断果敢，哪有从政的学养？季康子又问，那么，子贡可以从政吧？孔子说，子贡的器识是过于豁达不羁，哪有从政的学养？于是季康子便问到冉有了。孔子又说，冉有的器识是过于重才艺，也可以说是一个富于文艺或艺术情感的人，哪有从政的学养？在这里，一共说了子路、子贡、冉有三个弟子器识的典型，孔子认为都还没有达到从政的学养。

我们略窥一鳞半爪，以此三个原则，来看历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功过，也就可思过其半了，不再需多言。如果融合这三个人的果决、豁达、才艺于一身，我想，孔子可能就首肯了。而这一则书，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对季康子的推托之辞，所以故意说他的三个学生都还没有可以从政的学养，以避免他拉拢的企图。但既说到从政学养的不易，因此便引出一位弟子，以孝亲著名的闵子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