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沉重与叙事的别致

这一次，我读到的，是衡世敏的两个短篇小说。一个是《第三只眼睛》，再一个是《电影院》。在其中，我们既能够感觉到作家那种关注并试图穿透沉重现实生活的积极努力，也能够感觉到她在叙事层面对文学性的强烈追求。

先让我们来看时间更接近于当下时代的《电影院》。作品之所以会被命名为“电影院”，主要是因为女主人公陆敏在某一天的傍晚时分，曾经和自己当年的高中同桌李响一起在县城的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偶遇老同学并一起看一场电影，通过这一看似寻常不过的故事，作家所牵引出的，既是身为打工一族的陆敏自己在城市里的艰难现实生存处境，也更是似乎正在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年轻一代的婚姻问题。首先，是大学毕业后在成都艰难打拼的陆敏困窘的生存现实。“后来她工作的地方搬到了天府三街，中午一顿盒饭便要二十五，妈要卖十几斤厚皮菜才能赚着，也就帮不上忙了。幸好还有天天拼好饭，可能不干净，但一定便宜。晚饭不吃，一天十来块便能搞定。”在物价飞涨的当下，一顿午餐花费二十五元，原本正常不过。但对收入不高的陆敏来说，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怎么办呢？她最后想出的应对办法就是“天天拼好饭”。“天天拼好饭”，再加上“晚饭不吃”，一天的吃饭问题，就可以用“十来块”搞定。与此同时，这段叙事传达出的另外一个信息，就是陆敏母亲的职业是在县城卖菜。卖十几斤厚皮菜才能够赚得二十五元钱这一细节，所充分说明的，表面上是陆敏母亲卖菜赚钱的不易，实际上折射出的却是父母在县城同样艰难的生存处境。“见客户的时候，衣服的吊牌没有剪，用别针藏在里面，不时刺着后颈，只眼巴巴盼着晚上将裙子退回去。请同事吃饭的时候，老早之前便开始囤券，一张小小的二维码，代表着一桌的菜品。她突然意识到，一张红票子也开始变得不值钱了。小时候跟着妈卖东西，帮着套口袋和找零钱，一张青蛙皮都觉得是好大的数目，如今不过是联络感情时的一场电影，连爆米花都不能买。”见客户时，之所以要穿舍不得剪掉吊牌的衣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需要用这样的衣服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留着吊牌以便“晚上将裙子退回去”这一细节，所再次证明的，依然是陆敏的生存不易。正因为收入有限，所以无论是偶尔请同事吃饭时的“囤券”，抑或是去看一场电影时“连爆米花都不能买”，所有的这些，切实印证着的，都是陆敏日常生活状况的艰难与困窘。

唯其因为在成都打拼的不易，所以，一旦了解到自己这一次竟然是被父亲以生病的名义“骗”回家的，陆敏也才会感觉到特别受委屈。先是，“爸的脑袋探出了窗外，中气十足：‘你们俩在下面干站着干啥，赶紧上来。’刚刚被悸动掩过去的疑惑顿时串了起来，她瞪了妈一眼，心里充满了被背叛的愤怒，抢过行李箱便往楼上走”。然后是，“她看着爸好端端地站在眼前就来气。一想到周一回去经理不高兴，自己可能被穿小鞋，她便忍不住叹气，怎么就摊上这样一个家”，“白天经理的黑脸像一个迟来的巴掌，扇得脸生疼。她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烫得眼皮子来回抽动。一眨，眼泪便全部落了下来”。越是优秀的小说就越是需要通过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细节来表达。衡世敏的情况即是如此。借助陆敏被“骗”回家后的一系列细节，我们所感受到的，既是陆敏面对父母时压抑已久情绪的尽情释放，也是她职场打拼时所经常遭遇到的来自经理的黑脸（其实是一种责难）。关键的问题是，好端端的，父母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煞费苦心地将陆敏从成都“骗”回呢？这就涉及陆敏刚刚回到县城时貌似偶遇的高中同学李响。当年，李响和陆敏，分别是县里那一届理科和文科的最高分。在当时，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某大学的李响，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从此之后“要留在北京闯荡”。闻听此言后的陆敏，一时间五味杂陈：“她那颗皱巴的心拧了又拧，最后在周围人的道喜中展开了。”所谓“关心则乱”，陆敏之所以会有五味杂陈的强烈感受，主要还是因为她内心对李响存有少男少女的另一种情愫。想不到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不仅在北京，而且在成都也找不到好出路，当年曾经想要在北京闯荡一番的李响，竟然铩羽而归，最终回到县里参加考公，成了县里的一名公务员。这样一来，也就有了李响他妈的主动登门造访和要与陆敏他们家攀亲一事的发生。正因为父母考虑到自家姑娘也已老大不小，所以上演了“骗”女儿从成都回家这一出戏。更进一步地，也就有了和李响的街头“偶遇”，有了他们两位老同学的相约在电影院看一部爱情片。

那么，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先是，“黑暗里，李响的指尖碰到了她的手背，迟疑了一下，又慢慢地搭了上去，包裹住她整个蜷曲的手掌”。紧接着，便是陆敏的一种心理活动：“或许爸是对的，她也到年纪了。回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大环境不好，挣不到钱，家里爸妈也都老了。”然而，就在陆敏眼看着就要屈从于现实的时候，故事情节发生了某种不期然间的突转。首先是陆敏感觉中前后两个李响之间的强烈对比：“眼前这个夸耀的男人真的是自己熟悉的那个人吗？她记得高中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在笔记本的边缘画上翅膀。在一次对答案时，她鼓足勇气问他是喜欢画画吗？李响的眼睛在镜片之后看不真切，声音却那么的诚恳：‘我想要飞起来。’知道他要去北京的时候，她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但是现在，坐在她面前的，只是一个快要三十岁的男人罢了。”就这样，面对着李响那样一种“错愕而羞愤”的目光，陆敏起身结账后断然决然地离开了早已不再“理想”了的李响：“她看着他，摇了摇头，抹去了记忆里所有关于他的想象。这张脸如此陌生，不再是自己青春时最亮眼的那一抹色彩了。李响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些什么，似乎觉得这一场见面已经是板上钉钉。她终于醒悟到，自己念念不忘的李响，其实只是一个理想的影子。”也因此，《电影院》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对比性结局就是，曾经“理想”的李响不复理想，反倒是看似一直挣扎在困窘日常工作状态中的陆敏，以拒绝李响的方式坚持了某种看似卑微但却殊为难能可贵的一种人生理想。

如果说《电影院》的叙事特点在于，虽然没有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但却一直以陆敏为观察世界的视点性人物叙事，那么，到了更具有文学性的《第三只眼睛》中，衡世敏所严格采用的，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而且，也只有在通读过全篇之后，我们方才会搞明白，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短篇小说的文学性，突出不过地表现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专门设定上。那么，“我”究竟是何许人也？原来，这位没有被命名的“我”，不是别人，正是一名尚处于懵懂状态中的整日只知道和小伙伴们一起玩闹戏耍的乡村小学生。借助于这样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巧妙设定，衡世敏得以成功地把读者带回到“文革”结束后刚刚恢复高考制度的那个特定历史时刻。所谓的“第三只眼睛”，其实是“我”在随同独户一起从镇上乘坐长途客运汽车前往成都的路上不小心被专门携带的大公鸡啄了一口的缘故：“正准备感谢他时，怀里被我捏痛的公鸡却雄赳赳地跳起来，鲜艳的鸡冠晃动着，往我头上啄了一口。”好端端的，一个乡下的孩子为什么要携带一只大公鸡到成都去呢？原来，是住在成都的三姑妈托人带话给母亲，盛情邀请自家侄子“我”到成都去玩一段时间。因为母亲要忙家里的一大堆事情，根本就脱不开身，就委托要回成都探亲的独户顺便把“我”带到成都去。临行前，母亲特地让“我”把家里唯一的一只大公鸡带给三姑妈做礼物。没承想，这只大公鸡中途捣乱，竟然在“我”的额头上啄了一个洞。为了安慰“我”这颗受伤的小心灵，心存良善的独户玩笑般把“我”额头上的这个伤口与传说中的二郎神联系在一起，还把它戏称为“第三只眼睛”：“二郎神是天上的神仙，有三只眼睛，法力无边。尤其是那只天眼，能看透人间。你看这伤口，像不像第三只眼睛？”小说的标题毫无疑问由此而来。事实上，带有强烈童年记忆意味的《第三只眼睛》，正是借助于“我”的“第三只眼睛”，艺术地观照表现着1970年代末期中国乡村社会里一个特定人群的悲喜人生。

小说的故事时间虽然仅仅是“我”随同独户一起乘车前往成都的短短几个小时，然而，那位自始至终都没有登场但却成了作家聚焦点的，却是“我”正在全力以赴准备参加高考的父亲。且让我们看小说开头处开宗明义的一段叙述：“爹念书去了，在镇上的学校，全村的文化人都去了。读书可真是一件费时的事，爹都一把年纪了，居然还得念书，可他走的那天却像吃了肉般快活。要是读书得那么久，我宁愿帮娘打下手。娘说：‘你爹是要去考大学，这可是天大的事。’大学，听起来就很神气。我读完小学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像爹一样，出远门上大学了？”不难发现，这位全力以赴准备考大学的爹，自始至终都是小说中出场的各色人等所集中关注的对象。比如，“阿毛吓唬我，说爹考上大学就要去很远的地方，不要我了。这话多半是他娘说的，他向来心里都没有主意，只会依葫芦画瓢学别人说。”比如，“‘我爹在忙着考大学。’我骄傲极了，心里还记着娘告诉我的，考大学可是一件大事，爹要鲤鱼跳龙门了，‘我娘要照顾地头。’老头咂巴了几下嘴：‘还在这瓜兮兮高兴哟。我给你摆嘛，等你爹考上大学了，那可就是城头的人咯。他就要回去，不得管你们母子咯。’”由此而进一步牵引出的，自然也就是父亲的身份问题。

“生产队的人都说爹是个文化人，和他们不一样，早晚都要飞出去。我倒是没有瞧出什么不同，都是两只眼睛一个嘴巴。”不仅是爹，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村里，与他身份相类似的，还有携带“我”一起进城的那位独户：“村里的人都说独户是怪人，平日里在路上招呼他‘独户’时，独户都会一板一眼地纠正：‘我有名字，不叫独户。’但到后来，独户干脆不开口说话了。别人讲什么，最多是一顿瞎点头。我不晓得娘为啥把我托付给他。虽说爹和独户走得近，两人时不时还会在晚上碰面，爹总是要在他那里待好一会儿才会回来睡觉，但是白天他们也装不认识。我问娘，爹偷偷摸摸找独户干啥？娘说，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要看书，又再三让我管住嘴，不要到外面胡说。”由以上的话语可见，父亲和独户拥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他们俩都属于乡村世界里的“文化人”。关于父亲的身份问题，一个重要的细节来自“我”在假装睡觉时偷听到的一些内容：“娘老早就把我赶上床，他们却围着一小碟花生米叙旧。娘让我赶紧睡，我偏不，假模假样地闭着眼。耳朵却竖得老高，一字不落全都听了去。三姑妈说：‘大哥，当初你下乡，又让我顶了妈在厂里的工作，白白耽误了这么多年。’爹的声音很低沉，像是春天山坳里的滚雷：‘当初大家都没办法，日子都过得苦。’‘那时爸其实是想让我……’‘我是大哥，本来就轮到我了，该我做的。’他们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只能听见包在喉间的哭声。我也在哭声里沉沉地睡去，梦里怀里的衣服变成了收音机，正放着孙悟空大闹天宫。三姑妈说，家里有收音机，要是我去了，就可以天天听故事。”通过三姑妈和父亲的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父亲的身份是所谓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初，虽然父亲的父亲也即“我”爷爷的本意，是想要让三姑妈去下乡，让父亲留在城里顶奶奶的班。没想到的是，富有责任感的父亲却坚持要自己下乡。这样一来，留在城里工作的，自然也就是三姑妈。父亲与三姑妈的如此一番彼此谦让，所彰显出的，正是兄妹之间一种亲情的难能可贵。有了上山下乡，也就有了父母他们的婚姻，有了“我”这样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出生。在当时，懵懂无知的“我”虽然听不懂父亲和三姑妈他们言说的内容，但身为读者的我们，却一下子就被“我”的叙述带回到1970年代末期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时的历史语境中。毋庸讳言，对于如同父亲这样被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在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政策实行之前，通过高考的方式想方设法返回曾经的城市，差不多是唯一一种可行的现实路径。

在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上，已经出现过太多的知青题材小说，诸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李锐的《吕梁山印象》等等，虽然思想倾向各有不同，但却可以说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代表性。然而，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的角度切入，来观察表现知青那个特殊群体的小说作品，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里，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过。倘若我的以上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衡世敏《第三只眼睛》的独特思想艺术价值就显然不容我们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