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暮色下

日推、音频课和电影

只要心灵深处

尚存犹太人的渴望

眺望东方的眼睛

我们还没有失去

两千年的希望

做一个自由的人

屹立在锡安和耶路撒冷之上

——《希望》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网易云音乐的每日推荐。正逢岭南的秋冬时节，我开车在乡镇的公路上，落日和雾霾把大大小小的烟囱、厂房和高楼映照成只有轮廓的虚影，耳边突然响起这古老、缓慢、苍凉的曲调，还有陌生的希伯来语，模模糊糊辨认出两个音译词“锡安”和“耶路撒冷”。锡安，电影《黑客帝国》中人类最后的坚守营地就被命名为“锡安”，我还记得深藏地下的营地被从上方突破，机器帝国的钢铁洪流汹涌而下，将最后的人类战士淹没的一幕，绝望又悲壮。瞟了一眼，这首歌叫《希望》，是以色列的国歌。我很难明白，希望何以会如此悲怆，也无法理解，大数据为何会把一首异国的国歌，推荐给万里之外的我——人工智能主导下的个性推荐号称“比你更懂你”，人们在享受着便利的同时忍受或者忽略被窥探的不适，但是更大的世界终究被打开了。

2019年，父亲还在世，帕金森症渐渐加重，已经很难坐车来看我，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时我去了一家后来成为巨头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超乎预期地忙，头顶开始变秃，心情逐渐急躁。下班闲逛的时候，开始听起了音频课和播客，历史的文学的旅行的都听。

在拥有大量阅读时间，能够坐在书桌前毫无目的、翻来覆去地阅读一本书的年纪，我轻视这样的形式，觉得听课不过是“耳学”，是伪造获得知识的错觉，是轻浮的无根之萍。但是当生活被各种各样的琐事压裂压碎，听课的意义逐渐显现出来，第一，可以让长期盯着屏幕的眼睛得到休息；第二，可以让我在闲逛的时候消除虚度光阴的负罪感，获得充足的合法性。

当时《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了音频课《谁在书写我们的时代》，介绍十位与我们同时代的作家：巴恩斯、奥兹、阿特伍德、奈保尔、麦克尤恩、村上春树、帕慕克、石黑一雄、库切。介绍奥兹的是梁鸿老师。那时我对世界文学的了解仅限于文学史，这样的课无异于敲门砖，让沉溺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我，走出静止的梦境和虚幻的安全感，去面对一个庞大、丰富、真实、自相矛盾的当代世界。这些伟大的名字跟我是一个时代的人，经历和分享着共同的经验和世界背景，用文学呈现我所面临的一切人生的困境。李敬泽在发刊词中说，我们阅读同时代作家的根本理由，就是跟着他们去冒险。

听奥兹的那几天，应当又是秋冬的傍晚，暮色浓重，夜气凛冽，我走在路上，神游天外，被课里头那些关于家庭的话语击中，有的是梁鸿的转述或概括，有的是奥兹的原话。

家庭被形容为最神秘的机构，最不可靠，最为悖论，最为矛盾。爱与恨、嫉妒与团结一致、幸福与神秘的永恒交替。

在家庭中，每个人都与他们之间有着冲突，每个人又都是正确的。儿子是正确的，因为父亲专横残暴，父亲是正确的，因为儿子懒惰无礼，母亲是正确的，因为父子如出一辙，堪称绝配，女儿是正确的，她无法忍受家里的气氛，离家而去。然后，他们都爱着对方。

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

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形形色色的家庭，也隐藏着雷同的秘密。多年父子成兄弟，我想起了父亲晚年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更像是朋友，而不是亲人。我每次回家，跟他常谈论的是时事、是历史、是最新一期《随笔》上的文章、是某位曾经的风云人物如今的近况，我没有怎么提及过我的个人情感，他极少跟我讲述他的人生，在我成人后，也极少去指点我的人生．只是针对我的晚婚晚育说了一句话：生儿育女是人生最俗的一件事，但是有时候也不得不去做。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来得及看到我的儿子出生。每次想到这句话，我谈不上缺憾，但总是难免悲伤。

悲伤，是家庭内部最深的秘密，能充分感受而又难以启齿，人们可以高谈阔论关于爱和正义的宏大叙事，却常常在家庭的语境中失语。在梁鸿的描述中，我隐隐约约感受到，在奥兹的世界里，庞大的国族命运和战争创伤，如何像机器人军队一样，从上而下笼罩、包围、渗透、攻陷人类的最后营地——家庭。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都或多或少与历史、革命、暴力、贫穷、社会变迁等紧紧相连，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史，它总是被公共和历史事件所穿透。

后来，我看了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是娜塔莉·波特曼的导演处女作，根据奥兹最著名的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改编一一娜塔莉·波特曼本身就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以色列女孩。我惊诧于《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小女孩，已经能够驾驭如此复杂的角色，优雅、痛苦和孤独。电影的情节平淡，但场景极美——古老的耶路撒冷，昏黄的色调，壮阔的荒原，在漫漫长路跋涉的教徒或者僧侣，被小奥兹意外伤害的阿拉伯小孩，摇摇晃晃的镜头中透露出无边的愧疚和悔恨，最后是大雨滂沱的街道，暗沉的天空，湿漉漉的石板路，生命在乱世的余波中绽放和枯萎。

我在豆瓣电影的词条看到这样的一条评论：“真的是看得最费劲的一部电影，下了英语字幕依然挡不住希伯来语字幕，画面美，音乐美，做了妻母的大龄女文青发现梦境是诗，现实是屎。”我很愤怒，这样的解读太浅薄和自以为是了，我觉得电影不应该是这样。但究竟是哪样？我又说不出来。

以上种种，跟文学有关，但又并非文学本身。它们推动我渐渐回到文学，走近那个真实的奥兹，直到我翻开译林出版社那本厚厚的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漆黑无光的封面上写着大大的暗金色的“OZ”，就像黑暗的人生中爱的微光。

关于爱与黑暗的书写

千百年后，人类不知道将会如何回忆和记述充满苦难的二十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像两场席卷全球的痛苦风暴，将血肉和骨头锻造成钻石或者灰烬。

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许多犹太人开始回迁到巴勒斯坦地区，尝试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一运动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3年之后，随着希特勒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一场以犹太民族为主要迫害对象的历史大屠杀便拉开了序幕，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占当时全世界犹太总人口的1/3以上。

1939年，阿摩司·奥兹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父亲克劳纳斯来自苏联地区的敖德萨，母亲范尼娅则是来自波兰的罗夫诺，是一名在东欧接受良好的锡安主义与希伯来语教育的女孩。这个犹太人家庭来到了以色列，这片没有河流，到处布满石头的土地。小奥兹的童年里，爆炸、宵禁、停电和断水断电司空见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时不时大动干戈。小奥兹的奶奶施罗密特，从维也纳来到耶路撒冷，映入眼帘的是亚洲西部色彩斑斓的集市、喧哗粗鲁的人群、当街被宰杀的牲畜，她下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黎凡特（地中海东岸）到处是细菌。”她用早晚三次热水浴、指使丈夫每天对被褥衣物和房间进行各种晾晒、用消毒液擦面包一类的物理大作战来消除难以和解的异乡感，并最终因心脏病在洗热水澡时死去。

有人形容民族迁徙的过程，一辆公交车在清晨时启动，经过站点时短暂停下，上上下下几个乘客，又接着摇摇晃晃往终点驶去，车还是那辆车，但乘客已经不是那些乘客。有的公交车行驶了二千年，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始发站，下车的乘客就像奶奶施罗密特一样迷茫而不适。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他颇富争议的历史学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中有一个大胆的论证，他认为“犹太民族”这个词是建构出来的，“他们起初收集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记忆中的诸多片段，他们富有想象力地从中建构了一个‘犹太民族’的漫长的连续的谱系”。这一说法引来了无数的批评，但是，有一点很有启发性：人类生活并非全然是连续性的和因果的，多多少少存在想象和塑造的成分。

在奥兹心中，耶路撒冷是一个“倒地受伤的女人”，就像他的母亲范尼娅，敏感、神秘、情绪化。小奥兹可能还没来得及明白，1941年到1942年之间，发生在罗夫诺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将母亲范尼娅与过去的联系一刀切断，那些她在童年熟悉的场景和人们，都消逝在庞大的死亡之中，她成为无根之人，或者说，那些来到以色列的犹太人，都是无根之人。豆瓣的影评，说她是“做了妻母的大龄女文青”，太过轻佻了。12岁那年，母亲范尼娅自杀，这件事几乎改变了奥兹的一生。那天，父亲克劳纳斯，乃至整个以色列的国民都在为是否向德国索赔而进行争论，范尼娅对政治毫不关心，一派祥和之下所掩藏、压抑、无处宣泄的痛苦和精神折磨，格格不入的背后是永远无法化解的矛盾。不知从何时起——是她童年时代所有人的死亡，是她好朋友在耶路撒冷围困时被射杀，还是她从某刻意识到自己的梦想已经无法逆转地崩塌的时候一一她选择了死亡。

母亲去世的哀伤，弥漫在《爱与黑暗的故事》全篇，那些克制而深沉的哀伤，在阅读的过程中深深地打动了我——她让我想起了我生命中那些生怕麻烦别人，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愿伤害他人的善人：“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是门口的小贩，我妈妈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

我想，走近奥兹，或许只是夸大的说法，我唯一完整读过的就是这本《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及几篇访谈。《乡村生活图景》躺在微信读书的书架上，阅读记录止于第一章，《我的米海尔》读了那个著名的开头，《胡狼嗥叫的地方》《沙海无澜》更是连打开都没有打开过。然而，笼罩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那种散文式的气质，让我深深着迷，反复回味，我实在很难把这本书当成小说来读，它更适合叫作回忆录。据奥兹在访谈中讲，以色列的很多图书馆不知道如何把书归类，他很高兴这本书如此难以定位，这恰恰说明它拥有一些复杂的品质。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奥兹对于“家庭”这个主题最深沉的表达，我们读到的既是奥兹的家庭往事，又是以色列的国家历史，更是犹太民族漫长而沉重的记忆长河。书中的家庭故事，与国族叙事交织杂糅。奥兹用这样一个极为精准的词来形容犹太民族的这种集体情感——“单恋”：

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一一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

他写那个流浪的民族，那些迷路的人，在乱世中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以色列仿佛陌生城市中一个陌生的公共汽车站，他们错误地在此下车，不知如何出站，不知去往哪里。这些人，站在奥兹小说世界的中心，争论、逃避、劳动、写作、自杀，时而从光明中走进黑暗，时而从黑暗中走向光明。有时候爱会被黑暗遮蔽。然而，“每一种爱都有黑暗的一面。爱是自我的，爱是自私的，因此爱也会抹上黑暗的影子”。

书中的故事脉络并非一目了然，人物复杂、情节交错，却又环环相扣——与英美文学相比，这样的阅读是有障碍的，我需要无数次跳出书外，在搜索引擎上了解一点陌生又冗长的人名和地名的背景。书没有答案，就像生活本身也没有答案一样。但是，因为奥兹的铺陈，当读到这些故事时，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你原本知道答案，只是忽然丢了它，这样的一种失落、不甘和痛苦弥漫全书。奥兹说，他正是希望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文学不负责提供答案：“就像你说自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但不知道到底丢的是什么。同样，有人可能在寻找一样东西，但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有人可能会害怕某一样东西，但具体怕的是什么？有人在希冀一样事物，但你要问他究竟想得到什么，他回答不上来。”

看完了书，回过头看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娜塔莉·波特曼可能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导演，但是绝对是一个靠谱的读者，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奥兹想传达的那种细碎、繁复、蔓延、旋生旋灭的细节，房屋、气味、花朵、灰尘、街道、天空，以及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记忆，不含褒贬，只有呈现。《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并没有传统小说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各种戏剧性的冲突场面，这对电影艺术的叙事来说，确然是巨大的挑战，奥兹本人看过电影，他评价电影“非常感人”，肯定娜塔莉“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这种赞许里当然带有一种理解、包容和支持，因为“我写的这些内容很难在银幕上进行完整地呈现”，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期待娜塔莉去完整地呈现这600多页”。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常常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当文学作品的分量过于沉重，而导演却是一名新人导演的时候，这里难免让我想到汪曾祺对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