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结构到观念结构

一、《登春台》：审美结构和观念结构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首先，感谢丹丹兄参与本次对谈。今天，我们从格非的最新小说《登春台》说起。这部小说虽已出版一年左右，但反响热烈。我本人也曾写过一篇短评，而近日重读，又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尤其在小说结构方面，让我产生了新的思考。

这部小说由六部分组成：序章、附记以及中间的四章。四章分别以“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四个人名命名。这种结构并不新鲜，毕飞宇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推拿》也采用了类似方式。这种处理方式使读者难以看清小说的内在叙事结构，就像常见的用序号标记章节的小说一样，其真正的内在结构反而被隐藏起来。这让我思考：格非是否为这部小说设计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内在结构？如果存在，那又是什么样的结构？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有内在结构，他为何又用四个人物的名字将其隐藏？

我的理解是：格非作为一位理论素养深厚、写作自觉性极强的作家，其作品必然有内在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呢？或许可以称之为并列又咬合的齿轮结构。它有点像机器的齿轮，四个人物构成的四个齿轮相互咬合，共同构成一台包含多个命运齿轮的人生机器。具体来说，第一章以沈辛夷为主角，她的故事如何与第二章陈克明的故事连接呢？连接点就是小说中重要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沈辛夷经历了种种人生后进入该公司工作，而陈克明接替周振遐成为公司董事长。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陈克明邀请沈辛夷到咖啡馆聊天，并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通过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两人的命运得以连接。同样，窦宝庆的故事也以类似方式与主线相连。窦宝庆也曾是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一名司机，也是前董事长周振遐的专职司机，他的人生充满传奇。沈辛夷曾听闻窦宝庆的只言片语，对他产生兴趣。虽然窦宝庆的故事并非由陈克明直接讲述，但由此引发出两人的关联。第四章的周振遐，作为前董事长，在前面几章中一直以隐含的、影子式人物出现，仿佛谜底一般。到了最后一章，读者对他的兴趣达到高潮．他的故事才得以完整呈现。

这部小说的四章讲述方式也十分有趣。第一章采用第三人称女性视角“她”来讲述；第二章由陈克明以第一人称“我”讲述；第三章窦宝庆的故事则是通过虚构的方式呈现，由一个记者以非虚构作品的形式包裹其中，以第二人称“你”讲述；第四章又回到第三人称男性视角“他”，采用隐性全知视角叙述。这部小说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虽然四个人物的命运看似平行，但若将其视为四条平行线，则未触及小说的真相。实际上，它们如同四个齿轮，相互咬合、对接。小说的内在文眼正是“联合”——这也是“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名字的由来。小说中还有一句点题的话：当年，周振遐和他的师兄共同创办了这家公司，灵感来自牛顿的名言“上帝存在于事物的连接之中”。事物与事物的连接构成了“联合”，而人与人之间的命运看似平行，实则交叉、重叠，这正是小说观念意义上的内核，小说的结构也由此生发。正如我之前所说：“小说的结构就是作者的世界观。”真正好的小说结构，是对作者想要传达的世界观的外化与可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登春台》实现了这种追求。关于这部小说，其实还有很多可说的，我很想听听丹丹兄的看法。

杨丹丹（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培浩兄好！我已细细品读了两遍《登春台》这部小说，或许是因为还有些内容未能完全领悟，故而一再回味，反复咀嚼。后来，培浩兄提及是否能从小说的结构层面来探讨我的理解，我思索着，小说的结构似乎蕴含着两个维度。首要之维，乃是小说的审美构造。一部小说的情节是如何逐步铺陈开来的？故事元素又是如何巧妙融合的？关键节点上，人物何以恰如其分地登场？他们所言所行背后有何深意？叙事视角的选择又暗含何种匠心？这一切都是为了展现一个怎样的故事世界？实质上，小说的结构正是诸多审美要素——人物、语言、情节、故事等不断交织重组、动态构建的过程。这，便是我认为的本体意义上的小说结构。无疑，每位作家都怀揣着对小说结构的独特意识，缺乏此意识者，恐难登高明小说家之列。在中国文学史上，先锋小说家们的结构意识尤为鲜明，他们或模仿西方，或在模仿的基础上重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小说结构。再谈另一维度，我思忖着关于小说结构与时代命名的关联。换言之，特定时代的文化思想命题，需以何种小说结构为载体呈现？为何《登春台》会呈现出如此这般的小说结构？其中或许蕴含着时代的印记。小说并未开篇即写周振遐，而是精心布局，每个人物都有其特定的位置，每个故事都牢牢镶嵌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这背后，无疑是某种时代思想文化对小说结构的深刻诉求。由此引发我对小说深层思想的探究：它究竟想要传达何种思想内涵？我曾长时间沉思，是否关乎人类命运的偶然与必然——茫茫人海中，人们如何相遇？又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相互交织的混搭结构，又怎样构筑起我们对命运本身的认知？我想，这应是作者有所考量的，亦是我的阅读体悟所在。

方才，培浩兄提及了小说的序章，我欲接续其话题，认为序章中首句便已清晰揭示了这部小说的主旨所在。该句言：“每个人降生的瞬间皆极为相似，而离场的方式却各不相同。”那么，这四位人物间的相似性究竟何在？尽管他们的人生轨迹迥异，但作者于小说中已有明确阐述，或许我们未曾留意。他提到，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个提婆达多。起初，我对提婆达多不甚了解，后经查阅得知其为佛教术语。学界对于提婆达多是否为恶佛尚有争议，但我们可达成共识的是，他确曾犯下诸多恶行。那么，在这四人的人生旅途中，谁又是他们的提婆达多呢？

小说第一章的主角沈辛夷，内心承载着永远无法磨灭的精神伤痕。年轻时，她在野外遭遇侮辱与强暴，这一事件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作家将沈辛夷置于开篇，或许正因这一经历深刻影响了她的整个人生。她与父母关系恶化，从乡村踏入城市，考上大学后，渴望通过金钱实现安稳生活，但她所依傍的又是什么呢？颇为讽刺的是，最终她还是因金钱之困，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从而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小说讲述沈辛夷的故事时，是否预设了这将是整个小说逻辑结构的起点？唯有此事能作为沈辛夷命运的开端，若换作其他人物，恐难以精准传达提婆达多的深层意蕴。

进一步而言．这是否仅是沈辛夷独有的命运？还是说她代表了当下社会中一类人群共有的精神状态？

此部小说出版于去年。我们正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政治、经济、文化均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蕴含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中国如何重新走向世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的难题。在更微观的层面，人与人应如何相处？如何解决彼此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或许能从沈辛夷这一角色及其人生逻辑的起点中找到答案——时代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内心深处那永远无法释怀的精神伤痛。换言之，精神伤痛本身即为提婆达多，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宿命，它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被无限放大，使得我们的精神状态和命运际遇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小说为何塑造窦宝庆这一角色？因为他背负着杀人犯的标签，身负原罪。那他的原罪源白何处？皆因其姐与沈辛夷有着相似的遭遇，同样遭受过身体上的伤害。他为姐姐复仇而行凶，其中隐含着一个逻辑：他的姐姐虽为恶所害，但他却以恶制恶。那么他究竟是善是恶？他此后的人生，包括工作，都在路上漂泊。他做过出租车司机、私人司机等，从未安定下来审视自己的人生。他始终在动态中回顾过往与展望未来。小说中有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他在驾车时可能遭遇了车祸，当时他脑海中竟闪过“如果把人撞死，问题就解决了”的念头，这无疑揭示了他内心的恶意真实存在。

窦宝庆出现在第三章，中间穿插了陈克明的故事。那么，陈克明的提婆达多又是什么呢？陈克明的经历相对简单，他尝试过多种工作，核心目标就是发财。生意稍有起色后便有了情人，这似乎是个略显庸俗的故事。在他的内心深处，似乎难以寻觅提婆达多的踪迹，因为他的生活并未经历过沈辛夷和窦宝庆那般深刻的精神创伤，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格非将他置于第二章，意在探讨另一个议题。除了沈辛夷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外，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看似微不足道、被我们忽视的小恶，是否也是一种提婆达多？例如婚外情或利用计谋和手段达成目的。在我们追求小确幸的时代里，同样潜藏着提婆达多的影子。

第四章讲述了周振遐的传奇人生，他曾与兄弟共同创办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正如培浩兄所言，“联合”意味着不同个体组成命运的齿轮，相互交织，幻化出多样的人生形态。周振遐的故事中有一个女性角色，曾是兄弟的情人。兄弟去世后，他与这位女性的关系变得暖昧不清，试图从她那里寻求精神慰藉。我认为格非想表达的是，从沈辛夷到普通民众，每个人心中的提婆达多虽形态各异，引发不同的故事，但它确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培浩兄提到这四个人物由命运的齿轮咬合在一起，那么我想，这齿轮中定有轴心，如同车轮之轴，这个轴心便是每个人心中的提婆达多。也就是说，在小说表象结构之下，还隐藏着精神结构、文化和思想结构。这四个人的关联故事，包括城乡冲突、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家庭夫妻矛盾、亲子关系等，小说通过这些散落的元素，以提婆达多为轴心进行整合。

实际上，它映射的正是我们当下时代的精神结构。虽然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仍缺乏一个统领性的话题将所有事物串联起来。或许在过去，如17世纪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市场经济等，都曾作为主导话题。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五年至十年间，我们是否缺失了这样的统领性话题？有人可能会批判碎片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强烈依赖总体性话题。但我们从未思考过，这些碎片化的元素是否能通过类似提婆达多的议题加以整合，构成拼贴式的总体性。格非在小说中通过结构设计，展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最终汇聚于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场景，这难道是命运的偶然吗？非也。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创伤决定了人生的相似性，使我们汇聚一堂，让命运的齿轮相互交织，从而看清时代的面貌。

陈培浩：丹丹兄的见解让我受益匪浅，我也有一些进一步的想法。我很认同你提到的分类——“审美结构”与“观念结构”。我们前一节讨论的是四个人物的故事，如何将这些故事中不同的审美元素连接起来，这属于审美结构。正如丹丹兄所揭示的，小说内在还有其观念结构，尤其是其中的佛学观念层面，比如你提到的提婆达多。可以说，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的提婆达多，即那个不断阻碍你的人。小说中，沈辛夷的父亲提到提婆达多，沈辛夷不太明白其含义。父亲告诉他，提婆达多就是生命中不断阻碍你的人，也就是丹丹兄所说的“恶佛”。

例如，侵犯沈辛夷的人就是他生命中的提婆达多。窦宝庆的生命中也有这样一个人，即他的情人郑元春。因为后来是郑元春告发了他，这非常有意思。窦宝庆的姐姐在城里读书时被一个屠户强奸，那个屠户也是她生命中的提婆达多。那么，陈克明的生命中有没有提婆达多呢？我觉得也是有的。虽然丹丹兄说陈克明的人生相对平淡，但他的人生也有传奇性，比如他后来神奇地接替周振遐成为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从一个司机到董事长，这是非常神奇的转折。周振遐当然不是陈克明的提婆达多，但他的岳父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在陈克明成为周振遐的司机之前，他曾承包一个大型工程项目，却被岳父通过层层转包搞垮了。所以，他的岳父不算善人，也加害于他。

从观念结构来看，这部小说实际上包含四层观念。第一层是我们所说的“命运观念”。小说中这几个人物的命运起伏，是我们普通人都能理解的。第二层是格非非常自觉地融入的政治经济学观念。他将小说置于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中。例如，沈辛夷的父母在改革开放中从家乡到武汉，再到上海，这种跨地域流动是为了生计。这种改革时代的痕迹在沈辛夷母亲贾连芳的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使在她年老、事业失败后，她仍念念不忘创业，这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在陈克明这一章中，小说提到：“1996年4月，365路公共汽车第一次停靠在毛家岭村头。城市这个庞然大物终于将这座小山村揽入怀抱。”陈克明所处京郊地区，因海淀科技村的高速发展而间接推动了他的命运发展。这种视野是从社会背景中看待人物命运的。现代文学中，茅盾的小说就开始采用这种视野，但有时会过于简单化。如果小说家仅有政治经济学视野，人物的命运故事可能会陷入某种决定论，即社会的发展似乎决定了人生命运。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对于小说来说，这一层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