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型思维对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摘要：为探究中学生成长型思维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作用和性别、年级的调节作用，采用成长型思维量表、中国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以及中国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对2634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成长型思维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2）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3）性别不仅调节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直接效应，而且对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起调节作用。年级仅在成长型思维和积极心理品质之间起调节作用，对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论：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且这个中介作用受到性别和年级的显著调节。

关键词：成长型思维；积极心理品质；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G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5）10-0009-07

一、引言

青少年阶段是个体心理急剧变化的重要转折期，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是确保其积极发展、提升幸福感和健康水平的关键。研究发现，全球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障碍患病率约为20%[1]，截至2022年底，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障碍患病率已达到17.5%[2]。俞国良和黄潇潇[3]对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进行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初中生内化和外化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分别为22.7%和11.0%。

随着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化趋势，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方法和路径。在我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并于2023年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和社会竞争较为激烈，这对他们的心理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探究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对于预防和有效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长型思维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成长型思维是指个体相信自己的某些特征和能力（如智力、情感能力）是可塑的，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和发展这些特征和能力。与之相对的固定型思维则是指个体认为这些特征和能力是稳定且无法改变的[4-5]。

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不仅能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6]，还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7]。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成长型思维与心理健康问题呈中度负相关[6]。Schleider的研究团队通过对青少年进行成长型思维干预，发现提升成长型思维能够缓解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从而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8-10]。成长型思维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遇到困难时，倾向于进行努力归因并保持乐观；在面对挑战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强的内在动机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11-12]，因此，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同时表现出更低的抑郁和焦虑情绪[13]。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成长型思维能够正向预测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二）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作用

积极心理品质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个体在遗传素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内在、稳定且具有自组织和自适应功能的心理品质[14]，包括积极的人格特质、认知品质和情绪情感，是对抗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缓冲器”[15]。

研究表明，通过挖掘学生的性格优势，培养其积极心理品质，不仅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对学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还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学校满意度[16]。Dweck和Yeager[17]研究发现，相较于固定型思维倾向的学生，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能够完成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业成就。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能够通过实际行动挖掘自身的潜能和优势，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此外，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能够以更宽容和更灵活的态度对待周围环境，从而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18]。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性别和年级的调节作用

性别和年级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就性别而言，Campbell、Bann和Patalay[19]研究发现，与男生相比，女生往往会面临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更多焦虑和抑郁情绪，并更有可能采取自杀或自伤等高风险行为。此外，Halliday、Kern和Turnbull[20]研究发现，女生通常比男生拥有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情绪幸福感。关于成长型思维的性别差异，以往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一些研究表明，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拥有成长型思维[21-22]。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成长型思维的性别差异具有领域特殊性，例如，男生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物理和数学方面的能力更强，而女生倾向于认为自己在艺术和语言方面更具优势[23]。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24-25]。

就年级而言，研究表明，中学生的内化心理问题检出率显著高于小学生和大学生[3]。Shek和Liu[26]研究发现，初中生的生活满意度随年级增长呈逐年下降的趋势。Marquez和Long[27]通过对全球46个国家15岁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追踪调查（2015～2018年）发现，39个国家的学生生活满意度平均水平呈下降趋势。此外，初二、初三年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初一年级学生[28]。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性别和年级不仅调节成长型思维与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还对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起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山西省以及陕西省九所中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2861份，收回有效问卷2634份，问卷有效率为92.1%。其中，男生1464人，女生1170人；七年级978人，八年级930人，九年级726人。被试年龄在13～16岁（M=13.89，SD=1.96）。

（二）研究工具

1.成长型思维量表

采用 Dweck[29]编制的成长型思维量表对中学生的成长型思维进行评估。遵循国际测验委员会对于量表翻译的基本准则，本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了翻译和修订。量表共8个条目，采用6点计分法，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成长型思维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

2.中国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测评量表

采用孟万金、张冲和Richard Wagner[30]编制的中国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测评量表对中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进行评估。该量表共63个条目，包括认知、情感、意志、律己、利群、超越六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3.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张兴贵、何立国和郑雪[31]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对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估。该量表共36个条目，包括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业满意度、自由满意度、学校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六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

（三）数据分析

首先，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其次，采用SPSS 23.0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最后，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中的Bootstrap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32]。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15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22.36%，低于临界值40%[33]。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性别、年级、成长型思维、积极心理品质和生活满意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三）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3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研究按照以下两个步骤对模型进行检验。

首先，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重复抽取5000次样本，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2，95%CI=[0.07，0.18]。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显著（β=0.31，t=5.35，p<0.001；95%CI=[10.19，0.41]）；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β=0.41，t=37.17，p<0. 001；95%CI=[0.38，0.43]）；成长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β=0.21，t=0.36，p<0.05；95% CI=[0.05， 0.07]）。表明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其次，检验积极心理品质在成长型思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受到性别和年级的调节。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10，重复抽取5000次样本，对数据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性别对成长型思维（β=-48.46，t=-7.65，p<0.001；95%CI=[-60.88，-36.04]）和生活满意度（β=-8.63，t=-2.50，p<0.05；95%CI= [-15.40，-1.87]）的预测作用显著。年级对积极心理品质（β=-5.68，t=-1.52，p=0.13；95%CI= [-13.00，1.65]）和生活满意度（β=-2.32，t= -1.15，p=0.25；95%CI=[-6.26，1.63]）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β=0.89，t=4.24，p<0.001；95%CI=[0.48，1.30]）和生活满意度（β=0.30，t=2.67，p<0.01；95%CI=[0.08，0.52]）的预测作用显著。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β=0.40，t=36.05，p<0.001；95%CI=[0.38，0.43]）。

性别和成长型思维的交互项对积极心理品质（β=-0.67，t=-5.84，p<0.001；95%CI= [-0.89，-0.44]）和生活满意度（β=-0.15，t=-2.43，p<0.05；95%CI=[-0.27，-0.03]）的预测作用显著。这表明，性别不仅显著调节中学生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路径，还显著调节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

年级和成长型思维的交互项对积极心理品质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4，t=-2.05，p<0.05；95%CI=[-0.27，-0.01]）、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5，t=-1.43，p=0.15；95%CI= [-0.12，0.01]）。这表明，年级显著调节中学生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路径，但是对成长型思维通过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见表2）。

最后，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对于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的男生而言，成长型思维对积极心理品质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simple slope七年级=-0.05，p=0.60；simple slope八年级=0.06，p=0.37；simple slope九年级=0.17，p=0.06），成长型思维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simple slope七年级=-0.08，p=0.07；simple slope八年级=-0.05，p=0.24；simple slope九年级=-0.01，p=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