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会取消吗？

实施5年后，“离婚冷静期”再遭舆论热议，万千声音中，存废之争仍是焦点。

2025年3月初，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在今年的提案中呼吁删除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条款。

这项自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生效的制度，从一开始就颇具争议。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夫妻协议离婚时，自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可单方面撤回申请；期满后30日内需双方共同申请离婚证，否则视为撤回。

2020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蒋胜男，在参加民法典草案的审议时，曾建议删除其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条款。5年后，她再次呼吁删除。

她认为，“离婚冷静期”是以极少数冲动离婚的问题，限制了绝大多数人的离婚自由，强制全体离婚当事人承担额外成本，剥夺公民自我负责的权利。同时，她还指出，离婚冷静期可能加剧家暴、财产转移等风险，对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尤为不利，甚至有女性在冷静期第13天被丈夫当街杀害。

蒋胜男的意见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多人无法理解离婚冷静期的存在。可改变并不容易。

“保守一点的方案是，在实践中出一个司法解释，对（离婚）冷静期进行限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认为，直接删除相关法条，难度确实不小，但对其进行限缩处理是可行的。

“今年有代表能够提案删除（离婚）冷静期，让大家都关注，是个很好的机会。”陈碧说。

离婚何须冷静

为防止轻率离婚，是设置“离婚冷静期”缘由的主要解释。

主流婚姻法学者大都认为，在设立“离婚冷静期”之前，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离婚太容易了—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到离婚登记机关就可以现场离婚。而其他多数允许登记离婚的国家会附加一些特殊限制条件，如结婚达到一定年限、需要分居一定时间，甚至有些国家只能通过法院完成离婚程序。

有意见认为，如果对协议离婚（登记离婚）不加任何限制，会导致协议离婚比例逐渐提高，离婚率持续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等的研究也指出，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与离婚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他们比较我国不同政策阶段的离婚水平变化发现，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类似离婚冷静期）缺位时，协议离婚水平迅速升高、潜在离婚需求得以释放，助推了离婚水平的整体上升；而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在位时，离婚水平则相对平稳。

在2003年颁布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之前，国内的登记离婚需要单位或村镇出具的介绍信，需要经历“一个月”的审查期。2003年，这些限制或延缓性措施均被删除，只要夫妻双方达成合意，民政机关可当场办理离婚登记，离婚证“立等可取”。

上述研究指出，2003年取消离婚审查期制度后，离婚率快速上升，从2003年的1.05‰攀升至2019年的3.36‰。

此外，从2003年开始，登记离婚占离婚总数的比例也持续走高。1984年至2003年，登记离婚占比在34%～52%之间徘徊，期间的平均值占各年离婚总数的40%左右。到2007年，登记离婚占比达到69.4%，2020年达到最高峰86.10%。

主流意见由此认为，没有门槛的登记离婚导致离婚太过简单和随意，使得轻率离婚、政策性的假离婚现象变多，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和婚姻的长期存续。

这可以说是“离婚冷静期”出台的一大背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告诉笔者，“离婚冷静期”的设立是在释放一种信号：“国家想要维持社会婚姻的完整性、稳定性，从而让大家处于一个稳定的制度之中，以减少犯罪率，保持社会有序发展。”

但这会在个人幸福和社会价值之间形成一个张力。於嘉表示，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可能一个人在婚姻中非常不幸，想要尽快离开这段关系，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管理者要尽力维持婚姻制度的稳定。

“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看重婚姻的情感满意度，而非考虑家庭或集体主义价值。”於嘉说，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上大家难以接受“离婚冷静期”的原因之一。

“离婚冷静期”有效吗

从数据上看，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确实产生了“效果”。

比如协议离婚占比有了明显下降，从2020年的86.1%降至2023年的71.94%。国内离婚率也在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从2020年的3.09‰，降至2.0‰。北京大学副教授董浩的一项研究也显示，2021年“离婚冷静期”规定使得各省各季度离婚登记数量平均减少1.03万—1.32万对，较前三年降低了33%～42%。

但另一方面，登记离婚数量减少的同时，诉讼离婚数量反向走高。

近10年以来，诉讼离婚占比经历一个先降后涨的过程，2020年刚好是个分水岭。2013年至2020年间，诉讼离婚率从最初的19.57%逐年下降至2020年的13.90%。2021年开始，诉讼离婚率开始回升，当年升至24.59%，2023年进一步升至28.06%。

因而不少声音表示，离婚冷静期减少的协议离婚人数，可能大部分转去了诉讼离婚。

而在协议离婚占比和诉讼离婚占比两个数据的一升一降间，离婚率下降的趋势并未实质止住。2020年，国内离婚率3.09‰，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当年短暂降至2.0‰，但次年又开始上涨，2023年涨至2.6‰。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类律师业务广告帖，打着“网上办理离婚，没有冷静期”的旗号，底下有成百上千的评论，清一色都是问“怎么办理”。实际上，这种方式就是诉讼离婚，只是可以通过线上立案和开庭。

上海家事律师李丹对这种转向有所体会：“确实有离婚冷静期导致不少人去诉讼离婚的情况，因为大家觉得冷静期太繁琐了，又充满变数。”

如果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合意，向法院起诉后做一次调解，没有意外情况，法院就会调解离婚。“和立案庭说好，比民政局的冷静期离婚还方便高效。”李丹说，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比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更有效。

2024年底调解离婚成功的林玉梅，对此颇有感触。

当年9月，结婚12年的林玉梅因为无法忍受丈夫网贷十几万元买彩票的行为，经过多次说服并承诺如果之后对方能改掉恶习就再复婚后，两人去民政局申请，开始了30天的冷静期。

但这30天，林玉梅过得很煎熬：“总担心他反悔，怕他跑到外地（不回来），还拿了他的身份证。”到冷静期快要结束时，林玉梅丈夫还是跑去了外地，“他重新办了个身份证”，林玉梅说，那几天她跟对方不停地协商沟通，他反复地反悔。

“他怕（因为）自己改不掉，我不和他复婚。”几次沟通仍无果。

错过冷静期后，她跟丈夫又沟通了好几次，对方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林玉梅不想再受这种煎熬，决定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立案后，对方最初也是不愿意，后来看林玉梅态度坚决，丈夫跟家人商量过后同意离婚。后经法院调解，林玉梅顺利离婚。但她没想到，这整个过程只用了半月，远比离婚冷静期短。

如此，林玉梅成了从协议离婚转向诉讼离婚的一份子。

除了这种冷静期的不确定性之外，陈碧认为，离婚冷静期出发点虽好，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家之前享受到的离婚自由“被很大程度压缩”，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比如（冷静期内）协议不成，走向诉讼，诉讼本身是一个更复杂、难度更大的过程，导致离婚更难，还给法院增加了负担。”陈碧说。此外，在离婚冷静期间，出现不少财产转移、抢孩子的现象，“更严重的是那些本就面临家暴或人身危险性的（一方），在冷静期的拉锯中，有可能导致暴力升级，出现一些悲剧”。

不离婚，就幸福？

“政策介入到离婚过程中，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离婚人数。”於嘉从她的研究视角来看，“中国还没有到需要给离婚加以限制来减少离婚的阶段”，目前中国的婚姻是比较稳定的。

她表示，尽管国内离婚人数在逐年攀升，但如果从长时间的稳定性角度来看，“比如2015年登记结婚的人，过了10年后有多少婚姻破裂了”，中国婚姻解体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只有韩国或日本的1/3甚至是1/4，如果跟一些欧洲国家比较的话，就更低了”。

而且，离婚太容易并非国内离婚率攀升的主因，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不管是婚姻的形成还是解体，更多是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影响”，於嘉说。比如婚姻观念的转变，让大家不再对离婚持歧视态度，“很多人意识到没有必要为了外界的眼光，维系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之中”。

此外，中国家庭以子女为中心，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使得没有子女的夫妻比例也在增加，这类夫妻的离婚风险更高，“可能带动了离婚率的增加”。於嘉表示：“我们自己计算发现，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夫妻离婚的概率，后者是前者的4倍。”

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让其不再依赖男性提供的经济资源，“所以她可能不再惧怕离婚”。而且，婚姻的更加个体化，让现在的夫妻不再只关注家庭的完整性，而是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和婚姻的质量。

至于对离婚率增加带来的稳定性担忧，实际上可能并不紧迫。

於嘉告诉笔者，虽然离婚、结婚人数倒挂，初婚年龄推迟，但从个体角度来看，当下的年轻人仍处在相对稳定的亲密关系之中，算不上不稳定因素。

“他们进入亲密关系的时间或形成稳定亲密关系的时间并没有推迟，反而同居和初次性行为年龄甚至提前了。”於嘉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同居三五年也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如果不生孩子，似乎没有太大必要去登记结婚。

於嘉表示，同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下稳定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在一定时间内取代了婚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和结婚率的下降。

此外，於嘉还指出，当下社会婚姻的一个趋势在于，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现在每年登记结婚的人中，再婚的比例大概超过了1/4，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去干预人们离婚，有可能干预的不是一个婚姻的破裂，而是影响人们进入下一段幸福的婚姻。”

回到离婚冷静期的存废之争，并非没有答案。陈碧认为，最好是直接删除离婚冷静期，如果不能的话，保守的方案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离婚冷静期进行限缩。

“对于某种情况下，像有人身危险的，有家暴、虐待孩子或有转移财产等情形，如果有证据证明的，是不是可以不适用冷静期？”陈碧说，立法者既然设置了冷静期，想挽回更多人的婚姻，是不是也应该想想，在离婚冷静期间国家要做些什么来让快解体的婚姻重回正轨。

“现在这方面什么都没做，只是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把时间拉长。把时间拉长不意味着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理性了。”陈碧认为，除了冷静期，相关方还可以提供婚姻心理咨询和调解服务，以及儿童心理影响咨询服务等，“做这些才能够保护一个婚姻和家庭，保护那些弱势群体在婚姻中不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