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对话式教学及其教学论意义

摘要： 宋儒在书院的教学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形式活跃的对话式教学，生徒记录对话教学的内容而形成一种“语录”体学术著作。宋儒之所以重视对话式讲学，其实是有思想内容的原因。宋儒重视启发生徒精神人格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完善，为了与此讲学内容相匹配，他们在自己主持的书院教学中采取自由对话的讲学形式。宋代“语录”的盛行，既是宋儒复兴先秦儒家对话式教学的教育成果，也是宋学重建哲学化儒学的学术成果。宋代书院的对话式教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教学论意义，它对师生共同教学主体的形成、对知识与意义的生成以及师生共同成长均有重要意义，能够为建立现代中国教学论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宋代书院；对话式教学；语录；中国教学论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5）02-0121-07

宋代教育家并不死守经文、局限章句，他们往往在书院展开自由对话式的教学，学者往往将师生之间对话内容记录下来，成为宋代流行的“语录”体著作。宋代“语录”的盛行，既是宋儒复兴先秦儒家对话式教学的结果，也是宋学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重要标志。考察宋代“语录”体著作，其实与宋代盛行的书院讲学有关。对话式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对话而完成教学活动，是一个能够强化学生主体能动性的教学方法，故而受到现代教育学研究者与教师的普遍青睐。但是许多研究现代教学论者，仅仅是从西方传统总结、论述这一教学法。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宋代书院教育，早就发展出形式活跃的对话式教学活动。宋代书院的对话式教学活动，包涵着深刻而丰富的教学思想，能够为建立现代中国教育学、中国教学论提供重要启迪。

一、宋代书院对话式讲学与“语录”

有学者曾经指出，宋代“语录”的流行与宋代书院讲学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如中山大学李光生认为：“南宋理学家往往以书院为基地弘扬其学说，弟子们就坐在他们的老师面前，并记录下老师与他们交谈的内容。宋人语录实乃书院师生两人面对问答言谈时被弟子记录下来的语言汇编。”[1]虽然宋儒留下的语录并非全部是书院讲学留下的记录，但是，这些语录的大量内容确实是书院师长与生徒之间的讲学记录，因为书院的讲学传统以及特殊教学环境，使得对话式教学确实为语录体形成创造了条件。所以早在宋代就有学者将宋代书院讲学风气与“语录”体发达联系起来，如宋周密所说，理学家们往往“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2]。两宋时期，创建书院讲学、推动理学思潮发展的风气大兴，在新儒家群体中，这一种由弟子记录、整理而形成诸子著述的思想创造和学术传播的方式，在两宋时期得到极大弘扬。

宋以后儒家学者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与讲学相关的形式体裁，包括“语录”“语类”“或问”“答问”等各种发表儒者个人观点、思想的讲学立说。宋代之所以流行“语录”体，与这一时期十分发达的对话式教学有密切关系。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些思想创造力突出的学者，往往热衷于这种民间书院讲学的形式，并采用对话式教学方式开展教学，弟子们也特别积极记录老师的讲学，一般由生徒现场记录或回忆追记，最后由弟子们相互质证，编辑成书，使得“语录”“或问”“答问”的著作十分流行。那些有思想创新、理论建树的儒学大师，他们留下的“语录”“或问”“答问”等师徒对话的著作比较多。后来成为宋学主流的二程及其门人、朱熹及其门人、张栻及其门人、陆九渊及其门人等，均留下了大量语录体的著作。而且，这些著作往往成为他们提出重要学术观点、建构思想体系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往往能够更加集中、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更加自由地表达和论述他们的思想体系。这些对话体的著作代表着宋代最前沿的学术探讨与思想对话，同时具有鲜明的民间学术授受的性质和特点。程朱理学学派内部特别热衷于以“语录”探讨学术、培养学人。谢上蔡曾经回忆说：“昔从明道、伊川学者，多有‘语录’。”[3]可见，“语录”体已经成为二程学术授受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到朱熹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特别热衷于民间书院的对话式讲学，“庆元党禁”罗列朱熹的一项重要罪名就是“专习语录诡诞之说”[4]。而这一类“语录”“问答”类的子学著述，其实完全继承了先秦儒家诸子的自由讲学传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专门设立了“语录类”的文体类别，在“语录类”中共集列二十余种著作，均是理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有《河南程氏遗书》《横渠先生语录》《元城先生语录》《龟山先生语录》《上蔡先生语录》《延平先生问答》《晦庵先生语录》《晦庵先生语续录》《朱子语略》《师诲》《近思录》《续近思录》《五峰先生知言》《无垢先生心传录》《南轩先生问答》《复礼斋语录》《传道精语》等。这一种由“语录”记载的对话式教学，一直延续下来，在思想活跃、教育发达的宋明学者那里体现得尤为突出。如明代心学思潮大盛，王阳明创办书院，到处传播他的心学思想。他继承了宋儒书院教育与对话式讲学的传统，留下了《传习录》的语录体教学记录，成为研究明代王阳明书院教育的重要文献。

宋儒借助于民间书院的教育活动，与先秦儒家的民间讲学有相似之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本出于先秦儒家子学，本来就是儒家创办私学教学之用。宋儒进一步将这些著作集中为《四书》体系，重新作出新的诠释，并以其作为宋代书院的主要教材。可见，无论是先秦儒家子学著作的《曾子》《子思子》《孟子》，还是到了两宋作为核心经典的《四书》学，其知识创新、教育传播的主体一直是士人群体。宋儒继承早期儒家的教育宗旨，推动一种“为己之学”“学以成人”的书院教育运动。宋儒以《四书》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启动以“为己”“成己”为目标的书院教育。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强烈批判了秦汉以来教育界、学术界出现的种种弊端，他说：“秦汉以来， 圣学不传， 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 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5]宋儒希望来书院求学的士人们，能够认真学习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精神。

理学家在书院教学，普遍倡导、实行问难论辩的教学方法。在他们的《语录》《文集》中，往往会有大量书院师生问难论辩的讲学记录，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运用问难论辩教学法的。下面引一段南宋理学胡宏与其弟子彪居正在碧泉书院的一段对话，以了解书院重视问难论辩的教学特色：

彪居正问：“心无穷际者，孟子何以言尽其心？”（胡宏）曰：“为惟仁者能尽其心。”居正问为仁，曰：“仁之道，宏大而亲切，知者可以一言尽，不知者虽设千万言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举，不能者虽指千万事亦不能也。”曰：“万物与我为一，可以为仁之体乎？”曰：“子以六尺之躯，若何而能与万物为一？”曰：“身不能与万物为一，心则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变万生，子若何而能与之为一？”[6]

在这一个对话式教学活动中，书院师生展开了他们的自由对话，生徒可以提问，请师长作出解答；师长也可以反问，要求生徒作出自己的回答。这种对话式教学方法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使讲学充满着学术争鸣的气氛。由于教学过程中教师与生徒均可以提问和应答，故而他们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而且老师反复要求学者结合自己的身心实践以获得对“仁体”的体认，使得生徒求学的主动性得到充分发展，也成为书院教学过程的主体。

当然，师长在这一对话式教学过程中会有一定的主导作用，这在古代书院教学实践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师长会在书院的对话式教学实践中，全面落实自己的教学法思想。再举一个例子，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时，首先通过抽签的方式让一个生徒讲《大学》。但是，他发现这一个生徒讲得不好，不能够正确理解《大学》思想主旨，尤其不能够将《大学》的义理与自己的修身工夫结合起来，故而有针对性地展开对话式教学。《朱子语类》也记载了他的这一段讲学活动：

先生至岳麓书院抽签子，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明日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共讲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听其所之。学校本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岂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学问自是人合理会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会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将来，安在身上，自是本来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己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圣贤紧要警策人处，如何不去理会？不理会学问，与蚩蚩横目之氓何异？[7]

朱熹到岳麓书院后，采用抽签方式让生徒先讲对《大学》一书的理解，发现生徒对经典的理解有问题，便开始针对问题而开展讲学。他首先告诫生徒，必须理解师长创办书院讲学的重要意义，将书院讲学与一般官学区别开来。朱熹接下来自己开始恳恻周至地讲述《大学》的义理，他特别强调“明明德”是“本来固有底物事”，以启发生徒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朱熹通过这一种对话式讲学，引领生徒积极主动发现、不断完善自己的精神人格，并且“只把此切己做工夫”，就是将教学过程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可见，朱熹在岳麓书院开展的对话式讲学，体现出宋儒“为仁由己”“为己之学”的人格教育特点，体现出书院教育具有学术创新与思想开拓的特点。

二、宋代书院对话式讲学与“语录”体溯源

宋儒为什么会热衷于这一种对话式讲学方式？宋儒师生为什么要编辑大量的“语录”体著作？与汉代经学家以“师法”“家法”传授经学章句不同的是，宋代书院的师长特别喜欢采用这一种自由活泼的新教学法，他们通过对话式教学探讨新的学术思想，启动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过程。这种对话式教学内容经由生徒记录下来，使得宋代书院还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语录”体著述。可见，宋代书院的对话式教学，与宋代流行的“语录”体关系密切。

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究，就是宋儒的“语录”体的来源问题。汉代经学家以“师法”“家法”传授经学章句，宋儒为什么热衷于这一种师生之间的对话式教学？从清代到民国时期，学界往往将宋儒的“语录”完全归结为对禅学的模仿。如梁启超说：“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8]后世许多儒者之所以将“语录”创始归结为禅宗，往往因此攻击宋学仿效禅宗故非儒学正宗，显然这一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佛教禅师讲学的“语录”又来自哪里？佛教以经、律、论文体传教，其自身并没有“语录”的对话传统。其实唐以后禅宗流行“语录”，并不是禅宗的发明，反而是禅宗中国化的产物。考察禅师热衷对话、讲学，既与其吸收中国明心见性的思想传统有关，也与他们吸收先秦诸子的对话式教学传统与语录体有关。清代学者钱大昕肯定佛教语录体是中国化禅宗出现以后才形成的现象，他说：“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自称‘教外别传，直指心印’。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9]可见，佛教初入中国时并无语录体，后经魏晋、隋唐时期的佛教讲学形式演变，开始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私人讲学、弟子记录成书的子学传统。如佛教为了授受佛法而开展的讲学，以及记录、整理师徒之间的对话，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学术著作，形成了大量《语录》与《灯录》的文体。《语录》是法师宣讲佛法的讲学记录，而《灯录》在记录法师讲学的同时还涉及法师“传灯”的授受关系。可见，《语录》《灯录》的文体形式有中国学术传统的原因，是春秋战国诸子私人讲学、弟子记录整理出书的文体形式。

早期儒家的孔子、子思、孟子等，他们既是为《六经》作传、记的义理解释者，同时也是在民间独立讲学而开创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诸子学具有自己的学术形式特点，其主要是一种个人讲学立说。诸子学者创立了“说”“论”“语”等文体形式，子学就是指学者以私人名义发表自己的言论。《论语》是对话讲学之“语”的子学著作。《论语》不仅是第一部子学著作，也是第一部“语录”文体的著作。可见，对于以“语录”命名著作，学者们有时仅仅追溯到唐五代，而没有追溯到先秦的对话式讲学，是有所偏颇的。如《旧唐书·经籍志上》记载：“《宋齐语录》，十卷，孔思尚撰。”[10]其实，无论是就“语录”体的字面意义而言，还是就这一种文体的实际构成而言，《宋齐语录》并不是“语录”体的最早著作。早在春秋战国就产生了诸子对话式讲学的“语录”文体，《论语》就是最早以“语”的记录、编纂而命名的著作。所以，“语录”体的真正起源，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诸子学的起源。可以肯定，孔子开创私人讲学，开创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局面；《论语》编纂成书，是第一部语录体的著作。《论语》的特点，班固曾经论述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1]班固认为“论”即编撰、编订之义，“语”则是“夫子之语”，即孔子通过与学生对话而“立言”的教学语录。这恰恰体现出语录体的形式特点。早期儒家的大量代表性著作，其实都是这一类语录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