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软的和硬的

（文 / 罗峪平）

看法和地位

来自第10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消息，也许集中体现了国际上各种力量对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大相径庭的看法。西方媒体称这个12日下午在泰国曼谷开幕的大会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彻底改革世界金融体制，在“新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的一次努力。但是使东道主泰国大感失望的是，美国只派遣了一个由援助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欧盟也只有一些较小国家的贸易部长出席，这无疑表明了发达国家对这次会议真正的不快和轻慢。当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开幕式讲话中指责富国阻碍穷国发展经济，并嘲笑西方国家把去年世贸峰会的失败归咎于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是“流行的神话”时，会场外面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而主要是落后穷国的抗议者们正高举标语，走向防暴警察包围的会场。“全球化把世界引向混乱、不平等与疯狂，”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抗议者对记者说。另一条来自曼谷贫民区组织的标语上写着：“WTO(世界贸易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DB(亚洲开发银行)/WB(世界银行)——见鬼去吧。”中国代表团虽然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但是很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同时注意到，中国实际上正在被邀请参加另一个重要的世界经济会议，那就是将在日本冲绳岛举行的G8峰会，这个会议又被称作7+1，指7大工业国美、德、法、英、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加上俄罗斯。去年，当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中国的时候就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建议。国务委员钱其琛则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国不打算参加这个会议。现在，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曼谷开幕，并面临来自发达和落后国家的双重压力的时候，这个邀请又一次被提出，使许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心里不是滋味。幸好，即将卸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在会上颇有创意地提出改组G8峰会以化解人们关于全球化使穷国受害、富国受益的批评的建议，使得气氛重归融洽。他说，“我们必须为全世界提供能适应挑战的体制。”康德苏建议G8常年峰会由30个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长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会议取代。

且不论康德苏的一厢情愿是否可行，我们至少从这次主题为“全球化和新世纪发展战略”的会议情形看出来，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对此类问题的看法会有多么不同！并且，这种看法不同，都准确无误地指向它们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地位的差异。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在此贸发会议和彼G8峰会之间的虚晃重叠，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于中国地位和发展方式的再思考。

又见革命

年初，一位叫做徐远明的新浪网友在网上发表《互联网是一次大革命》的文章，说美国在线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的合并，再次证明“互联网包容着一种无所不摧的精神”。是“一次在经济上打破现有格局，使国家政府的形式与作用发生根本变化的，正在考验和超越目前的法律，并将建设一个全新法律思想的，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教育方式的，超越历史的社会大革命。”作者说：互联网革命无可阻挡，要想不被互联网革命所摧毁和抛弃，只有冲入互联网革命的大潮，全身心的推动互联网革命的发展。

这种将科学技术创新给社会带来猛烈变化的事实称为“革命”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人人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就是一例。经济学家盛洪在最近的一次讲演中就将工业革命的历史与目前急剧发展的互联网联系起来，他的说法更像一种警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在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生了改变中国近代命运的鸦片战争。这说明工业革命的原因不仅是自由的市场竞争，它的过程也充满了血腥和残酷。今天互联网展现给我们的世界，就像一个新的新大陆。如同当初欧洲人面对美洲新大陆一样，也在开始一个新的‘淘金时代’。不仅会有新式商人，也会有新式海盗，既会出现新的生产方式，也会出现新的掠夺方式。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走在前面的未必心地卑鄙，但落在后面的却似乎注定要挨打。当上一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刚刚渡过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我们今天意识到了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的重要性，离比尔·盖茨开始对互联网有所醒悟的时间只差4年。”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在提到互联网的时候都是这样泛泛地使用“革命”的概念。这些人提出的警告也比盛洪激烈得多。我从一位作者署名“施泉”的文章里，读到更加触目惊心的内容。他在这篇题为《科技进步的光辉和黑暗的背景》的文章里，首先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种革命力量，然后非常明确地指出：“科学按照其本性不属于独裁者而属于人民，它本能地趋向于民主。”作者引用美国花旗银行前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的话说：“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统治者监视老百姓转变为老百姓能监视统治者。”他还引用另一位美国学者的分析说，随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和资本再一次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其统治范围，正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急于倒退回资本主义时，“互联网在网络规模及应用范围上的爆炸性发展以及广义上的信息技术，不仅为一个实行自我管理的经济形式奠定了技术基础，也部分地为这种经济形式奠定了组织基础。试想，遍布全球的成千上万个社会运动基层组织，如果像商业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那样，通过互联网来互相联络，分享它们的庞大数据库和经济模型工具，那么倘若世界上哪个国家明天发生了革命，这个国家就可以立即通过互联网向民主的、高效的计划经济过渡。这种可能性可以使那些声称搞社会主义经济不具备可行性的人偃旗息鼓。”作者在文章最后总结观点时说：“如果谈到科学技术，那么不仅应该看到第三世界今天的落后，而且更应该看到第三世界曾经进行过的和今天正在进行的努力和奋斗。正是第三世界而不是任何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始找到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实现最大多数人利益而不是导致和加深贫富两极分化的道路。”

进入2月份以来，许多互联网上最知名的网站，包括雅虎、电子海湾、亚马逊，以及时代华纳公司的CNN新闻网站等都受到电脑黑客的攻击，并导致瘫痪。美国司法部长雷诺9日表示，联邦调查局正将对此展开刑事调查，并要将罪犯绳之以法。这让我们想起去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时全球电脑黑客的联合大行动，这些自称网上战士的黑客，确实在网上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他们频繁进入北约总部网站，破坏他们的宣传网站。俄罗斯黑客还袭击白宫对外宣传网站并使它短时间失效。3月28日，美国许多网址被黑客换成抗议北约的口号。还有一个黑客组织在网上宣布向北约宣战，并号召全球同行一起行动。有人说，他们嗅到了网上的“世界革命”的气息。

自审和自慎

报载，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的新式现代级驱逐舰，于2月11日或12日经过台湾海峡前往中国某海军基地。今年第一期《远东经济评论》文章认为，推动这种购买行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一支有效的力量来对付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紧急局面。我想，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像这种“可能出现的紧急局势”那样，引起中国人最郑重的自审之心了。

去年最后一期《战略与管理》上有两篇文章，如果连着读下来，或许会使这种自审有些结果。第一篇名字极长《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副题是：“20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作者喻希来。文章中，作者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一番估价似乎言之有据。他说：当前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上与美军的差距，恐怕还要大于朝鲜战争时的差距。而现在中国海军在武器装备和综合战斗力水平上与美国海军的差距，则要大于甲午战争前两军的差距。他说，中国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以前从日本和苏联学来的一套军事体制，现在已经再次落后于时代。比如中国将军的平均年龄比美国将军大5～10岁，这种现状不能适应电子战、信息战对人员素质的需要。40多年前，中国人依靠从苏联引进的图纸和样品制造飞机和军舰，现在，仍旧要从俄罗斯引进苏27和苏30战斗机、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潜艇来提高武器装备水平。作者在描述了这些所谓硬权力之后，引出了更重要的软权力的概念。他说，美国作者约瑟夫·奈曾如此界定软权力概念：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一般来讲，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原则、制度和体系。作者说，如果看不到美国在软权力上拥有比硬权力上更大的优势，以为中国只须埋头于自身的发展，一旦经济和军事实力赶上美国，就可以与之一决高低，这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极其幼稚的想法。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不能伴随软权力和盟友的增加，就会在发展的同时结下更多的对头，也就是说，硬权力上升与软权力下降的结果将是综合国力没有提高甚至不升反降。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国防现代化与台湾问题》，作者张祖谦。文章说，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的发展水平而言，实现国防现代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强调中国政府和军队不能丝毫放松对上述硬实力的发展，而且在现阶段尤其不能放弃硬实力，也就是战争的威慑作用。不过，文章警告说，一旦大陆和台湾开战，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誉、安危乃至前途都取决于战争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台海战争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尤其不能自设“底线”和“时间表”。给台独活动设定“底线”无异于将开战的主动权拱手让人。至于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则应该取决于条件是否具备。文章也就此提到了软权力的重要性：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压缩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就算台湾当局宣布“独立”，世界上也不会有哪个重要国家承认它。

走笔至此，感慨万千：作为中国，这个远远没有进入富裕国家的发展中大国，在一个科学技术变成最伟大革命力量的年代，到底应该怎样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如何积累能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软硬权力？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使用它们？而且，这种对于软硬权力的选择，何时才能不如此艰难？

(作者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