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光荣

（文 / 王锋 余杰）

3月23日上午10点，应邀前来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先生走进古朴的北大办公楼礼堂。在这所以“嘘”声闻名的校园里，1000多名北大学生不约而同地起立，以如潮的掌声把陆登庭先生请上主席台。

也许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面对长达5分钟的热情掌声，性格内向的陆登庭博士好像有点吃惊，以至举止步态都略显局促。’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我盼望多年的发现之旅的开始。”校长的讲话再次引起长久不息的掌声。这位以研究文艺复兴著名的哈佛教授对年轻热情的东方学子表现出特别的喜爱，但他肯定无法完全理解蕴含在掌声中的复杂意味。

负责接待工作的北大外事处一位年轻教师说：“北大学生是很高傲的。我们也接待过别的名校校长、政府要员，甚至好几位’总统，但从来没有出现今天这样热烈的场景。”

报告会后，一位中文系硕士告诉记者：“这是我在类似场合第一次鼓掌，掌声是由衷的，我以掌声表达我对教育的敬重，表达我对另一种精神和文化的敬重。”

物理化学研究所博士冯亚彬的掌声则有些沉重：“我没料到我会起立鼓掌，而且自始至终。对美国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所研究的领域最优秀的人和成果在美国，最好的实验室在美国．我们做实验用的仪器和药剂几乎都来自美国。而且我们研究所培养出的硕士博士，几乎出一个走一个。我简直觉得生活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之下。”痛楚之处是，情感上冯博士热爱北大，热爱和这块土地密不可分的昆曲和书法。

历史系一位同学则为那天的场面感到“羞耻”。他以北大人特有语态表示自己的“愤怒”：“我独不理解一个美国校长怎么就让上千名北大学生5分钟里坐不下来，北大人历史上何时如此‘奴颜媚骨’过，北大人100年后怎么变得这样不自信了。”

“百年庆典万众瞩目，请密切关注1998年中国教育科技界最为重要的盛事。”

—《北大百年校庆宣传材料》

说北大人不自信似乎并不确切。

4月13日，北京大学在富丽宽敞的正大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数十家传媒近200名新闻记者出席。

与会记者每人得到一份装帧考究的“百年校庆宣传材料”。这套材料从17个方面，历数北京大学的百年光荣：逐年增加的理科科研成果，人才辈出的文史项目：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百年不衰的精神魅力，尽现百年老校的辉煌荣光。这份材料在封面上宣称：“百年庆典万众瞩目，请密切关注1998年中国教育科技界最为重要的盛事。”

北大百年，不仅几乎与20世纪同龄，而且跨越了清末、民国和人民共和国3个重要历史阶段，尤其近20年，在我们国家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历史转型中，这所从来与我们民族衰荣与共的大学也义不容辞地投身其间。

北大和新闻传媒都喜欢一再追忆1993年3月4日那个上午：两辆黄色推土机把北大南面600米长深灰色的虎纹墙推出一个大缺口，从而宣告北大南墙改建工程开始。一年后，这堵昔日安静的校园围墙代之以一条面积2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商业街。

校方和传媒都曾对这一“震动中国教育界的时刻”给予了热切肯定。北大教授、经济学家萧灼基称：“这不仅是推倒围墙的问题，而是北大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象征。”富于想象力的报社记者曾把这处被推倒的豁口比为“中国第一学府傲视首都经济市场的一只智慧的眼睛”。更有报纸根据北京高校纷纷拆墙开店的消息，不无浪漫地呼吁：“你拆东墙，我拆西墙，我们一起游向市场经济的海洋。”

其实，北大“游”向市场经济并不始于“拆墙”，校办科技产业创建于80年代中期。北大推倒南墙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忽如“一夜春风”吹醒整个中国社会的90年代初期，推墙开店预示着北大全面拥抱经济社会的开始。

“如果不搞校办产业，学校难以维持。”北大副教务长周起钊对此深有体会，“经费不足是世界性的高校难题。就北大而言，由于没钱，很多有价值的教学科研计划无限期拖延；学校环境无法改善，教师待遇跟不上，造成大批人才流失。”

北大每年正常运作需要经费1.5个亿，国家拨款不到一半。从80年代开始，经费问题就令历届校长焦头烂额。前任校长丁石孙教授说，作为北大校长，精力十有八九要花到筹钱上，很难放开手脚为北大的长远发展费心。

借助于自己雄厚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短短几年，北大校办科技产业搞得有声有色，涌现出“方正”、资源集团、“青鸟”、“未名”、“维信”5大支柱企业。其效益全国高校排名第一。

北大现任校长陈佳洱先生告诉记者：“仅1997年，全校科技企业产值超过60亿元。八五期间，北大科技产业上交学校财政累计l亿3千万元，相当于两年的国家投资。同时，还出资设立了‘跨世纪人才基金’、‘院士文库基金’、‘奖学金’，校企共建联办重点学科、研究所等。”陈校长称，“这种‘以学业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学业’的循环体制，正是北大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学校投资企业，企业回报学校。在产业促进学业的大前提下，北大方正每年拨款40万元支持数学学院；维信投资300万与技物系共建“天然药物研究所”；未名集团1997年拨款30万元支持生命学院。校企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学科研究欠缺经费的窘况。

北大有了科技企业，企业又带动了生活在校园里的人们的商业意识，于是北大唱出了“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挥优势，增强活力”的“教育体制改革主旋律”。

理科创收，文科也不示弱。1992年底，“启明信息咨询公司”成立。政治系有了“商务事业部”，经济系有了“经济事务部”．哲学系找不到与专业对口的名字，只得叫“综合事业部”。

历史系成立了北大文化艺术品公司，里面的物品与街上礼品店毫无二致。公司批发食品、服装、日用百货，经营彩扩业务。还有一个研究所，用所里唯一的一辆面包车，办起了一个托运公司，为客户运送货物。化学系曾想搞一个生产对虾饲料、鱼虾池水质保护剂的公司，主管部门认为像化学系这样拥有8名学部委员的大系应有更大作为，没有批准。北大在一夜春风之下，就成了一个市场化的小社会。

后来愈演愈烈的是大量教师社会兼职，这是一个谁有能力谁多干多挣的时代。一个文科系，中青年教师50名，未兼职的只有5位，仅1/10。中青年教学骨干校内校外两头忙，精力大量流失校外。

“90年代刚一冒头就觉得不大对，以前我们家隔三岔五总有几个圈子，大家坐在一起瞎聊，聊各自的课题，出外探游的所见所闻，最新的学术动态等，后来来的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兼容并包，有害乃大”

“大学应以思想自由为原则”

—蔡元培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变法维新运动，特别提出改革维新应从废科举，兴学校开始。1898年，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强调“应优先举办”京师大学堂。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那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京师大学堂”成为变法中硕果仅存的“新政”。运动可以夭折，但良知的种子保存了下来。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揭开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序幕。

“北大人的精神和信念”，或许正是孕育于这一片风雨飘摇、救亡图存之中。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从照片上，依稀可见皇气氤氲的紫禁城。

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一位学者对此作了很有趣的描述：“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帝制虽然已经取消，但高高耸立的皇宫，是一种文化符号。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每天阅读，或是欣赏，或是厌恶，不可能熟视无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

北大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及由此而生的精英意识，早年在紫禁城边的沙滩红楼，或许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但北大获得现代学府的地位，还是在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长以后。蔡元培采儒学经典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提出著名的“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办学方针，为北大延揽了各种学派、思想和政治倾向的人才，颇得西方现代大学风范，

“大学应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这句话精辟概括了蔡元培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大学理想。宽容的学风滋养了自由的灵魂。“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宏大气魄为北大留下了让历史一再追忆的辉煌。人越来越少。话题方向也有改变：谁办公司了、谁写了一本畅销书，再就是相互介绍有没有活儿干。”北大历史系钟科回想那两年的转变“快得让人现在都反应不过来”，“先都是想手头太紧，挣点零用钱，后来一撤就收不住，回不来了，整个社会像疯了一样。北大里都是文化人，干什么都能为自己找到不心慌的理由，说来好笑，我们受了那么多年理想的教育，做起学问来云里雾外，清高莫测。可一旦有了挣钱的欲望，就一触即发所向披靡，弄得一帮学问人魂不守舍”。

“这个时候才发现以前从书中来，到书中去的那些理论多么空洞无力。”在商界扑打了5年的中文系杨战说，“知识对人打磨十年所造就的形象几乎一夜间就被物质欲望捣毁了。钱的价值观迅速而牢固地树立起来，并且在骨子里取代了一切。现在朋友们见面，绝对不好意思，也没兴趣打听对方最近读了什么写了什么，唯一能证明你工作成绩和生活质量的就是你挣了多少钱，钱无可置疑地成了最值得炫耀的标志。”

经管系一留校教师也有这样的认识：“知识分子以前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现在又被商品改造。学术还没来得及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就遭遇了商品经济的围剿。”

1992年以前的北京大学南墙  

南墙推倒后改建成的商业一条街（娄林伟摄）  

“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它有国际性的同时又确实还．有其本土性。国际化不是西化，不是淹没自己的教育个性。”

—北大法律系教授朱苏力

1994年10月，在一份名为《北京大学申请“211”工程预审报告》中，北大明确提出：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将“实行国际化的办学方针”。

把“国际化”作为办学方针，这在北大百年历史，甚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都是第一次。

早在本世纪初，北大就设有经、法、文、理、农、工、商、医八科，是中国开办分科大学的开始。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成为一所侧重于文理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大学。随后由于采用苏联模式，北大缺少医科和工科，商科也较弱。

欧美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多学科的研究型大学。多学科大学有利于综合提高科研水平，建立交叉学科，在信息时代更是如此。

80年代后，北大学科设置开始向欧美靠拢。1994年7月，面向21世纪的《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正式公布。明确提出“力争到下个世纪初，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一所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语言、管理、教育、医药和新型工程学学科，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为实现这一目标，北大在学科、专业设置上作出重大改革：拓宽专业，增加180余个技术、应用性学科专业方面，新开1200门课。其中，保险学，国际商务、应用软件、房地产、旅游开发等都成为热门专科。

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对此颇为忧心：“现在国际化就是西方化、欧美化，一切向他们看齐，是不是有些过头了？这几年，北大已新增应用学科和新型工程技术专业165个，这样大规模的实用技术学科设置会不会削弱北大特有的学术精神，会不会使北大离社会太近？”

然而，全球化的趋势毕竟难以抵御，“面向社会，适应市场”也不是一句空话。作为新时期转型的战略选择，《北大“211”工程预审报告》提出：“为培养更多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专门人才，我校拟重点建设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科群。”同时“发挥我校综合优势，建成包括金融、保险、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广告、产业组织、微观经济分析、经济计量等分支学科在内的市场学研究”。为实现这一学科群的建立，需支持经费2000万元。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道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教育与赖以支持和为之服务的经济体制有依存关系。不去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就会遇到困难，甚至损害。市场经济的运行、社会就业机制的改变必然影响教育，影响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与学生的选择。”

这好像是没有办法的事。北大法律系教授朱苏力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教育制度是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大学制度的全球化与社会变革的现代化过程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只能等着看。可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它有国际性的同时又确实还有本土性。国际化不是‘西化’，不是淹没自己的教育个性。西方的知识体系能不能横移到中国？知识制度和社会制度是种什么关系？这些恐怕都不那么简单。”

“中国经济在21世纪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一点首先是由它占有的科学水平和知识数量决定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国家科委每年都要对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论文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国际论文数据取自美国3种在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 (ISTP)。论文在国际上被引用次数的多少，反映了论文国际影响的大小，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某一机构在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成就及学术地位。

根据这一统计，从1992年始，北京大学的SCI排名，即北大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和被引用论文篇数均落后于南京大学，而且EI排名近年也大幅滑坡。

当国家科委的统计数据1995年底第一次通过传媒向社会公开时，这一结果曾令北大上下一片哗然。在校党委宣传部公布的“’95北大十大新闻”评选中，这条新闻高居榜首。

两年后，根据199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最新发布的统计，1996年SCI收录论文数机构排列上，北京大学以285篇再次落后于南京大学，而且南大570篇，两校相差285篇之多，正好一倍。而北大的EI值以152篇位居第9。

几次排名并不足以说明一所大学的真正实力。况且SCI也只是一种尺度。但对于一所真正具有理性精神，勇于正视自己的大学来说，SCI的结果不容回避，值得警醒。

190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数学物理部是中国大学理科教育的开始。1913年，物理系开始招生。成立于1917年的物理研究所开始了中国近代物理的研究。近百年来，北大物理系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前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的重要功臣于敏院士，中国半导体研究的开创元老黄昆等都是北大物理系培养出来的科学大师。北大物理系的本科教育被公认为世界一流，以致只要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本科生，如果想出国几乎如过无人之境，很受国外一流高校欢迎。

但是，现任物理系主任甘子钊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用“居危思危”来概括物理系现状：

“50年代以来，几乎总是高考第一名的学生进物理系，但现在不是了。既使来了好苗子也是想出国。80年代以后，我的学生70％都去了国外。

“理科的基本精神是非功利的，可现代社会诱惑太多，许多传媒都是‘大毒草’。现在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热爱，远不如80年代，甚至不如工农兵学员。社会上大多数人追求实际利益是正常的，但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境界应该不一样呵。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一批人快退休了。现在年轻教师的处境也不很好。到2002、2003年，物理系的形势会非常严峻。

“现在教师待遇太低。像我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系主任，一级教授，还有院士补助，一个月能拿到2000多元，而一般教授就只有1000多元。年轻的博士生只能用出国的积蓄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人心思动，科研整体滑坡，有些损失很难挽回，我们只能让它走得慢一点。像我们这样的名牌大学已很难招到十分优秀的研究生，博士更难，好的学生都走了。

“解放前清华、北大派出去的有一半回，现在90％都不回来，肯定不只是生活

问题，该花功夫认真想一想了。”

甘子钊先生的声音焦虑而恳切，能听出一种对自己学科和学生发自内心的疼爱。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甘子钊先生又送走了一位从美国回来，呆了半年，最终还是又走了的核物理博士。

相似的境况也发生在计算机科学系。

“计科系在国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计科系主任杨芙清院士告诉记者：“但在当今电脑发展日新月异的世界里，我们的教学手段和课程设置都显得迟钝，国外的同类学科对新技术反映十分及时，可我们的学生进行数据分析用的计算机还停留在286水平。更为让人忧虑的是，由于国外软件人员非常缺乏，计科系学生出国也很容易，每年出国读研究生的本科生高达50％。”

计科系3年级学生许知远对学校的信息系统这样看：“图书馆号称亚洲高校第一大馆，但服务条件和态度都很恶劣。如果想上网，必须付出每小时15元的高额费用，在信息时代如此昂贵的信息获取费用简直难以置信。”

生物工程在国内是新型学科,尚在起步和建设阶段，发展机会少，出国人员更多。生命科学系系主任周曾铨教授说：“有限的条件，有限的经费，我们只能用来保重点，像生化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这是生命科学的基础。我们与国际上差距还很大，尚处在跟踪的阶段。这一领域欧美联系十分密集，许多成果都是国际性的，而我们只能困守，”

对于大张旗鼓的百年校庆，周教授是极力支持者之一：“校庆当然要轰轰烈烈，这不是花钱，是要钱。不这样，图书馆靠国家能建得起来？我们的教师队伍、实验室建设靠什么维持？如果不这样，筹不到钱，反过来还不是从根本上瓦解了教学和科研。不能侈谈什么北大精神，精神是很昂贵的。科学到现代，没有物质基础就不能发展。国家每年给我们也就60万元，可我们的实验设备都十分贵，分子生物学实验是很花钱的，绝不是一杯茶一根烟坐在陋室里就能解决的。”

早在前两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所曾作过一次《北京大学国内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其中有一项结果显示：60％的答卷者因感到科研环境不尽如人意而“后悔”留在北大。

从北大校方学术委员会的构成可以看到：70岁以上的“泰山级”学者占了绝大多数，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却寥寥无几，“学术断层”已然出现。在这样的构架下，年轻学人无心恋栈，正愈演愈烈地纷纷逃离。仅1997年，北大青年教师就流失了80余人。

“人文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它赋予社会、世界以方向、目的和意义。”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

来自山西襄垣的张华峰对1982年秋天跨进北大中文系那天所受的入学教育还记忆犹新，一群祖国各地的孩子，心里揣着要当作家的梦想，别着校徽，恭恭敬敬排着队到阶梯教室听王力先生讲话。据说这是历届新生都要举行的一道仪式。学校的意思无非有二，一是以此劝学，二也借此抖抖家珍。

确实，在北京大学，像文史哲这样的学科重镇，值得一抖的珍品太多了。北大中文系一直是全国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圣殿。可是，仅仅5年之后，在李方考入北大的1987年，中文系的录取分数，已从原来的全校第一降为第三。至于近几年，中文系已沦为文科冷门。“世道变迁，这也算是一个缩影”。现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的李方倒是从中觉出一些沧桑。

据北大教务处的老师介绍，90年代以后，一直被推举为北大旗帜的文史哲3科，从生源到科研成果，都已风光不再。在中文系，1993年以后的入学新生中，转向法律、经济系的学生日渐增多。

1994年，校方推出改革举措，招收第一届文科实验班，由中文、哲学、历史3系联合招生，从各名牌中学中挑选最优秀的文科人才，计划进行本科——硕士——博士连续培养，以望能够从中产生在“下个世纪人文科学领域成就非凡的学术大师”。然而，事与愿违，1998年第一届实验班毕业生中，除了保送在文、史、哲3系读研的14人外，参加考研的没有一个人选择文史哲方向。人文科学自然越来越丧失其吸引力。

意大利服装品牌贝纳通在北大校园促销，商家相信值得在这些未来强有力的购买者身上投资  

由宝洁公司资助北京大学登山队训练用的攀岩设施  

“重理轻文的不只是年轻娃娃，也不只是北大，是整个国家的事。”国际政治系前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对此很有感慨，“四个现代化里根本就没有人文的地位。以前社会科学就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而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有什么可研究的呀。以前只有政治没有社会科学，我们现在要回到原点，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而努力。社会科学不科学最危险，一个不科学的东西怎么为中国当代政治服务？提职称，定选题，申请科研经费，都要跟风，看方向，有什么科学可言？”

陈嘉映是中国海德格尔研究的权威。这位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北大哲学系副教授感言：所谓北大精神“失落”远不是现在的事。“大学大师之谓，可我们只有相互吹捧的教员。文史各科，没有一份公认权威的刊物。想建立一套权威学术标准，可学术水准低，标准的建立质量上怎么保证？在国际上，有多少人关心我们的文史研究?我们的学说在世界上最多只是被尊重，没人当作活的思想去使用。”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与国际同类学科没有直接的可比性，没有SCI、EI等客观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北大人文学科的缺乏活力。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对北大人文科学与国外大学同类学科的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当然不能比较人家对中文的研究水平。我们应该看各国人文学者对本民族文艺的研究提供出了多少有共享价值的公共命题。比如我不是研究法国史的，可我还是从年鉴学派的理论中获得了资源和养分。这就是法国人文科学者对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而我们的文史研究还只是一种区域研究，没有构成能为别国学者所利用的理论框架，这种差距虽然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直观，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

北大人问：“你们有未名湖吗?”

清华人答：“未名湖又怎么了，除了淹死诗人还能干什么？—北大人与清华人对话

1996年10月中旬，沉寂多年以后，“北大三角地”曾再次成为北大乃至北京高校学生关注的热点。8天时间里，成千上万的高校学生在此聚集。不过不同于以往，这次没有任何“危险”，却洋溢着喜庆和休闲。

与北大几乎同岁的英国老牌牛仔服装“Lee Cooper”在这里支起了160平方米的封闭式售货大棚，将Lee Cooper以30元至200元的低价进行了连续8天的倾销，卖出服装近20000件。

名牌服装和低价格对自视甚高又尚无消费能力的大学生们构成极大诱惑。每天上午1O点到下午6点，排队的人约在1500人左右。一时间，Lee Cooper近乎成为北大校服。

就在两年以前，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也曾抢滩北大，为期末考试的学生免费提供该品牌饮料。穿着Lee Cooper．喝着Coca-Cola，北大学生确实今非昔比。这批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北大新人肯定不会想到，还在他们牙牙学语的时候，他们的学兄学长们是如何在来名湖畔读诗，在大讲堂听关于真理讨论的报告，在草坪上讨论政局的。

回想起两年前的那次倾销，城环系学生孟钢至今仍觉得“十分羞辱”。—北大学生喜欢用这样激烈的词汇评判他们所不屑的事物：“北大学生越来越潮，越来越酷，也越来越通俗没有个性了。”

计科系学生许知远在一篇短文里谈到三角地厂告栏的变迁：“……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这里不再有任何期待。这里只有消息，一条一条的消息，告诉你新东方的课程安排，告诉你‘霸必龙’的最近菜单，告诉你如何在一周的时间里赚到一万块钱。或是宣告哪个系的学生会改选了，新的主席和他的幕僚又是哪些家伙；甚至还有谁贴出文明修身的倡议书，列举一些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也不愿遵守的行为规范，荒唐可笑……消息、消息，‘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安全’，‘情侣酒吧，最低消费25元’，三角地已经变成了《精品购物指南》的广告版，花花绿绿，卖弄风情。”

据说现在未名湖畔周末之夜散步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有了更多的去处。比如躲在寝室看VCD．每人交一点钱，来一个电影之夜，经典的好莱坞电影不过3块钱。电脑的普及又带动了租赁业的发展，28楼里同时出现了5个出租VCD的宿舍，生意都还不错；已经少有人背着吉它去草地唱歌了，10块钱一张的CD从欧美到港台应有尽有，《心太软》之后是《很受伤》，一周之内，北大有那么多命苦的人。

一位从北大80年代新诗鼎盛时期走过来的留校教师说：现在在北大找出能唱50首流行歌曲的学生很容易，可要找出能背5首现代诗的学生已经很难了。曾经有一则传说：北大学生调侃清华的书卷气：“你们有未名湖吗？”清华人反唇相讥：“未名湖又怎么了？除了淹死诗人还能干什么？”这则对话再准确不过地表达出新诗给北大带来的浪漫和悲壮。

现在北大人恐怕再也不会、不愿也不能以诗歌作为炫耀的旗帜了。

今年3月26日，每年一届的未名湖诗会如期举行。这届诗会正值百年校庆，三角地的大幅广告上，写满了出席诗会的著名诗人和10多家新闻机构的名字。

诗会由往年的二教改到正大国际会议中心多功能厅，这是北大最豪华的场所，以前自发的民间活动今天却像演出一样凭票入场，一些没有票的小男生小女生在门口期待着、拥挤着，焦急的神情“像在等待刘德华的演出”。

诗会开始。室内闪光灯不断，人群中拥挤着摄像机的镜头。一些朗诵的诗人们在镜头前下意识地调整着自己的口型和表情，像扮演诗人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像欣赏《泰坦尼克号》一样观望着台上的诗人们，他们没有参入，没有被感动。有人喊了一句：“海子的诗歌是不适合在这里念的。”纪念海子的诗会却距离这位诗人如此遥远。

现代传媒是把双刃之剑，它让我们知道北大还有诗的存在，同时又将这种最具隐秘和个性的情感表达变成表演。在完美的灯光、精密的胶片和大众的阅读下，我们还能期待诗的深刻与精妙吗？

许知远在同一篇文章中描述：北大的许多学生社团已经能很娴熟地运用媒体了。一有活动，精明的学生干部就会找来长长的一份单子，上面写满了多家新闻单位的地址电话。于是那些背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记者来了，北大的青年才俊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他们已习惯于被媒体包围，甚至都有些迷恋了。

这所大学曾经以追求真理闻名。远离世俗和喧嚣是北大人共有的骄傲。可是时代真的不同了，无孔不入的现代传媒已冲击一切樊篱，把整个社会搅合成一出市俗的狂欢。在跟从与引领之间，北大人再如何确立自己新的位置？

“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个性，培养能意识到自己尊严、有教养、独立自由的公民，这种公民的全体构成一个民族。”

—洪堡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259票对214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赛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捐献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牛津疯了？赛义德曾对牛津的决定迷惑不解，新闻界也指责牛津“保守”。但牛津人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的胜利”。因为工商教育无非是告诉人们如何在6个月内赚足50万美元，校监们认为：“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工商教育。”

也有人说，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的含义。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他们把思想的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托马斯·摩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完成《国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荒原》，汤恩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为英国乃至整个世界贡献的，不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精明能干的老板，长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大师。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

在欧洲，最早的大学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可一直到18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人类才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大学理念。

北大学生正在用自己攒的电脑观看VCD  

被北大学生誉为文化中心的北大三角地  

对社会的思考和关怀在北大校园永远占有自己的位置  

不错的阳光和草坪，北大毕竟还是读书的好地方（娄林伟摄）  

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个性，培养意识到自己尊严、有教养、独立自由的公民。这种公民的全体才构成一个民族。所以，大学是一个以人性为目的的机构。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必须以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为前提。

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奠定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原则后来成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

事实上，北大在历史上曾经非常接近这一大学理想，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以“养成共和国公民健全之人格”为目标，提出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的“五育方针”。他相信大学的意义在“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理想类型，而不该是社会的缩影。

可是，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发展逻辑。大学的功能随着时代的拓展和深化，已由继承、传递文化传统，发展到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大学已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而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和前沿，被视为以知识社会为特征的“轴心结构”。大学在西方被称为“社会和社区的精神文化中心”。

1997年．10月，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在复旦发展研究院发表了题为“知识经济”的长篇报告。

杨教授提出，知识经济不同于传统的以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特征的经济。它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的经济形态。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出现是知识经济开始形成的标志。现在微软公司的产值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这告诉我们，知识不再只是学问，它可以作为资本发展经济。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质。

全球经济的巨大变化，对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在其重要作品《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着重探讨了当代西方知识状态的嬗变。他认为，由于计算机当代话语的形成，知识的性质研究范畴、学者使命、教育本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创造技能！不再是思想。知识的传播不再是培养引导民族解放的精英，而是提供在岗位上发挥作用的操作者。”另一位博瑞拉德更是把这种思想表现到极致：“……学生们不再从具有父亲般权威的大学里得到关于世界的知识，电视、广播、电脑都成为学生们获得知识的来源，也是大学的竞争对手。”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历史进程中被我们歪曲的隐秘时刻。”

—狄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她的百年诞辰。我们或许会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目送这所古老而又伟大的学府走进她的第二个百年。

1922年12月1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了北大25周年校庆“纪念辞”。第一篇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即宣布：“今天是本校25年的生日，是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教务长胡适文章的题目是《回顾与反省》，最后胡适提出了这样的“祝辞”：“祝北大早日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早早进入学术创造的时代。”第三篇是李大钊教授的“感言”：“只有学术上的发展才值得作大学的纪念。”

75年后，北大迎来百年校庆。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告诫：“不要因为百年校庆模糊了北大在世界大学中的位置。北大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的重要性是世界许多一流大学望尘莫及的。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文化中心、更多的大学分担北大的荣誉和责任。”

年轻、热情、自由、独立，新一代北大人走向下一个百年（王文澜摄）  

一位1947年入学北大的老校友在一篇名为《校格》的文章中指出：“如果非要把生日看作一个节日，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中的失误和不足。”老学长因此建议每一位“藏北大于心的北大人”不妨一试。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也认为：这些年教育进入市场，在为教育提供发展新契机的同时，也在教育思想、观念上出现了一些混乱。我们对教育的反省，包括对北大教育的反省，就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大学本质的追问：“什么是大学”。

钱先生念念不忘北大“思想库”、“精神圣地”的作用和理想：不同类型、风格的学校应有自己的侧重和特色。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长远利益。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

在北大勺园草坪一个僻静的角落，树立着一尊塞万提斯铜像。

这位瘦瘦的欧洲人，身着中世纪裙装，挎着一把长剑，风尘仆仆地来到北大。他目光望着远方，神态孤独而顽强，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骑着瘦马，手舞长矛．孤身搏杀的堂吉诃德。

这个失落的骑士。这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这个伟大的不合时宜的人。没有什么能比这一形象更准确地诠释他所驻守的这片校园了。

他孤独地站立在那里，衣服上落满岁月的灰尘。长剑已经折断。那是曾经战斗过的标志，那是伟大精神不可磨灭的痕迹。 北大大学北京大学c9学科排名中国大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