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唱片工业的出路：普及与提高？

（文 / 卞智洪）

唱片业的不景气人所共知，音乐人见仁见智。去年底，张广天应某杂志约稿写了一篇万言书《试论现代中国的唱片工业》，文章没有发表，但是辗转送到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记者日前采访了张广天，将他的一家之言公之于众。

记：你在“上书”中称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现代唱片工业，主要是从哪个方面说？

张：现代唱片工业，一方面是唱片技术，另一方面是现代音乐的艺术活动。发展自己的现代唱片工业，首先要有自己的现代民间音乐，像美国的摇滚、爵士、民谣，林林总总，概言之，即白人和黑人的现时代的民间音乐，它们和唱片工业结合起来，利用唱片的广泛传播性主宰了国际音乐的大潮流。但我们通常意义上强调的民族民间音乐，指的是农业文明时期的戏曲、曲艺、民族器乐、山歌小调等艺术形式，它们已明显不适于大中城市的工业化甚至电脑化时代的生活了。

记：我们有不少唱片制作公司，有很多流行音乐和歌手。

张：但几乎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在赔钱，歌手有几个打响了？唱片卖出一万盘（张）就算成功，5万盘就算大盘！唱片工业应该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体现。在英国，国民经济收入的1/7来自唱片工业。

记：唱片工业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你的“万言书”也像一个纲要，请谈谈你最主要的观点：唱片业的弊端和出路可能在哪儿？

张：以前计划经济的手段和把唱片作为政策宣传的补充和延伸的思路阻碍了唱片工业的健康发展，到开放时期全国几十家唱片生产和出版单位几乎成了沉重的负担。于是，我们又采取了一概推向市场的消极做法。

张广天1966年生于上海，1982年考人上海中医学院，后弃医从乐。曾组织乐队创作歌曲，1990年以来在北京从事唱片制作和影视戏剧的音乐创作，并进行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作品有（张广天现代歌曲专辑》（1993）、《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敌后武工队》（1995）等电影音乐，《第一弦乐四重奏—为牟森戏剧〈倾述〉而作》（1997）。  

国有唱片社主要问题在观念错误和体制老化，资金短缺；民间制作单位没钱但有活力，可是只有制作权，没有发行权，不直接面对市场，而他们所面对的国有出版商对出版渠道和市场也做不到心中有数，结果是出版方的盲目造成制作方的盲目，两败俱伤。像1993年的虚假高潮就是一个例证，民间制作单位凭着激情狂热地录制，国有出版单位凭着感觉热心地收购；一个是虚耗的热情，一个是糊涂的冲动，最后消耗掉自己，葬送了大好的机遇。

与此同时国外唱片公司纷纷登陆，他们在意识形态、运作模式、审美观念等方面对我们的唱片业和部分音乐人影响很大，这种西方中心观使得我们近几年出版的唱片逐渐脱离群众，离国内听众的审美情趣越来越远。

记：或许因为我是年轻人，没想过有这么严重。你很像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张：严格地说我是一个鲁迅派，我强调“拿来主义”，但我发现我们拿来很多不好的东西，而且是高高兴兴地拿。像在国有广播电视系统里常有一些没头脑的节目主持人说着不规范的汉语，介绍那些西方国家三流的、堕落的音乐作品。而我们的一些优势，被人家干干净净地拿走。他们利用我们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以人身契约的形式，极不公平地大量垄断创作人才和作品，大部分是半死不活地养着，既不进行制作生产，也不组织演出，等于是静候我们唱片业的全面崩溃，然后得以主动出击。

所以我的提议主要针对上述问题，呼吁国家成立专门的唱片工业委员会，通过国家手段来建设唱片工业并调控相关的市场，把唱片工业纳入国民经济的轨道，制定宏观政策，给予经济支持等等。

记：但是政府正在裁减机构。

张：政府可能无暇顾及，但我想说这种国家手段在行业初建时期极为重要，而且，这个行业已快到崩溃的边缘。另一个大举措应该是放宽出版发行权，重点是要给民间唱片单位的出版发行权，以此来推动资金、人才和技术的合理使用，扩大市场。国家可以建立审查制度，掌握终审权就是了。

记：你怎么看唱片市场？

张：大家一直不敢正视唱片消费市场的问题。现在一谈到市场，实际就是指现成的几条发行渠道延伸涉及的听众群。然而对这部分听众群的不稳定，我们不作深入分析，却人云亦云地埋怨盗版，要求法律制裁。

就从盗版问题说起，人人喊打，但足应该看到，盗版实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搞盗版的人走街串巷摆摊卖唱片，实际上是做了流行音乐的普及工作。相反，正版唱片有没有到每个县城去推销的？仅仅希望大家不买盗版，问题是有没有公司组织他的歌手去县城去乡村搞演出，推销他们的唱片？没有。但是美国做了，他们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细致认真地做了，现在他们还到别的国家去做。

记：去年美国的一个迈克乐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登台，竟然一呼百应，这就是一种普及工作。

张：对。他们到北京做普及工作，但北京的歌手不愿去乡下做普及工作，哪怕一个三流歌手也没想过要去。几年前我跑过很多农村，他们对歌手的热情和对歌曲的领悟力是非同一般的。在新疆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聚会、自己唱自己的歌，甚至用录音机录下来去卖钱，竟然搞得自成体系，非常红火。

记：问题是大家在抱怨没有好歌听，抱怨音乐形式和音乐所体现出来的观念落后，或者已经不再抱怨，根本不听了。这是关于提高，而不是关于普及的问题。

张：一端要往农村走，做普及工作，发现处女地；另一端定位要高，要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两端要拉开距离，才能产生张力，这之间是一个广泛的听众市场，是我们唱片工业机制的存身之地。但我们的唱片听众却大多定位在一群摇摆不定的歌迷会、追星族和中小学生，其中有购买力的听众只占大中城市人口比例的1/1000。这方面我们应该学欧美，却偏偏学习了港台。

记：你认为香港的流行音乐不发达吗？

张：香港是一个大咖啡馆，把整个中国大陆变成欧美音乐和港台音乐的咖啡馆，那是不可思议的。

记：流行音乐的提高要面对广大知识分子，这现实吗？

张：侯德健、崔健、罗大佑等人的歌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他们在知识分子眼中也是可圈可点的。但提高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所以我说要充分普及，谨慎提高。无论唱片公司、音乐人还是发行公司，都应该更关注中国现实—我想说我的一个想法：整个文化界甚至整个社会，都在想如何与国际接轨，但能不能接轨，如何接轨，却不愿细想。 张广天艺术音乐唱片唱片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