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街道和一座城市

（文 / 高昱）

“我老了，落伍了，光想着以前的穷日子。”

—74的退休干部张桂珍说

“我怕是再也看不见它们了。”74岁的张桂珍老人站在川流不息的北京张自忠路上，望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那两尊大石狮子说。一旁的小孙子看见身后街对面家里残留的两垣断壁被推土机轰然推倒，发出了欢快的叫声。

张桂珍原住北京张自忠路上的一个大杂院，一家5口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北京平安大道扩建，今年初接到扩建平安大道拆迁通知，张桂珍的大儿子便立即签署了拆迁协议书。他们得到了一套一居和一套两居的优惠安置，居住面积扩大了好几倍。

然而在位于北京回龙观敞亮的新居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张桂珍就想回她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家看看。3月15日，老街坊打来电话，说施工队正在扒那一片房屋，老人一大早便领着小孙子辗转两个小时，从东四十条豁口地铁上来，走了两里多路，一直走到张自忠路。

街道依旧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两边的民居商店却已面目全非。“中医院门诊部没了，东兴楼烤鸭店没了，森隆饭庄前和老姐妹们一起扭过秧歌的空地上也堆满了残砖烂瓦。”张桂珍来到张自忠路，照着在废墟中醒目屹立着的段祺瑞执政府门楼，才辨别出了自家的旧院子。那里只剩下两三堵南北向的断墙，几个工人正忙着清理垃圾。

“我记事那会儿，这里不过是条十来米宽的胡同，够过3辆马车，”张桂珍对记者说，“在当时的北平城已经算是宽的了，街北边都是深宅大院。听老辈人讲，这段祺瑞执政府过去是王爷府，民国后改为陆军部和海军部，后来才成了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

在张桂珍记忆中，解放前的张自忠路十分宁静，没有这么多门户，只是每个四合院才会有一扇朝街的小门。因为东口与东四十条没有接上，行人很少由此穿行。“50年代后，这条街向南拓宽，往东的出口可以一直通到城墙根，后来东直门与朝阳门的城墙也扒了，街上就热闹起来了。”

记者问张桂珍：“这条街从什么时候开始堵车的呢？”

“也就是最近五六年，‘文革’后东边二环的东四十条桥修成，城里城外的车都从这儿走，路就显得窄了；后来从东单到东四、北新桥都成了商业街，车也越来越多。

“五六十年代，整条街上不过有两家饭馆，两个副食门市部和一家银行。80年代后店铺越开越多，路南简直连成了片，我们住户都被挤到后面去了。

“高楼倒是没有多少，一方面可能政府考虑这里古迹比较多，要限高；另一方面我们老百姓也不愿意把房子卖给他们，谁也不想整天在大楼的阴影下过日子呀。”

时近中午，小孙子闹着要回家。“我老了，落伍了，光想着以前的穷日子。”老人向记者告别，略带疲惫地一笑：“我们上年岁的人怕是没有气力再来这儿看看新景象了。”

眼看着自己习惯和依赖的一切正在渐渐逝去，没有理由责怪老人对旧日的怀念和伤感。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修建北京平安大道的意义和价值显然要远大于由此而需付出的代价。据负责承建的北京市政工程总公司施工处吴虹建处长介绍，这条被称作“第二条长安街”的现代化干道全长7026米，路面由9-21米拓宽至28-33米，建成后不仅能够有效地分流北二环路、朝阜大街和长安街的通行量，缓解城区北部的交通压力，而且对实现市区东西部热、电、煤气等能源交流、启动旧城房地产市场都会有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利国利民的道路建设工程”将于1999年9月全线完工，向国庆50周年献礼。

“为什么要让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百姓为房地产公司的暴利作牺牲？”

—80岁的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赵景心说

3月12日，北京平安大道工程总指挥部宣布，“由于各级部门工作细致、经济补偿丰厚，沿途群众积极主动”，涉及3270户居民、323家单位的平安大道拆迁工作已顺利完成，用时不足两个月，部分路段已进入施工阶段。

但直到3月31日，记者看到在宽街十字路口东南侧，仍有一片近20处墙上标明“拆”字的四合院矗立不动，它们全部位于距平安大道张自忠路段100多米远的山老胡同。

“我们不是‘钉子户’，如果是公共事业，开路修桥，我们肯定搬。但这儿离平安大道隔了两条胡同，足有160多米远呀。”80岁高龄的赵景心老人退休前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家住美术馆后街22号，属山老胡同一带的拆迁范围。据他说，年前贴出的《拆迁公告》上并没有包括这里，只拆到张自忠路和山老胡同之间的利薄营胡同，但也有将近100米宽了。据拆迁办的人说是要修转盘和一些永久性建筑。“当时我心里就直呼侥幸，”赵景心说，“2月25日下午，看见门外墙壁上左右也被刷了两个大大的‘拆’字，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就蒙了。”

据赵景心老人讲，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政府机关和房地产公司都采取了“欺诈手段”，假借平安大道名义搭车。这一带拆迁，一开始只说是平安大道工程需要，在居民的追查下方知是王府井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要盖商业大楼。“我问他们哪个规划红线划到这儿，再问是哪个单位、哪个领导在批，他们无从答复。”赵景心愤然质问记者：“为什么要让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百姓为房地产公司的暴利作牺牲？”

赵景心的父亲赵紫宸是我国现代基督教的著名领袖，曾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最高国际组织）六主席之一，建国后为第一届政协委员。赵景心的姐姐赵萝蕤是北大资深教授，著名翻译家，今年1月刚刚去世。据赵景心老人介绍，这处宅子属叫清建筑，面积约为1.5亩（1000平方米），是其先父于解放初购得的，当时便进行了全面修缮。“我们在这儿住了快50年，”赵景心说，“现在哪儿都不想去。”

记者观察到，这座两进的四合院结构精致，院内花草树木错落有致，屋内的落地雕花、隔扇等也保持完整。尤其珍贵的是，正屋的廊檐下左右各有一块精美砖雕，建筑学上称为“象眼”，距今已有400年历史。

赵景心告诉记者，房地产公司拆迁部的人员最先来通知拆迁时，都连说想不到这里有保留得这么好的四合院，赶快回去请示。但第二天来了两个区房管局的人员，依旧说：“为了平安大道，这里必须得推。”

面临故居被拆的困境，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奋笔疾书，赵景心向中央有关领导递交了一份请愿信。信中强调：“现在首都到处可看到大型商厦，张自忠距离隆福广场近在咫尺，自张自忠路东口又有从东单到东四一直延伸到北新桥的豪华商业街，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盖商业大楼？北京的商业人楼超过巴黎数倍，这两年小断有新开业的商场濒临倒闭或歇业的消息见诸报端。这种不顾国情的盲目乱建势必造成无法预计的巨大浪费。而为了建造个幢商业大楼又得拆掉多少四合院，这使得被强迁的老百姓无法理解。”

赵景心老人指着满屋子古董说：“我这处四合院是明代建筑，至今保存完好，我在这儿住了四五十年，现在哪儿也不想去。”

赵景心四合院的正房

这就是有400年历史的精美石雕——象眼，图案是“猫戏蝶”

同日，曾带外宾到赵家四合院参观的全国政协委员、现代文学艺术馆馆长舒乙也向北京市市长贾庆林提交了一份《应该保护赵氏故居—一座有典型价值的北京四合院》的报告。在论述了其在建筑、美学及人文历史方面的卓越价值之后，舒乙指出：“这座‘中华文化的家庭博物馆’面临的处境，已成为有普遍意义的标本……倘若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一场将酿成大祸的无知野蛮行径即将发生。”

“土地是国家的，房子是我的。没有国家的批准，谁都不能拆我的房子。”赵景心告诉记者，他已经聘请了律师。老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要与这种非法行为对抗到底。只要我不死，就不会把这块净土卖给他们去炒房地产。”

赵景心显然还不清楚，他面对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公司。据了解，此次北京平安大道工程仅拆迁安置费用就达18亿元，而负责这项工作的东城、西城两个区仅从市财政各拿到1亿元。因此两个区都将拆迁任务下放给一些“有实力、有信誉、较为可靠”的区属房地产公司，作为补偿，每家“为国分忧”的公司又可在负责路段的后面分得一定“附赠”面积用于开发。显然赵景心老人的四合院就处于这样的“附赠”范围之内。

记者曾试图采访王府井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和东城区房管局，但均遭拒绝。这并不奇怪，出乎记者意料的是—位知情者也颇为不满地替房地产公司打抱不平：“一开始要给赵景心7套房子，他不答应；后来房地产公司的人又登门拜访，好言相劝：‘老人家您要嫌7套房子少，咱们可以再商量’，可赵景心说，‘我和老伴都80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别说7套房子，给50套房子也不搬。’这不是明摆着胡搅蛮缠吗？”赵景心的一位因拆迁而“喜登龙门”的街坊也这样评价道：“老夫妇住在那么大的房子，卫生间、取暖设备一应俱全，怎么知道大杂院的苦处。其实几百年的老宅子有什么好；要是老人家不愿住单元楼，完全可以要钱自己去买房子。1平方米房地产公司补5000元，1000平米就是500万元，什么样的豪华别墅买不到？”

很难说有多少人同意这些观点，但许多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平安大道拆迁之所以非常顺利，极大得益于在北京首次引入了货币补偿的办法。即房地产公司可以按照原住房面积和平均地价，将旧房换算为人民币，一次性付给拆迁户。这使得向来被视作“老大难”的拆迁安置简化为纯粹的商品交换，房地产公司和拆迁户都既是销售商，又是消费者。通过一个简单的财物换算，矛盾的双方各得其所，政府也卸下了包袱。

承认天安门广场的改造是成功的，就证明在旧城基础上重建的选择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病逝的前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陈干说

纵横交错的街道向来被比作一座城市的骨架。就北京而言，棋盘式的道路系统曾将旧城区烘托得左右均衡，端庄而平和。许多人指出，一条平安大道的出现，将极大改变北京城固有的整体格局，这也正是平安大道自50年代提出以来最受争议的地方。反对者担心，在皇城的后脊梁处横亘一条繁荣主干道无异于腰斩了古城的庄严秩序。

但平安大道还是“上马”了，按照1992年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平安大道一线将继续延伸并与东西四环相连。这一雄心勃勃的北京发展蓝图还明确提出，到2010年，北京市区道路网将由5条环路、10条主要放射路、15条次要放射路，以及贯通旧城区的6条东西向干路（平安大道仅为其中之一）、3条南北向干路，并辅以次干路和支路组成。市区路网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44公里，其中三环以内每平方公里由3公里增加到4. 64公里，也就是说单位面积内的道路长度将增加一半。这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老胡同、老四合院被拆除，更多的“平安大道”将出现在这块方圆6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道路的兴废是一座城市更新与变迁的标本。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北京城的面孔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座千年古都，老北京城已经完了。”家住东四九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老人曾满心伤感地对记者说。老人在向记者感叹时，尚不知道他所居住的老宅也正处在房地产公司要开发和拆迁的范围之内。

让老人念念不忘的那座老北京城始建于元朝。1267-1283年，忽必烈在被焚掠一空的金中都废墟附近修建了令马可·波罗叹为观止的当时世界上最宏伟壮美的城市—元大都。这座占地42平方公里的新都完全恪守《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原则，可以说是的皇权至上理想的象征。明清两代仅对元大都稍加扩移，便形成了京城、皇城、宫城层层拱卫、“主座朝南、左右对称”的严谨布局，这座印满了历史印迹的老城曾是无数老北京人心中的宝物。

但曾任邓拓秘书的高汉显然与徐苹芳有不同的认识。高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北京？1946年我初到北京时的印象，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垃圾场。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当时就住在长椿街北洋政府国会遗址附近，对面就是宣武门城墙，墙下面被掏出了无数个洞，住满了从东北逃荒过来的穷乞丐，挖出的城墙土可以卖钱，解放前北京就专门有‘卖黄土’这个行当，生意好得很。那时从东华门到沙滩之间的紫禁城护城河还在，河里飘满了垃圾和死狗死猫的尸体，臭不可闻。由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一直到王府井这一段，全部都是垃圾山，足有3层楼那么高。当时的天安门也非常难看，颜色全部剥落，城楼上一派衰草连天的景象。春秋两季大风一起，整个北京城都被笼罩在漫天的沙土之中。”

随着新中国定都北京，这座古城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继辽代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京城之后，开始了其历史上第5次大规模重建。

“新中国成立时，老北京是百废待兴，如何规划北京这个新时代的人民的首都，当时成为最紧迫问题。因此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就已经组建，我大哥是那里最早的一批工作人员。”高汉回忆道。

高汉的大哥陈干是随新中国成长的第一代城市规划专家，从60年代到1994年底去世前，先后出任北京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总建筑师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正是他和也对城市规划与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弟弟高汉一起，1954-1955年间，就旧城与古建筑的继承保护问题同建筑大师梁思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时曾在建筑界引起轩然大波。3月29日，73岁的高汉在他家里向记者讲起他大哥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北京城市规划事业，他说他对这段历史的讲述不仅能代表他大哥陈干，也代表了那一代首都规划者们的理性反思。

“按照著名的‘梁陈方案’的设想，在京西五棵松一带建新城，南起丰台，北至圆明园福海，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与老北京旧轴线比翼齐飞；长安街则像一根巨大的扁担，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另一头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这一设计方案的中心思想是强调保护800年封建王朝的帝都，认为北京旧城的使命已经结束，理应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市博物馆，转而发挥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梁思成与陈吕祥认为，：旧城布局系统完整，难以插入庞大的工作中心区容纳数以十万计的进城干部”，而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计划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贵无比。

“从那个时候到陈干去世的当天，我们哥俩对这个问题不知讨论过多少次，我们当时认为，而且现在我也依旧认为，‘梁陈方案’是不合适的，纯属空想空谈，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这一点。

“首先是经济上不允许。根据苏联和其他发达国家设计和建筑城市的经验，住宅和行政房屋不能超过现代城市价值的50％—60％，40％—50％的价值是文化与生活用房（包括商店、食堂、学校、医院、影剧院等）和基础设施（自来水、下水道、电气及电话网、道路、树林等），而拆毁旧房屋包括居民迁移费用，其价值不超过总价值的25％—30％。旧北京不管怎么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已有文化与生活必需的建筑和基础设施，而新址上是农田、野水、乱坟岗子。因此，在旧城基础上改建扩建虽有居民拆迁、增加投资的一面，更有节省文化生活用房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面，两相抵销，显然在旧城开发比建一个新城要便宜得多。而且当时全国还未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在那一片空地上大兴土木，平地起楼台，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也将丧失民心。更何况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不破不立’，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北京旧城作为一个封建主义的实物标志要被敬若天物，新中国的领导人不会答应，普通的干部群众更无法理解。”

陈干、高汉兄弟与梁思成的意见冲突随即就在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中凸现出来。当时，陈干接到了在天安门广场上为国旗旗杆确定和设计底座的任务。经过反复观察测量，陈干发现，只要旗杆一竖起来，城楼两边再设观礼台，金水桥边那两对华表和石狮就显得摆的不是地方。而如果要挪动它们的位置，又会和建筑界权威、也是陈干的顶头上司梁思成对他说过的原则相悖。

“陈干刚来北京时，曾专程去拜访过梁公，受到了梁公夫妇的热情欢迎和款待。”高汉回忆说，“梁公谈及北京的城建时语惊四座，说北京旧城要像罗马、雅典那样成为一座庞大无比的历史艺术陈列馆，城里的一街一巷、故宫的一砖一瓦都应该完整原样保护起来。他说这不只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且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既然连新的行政中心都要为保护旧城让路，又怎么能允许在故宫范围内挪动华表和狮子的位置，影响它固有的格局呢？陈干着急上火，找我，我俩最后决定向革命导师求教。

“我们翻阅了大量马恩列斯著作，最后在一本德文版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获得了启发。”说到这里，高汉随手抽出一本中文版的《自然辩证法》，翻出一段话来，“O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确定的内容；在解析几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定下来，它就成为一切运算的中心，从而决定其他点和线的方向。”

高汉向迷惑不解的记者解释说：“按恩格斯对O的观点来分析，如果把北京旧城作为一个坐标系，O点就是紫禁城，城里的其他部分都要据此安排。中轴线、左右对称的道路和建筑格局等都是为了拱卫这个O点。现在时代变了，皇权成了过去，O点就要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那个位置。别看两个O点的空间距离不过几十步远，却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表和狮子的位置挪一挪，换个地方，完全顺理成章，它们必须离开旧的O点，对准新的O点重新定位。”

陈干、高汉兄弟对导师思想的这一发挥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事实上，建国后由陈干主持的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也一直遵循着这一“坐标”原则。1959年国庆前夕，这座昔日“T”字型的皇家大院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广场面积由11公顷扩大到40公顷，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00米，可同时容纳40万人集会，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广场。新广场受到了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其所著的《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一书中，将新广场称为北京城市发展继紫禁城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高汉还谈起陈干1994年临终前，两人对那段历史的最后一次深谈：“那一天我离家去看大哥时，收到了刚出版的《新华文摘》，其中有一篇《城市季风》的‘书摘’，题为《旧城唯上：50年代的毁城之争》。作者对梁公的建都方案大加赞颂，但同时也十分欣赏天安门广场的成功改造。当我把文章的有关问题和主要观点告诉病床上的大哥时，他莞尔一笑道，这说明作者还不了解那段历史。如果主张完整保存北京旧城，天安门广场就不可能进行改造，二者本身在观念上就是完全冲突的；承认天安门广场的改造是成功的，就证明在旧城基础上重建的选择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我大哥到死都是这种态度。”

1955年，陈干调任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组组长。经过两年的系统调查和研讨，陈干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56一1957年，北京市先后就此举办了4次大规模的规划展览。

根据新北京城的这第一张发展蓝图，首都不仅被定性为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提出了争取在5年内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基地的口号。

“当时中央指示，首都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城市建设要考虑到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要为加速首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服务，为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创造条件。这个规划方案当然带有明显的“大跃进”色彩，但‘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仍具有远见。”高汉说，“当时在一线（铁路线）两根（城根、坛根）七厢（七座城门）附近预留的空地现在全被填满了，而目前北京卫星城的建设也是遵循的这一原则。”

什么是城市现代化的版式？（娄林伟摄）  

工业化对北京城的改造无疑是根本的改造。解放前，北京是一个纯粹的消费型城市，1947年包括手工业者在内，工人数量仅占城市人口的7.8％。然而仅1958年一年，700多家街道工厂已经在北京城遍地开花，城区内竖起了2000多座高炉—连宋庆龄居住的优雅美丽的醇亲王府后院都建起了一座小高炉。到1980年，北京已经成为一座以钢铁、石油、化工、电子、机械为主的新兴现代化工业城市，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具备了149个。有统计表明，1949-1982年，北京的建设投资中用于发展工业的约占45％．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又占88％，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超过了重工业基地上海和天津，仅次于沈阳。这种经济结构在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极为罕见。

北京终于以革命的姿态完成了由传统的消费型城市向现代化生产型城市的转变。根据1983年的统计数字，方圆87平方公里的旧城区范围内，集中了1020家工业企业，平均每平方公里11.7家。在市内4个建制区中，除情况特殊的东城区外，西城、崇文和宣武3区的工业用地均高达50％左右，可以说能挤出来的地都建起了工厂，竖起了烟囱。而与此同时，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下，北京市的住宅建设长期停滞不前。“房荒”驱使更多的人涌入破落古老的胡同，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成了儿家或十几家混居的大杂院。

记者问高汉如何看待工业化对北京传统城市文明的影响，老人毫不犹豫地大声说：“要发展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必然要有强有力的经济作支撑。解放前北京连铅笔都做不了，100万人中有30万失业和半失业者，不发展工业怎么解决市民吃饭问题？”

高汉不能同意工业化使北京城脱胎换骨、传统尽失的观点。他认为，保护老北京城的优秀传统，一是要保持按原南北中轴线作为城市总体布局的纲领，二是要保持按原棋盘式街道作为城市局部布局的框架，三要保持国家政权的象征居中的庄严格局。“在我大哥负责北京总体规划时，他总是向我强调这3个原则。中轴线上的标志建筑群没变，四方周正的道路系统没变，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没变，怎么能说丧失传统了呢？”

找不到北（娄林伟摄）  

“但是现在情况却有了很大改变。”高汉老人转而愤然道，“城区内大批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写字楼的建设却在实实在在地破坏北京城的整体格局。1993年新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要把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在故宫两边的西单、王府井建具有金融、保险、商业及商务办公等多种服务功能的商务中心，把原规划控制的30米高度提高到四五十米。尤其是挨着天安门的‘东方广场’，那个70多万平方米的‘大怪物’，不仅面积比人民大会堂大了四五倍，而且70米的顶高也把天安门城楼压了下去。我大哥就是被它气病的，当时陈希同搞专制，不允许别人说不，可他倒台了，‘东方广场’照盖不误，只把‘广场’二字去掉。这样搞不管是梁思成先生，还是我哥哥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息的。”

高汉向记者分析道，大批像商业、高档写字楼这样生命力强、扩展性大、吸引力高的项目集中建设，势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内城土地节节升值，而升值又导致更大规模的集中建设，如此便形成集中—吸引—升值—再集中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这是一颗晚来的苦果。”高汉老人最后沉痛地说，“现在四合院和老胡同被成排成片地拆除，残存的也被开割得支离破碎；中轴线上的古老建筑和天安门在高楼大厦的挟挤下就像枯黄的盆景。工业化几十年没有办到的事情却在几年内由商业大潮轻易完成了。”

“既然完整地保护古都的机会已经失去，老北京的遗留已寥若晨星，破烂不堪，倒不如只留少数完好古迹，其余全部推倒。”——北京某外资公司经理谢立说

“非要让我讲对北京城市规划的看法？我的话不一定中听，但肯定言之成理。”谢立坐在他宽敞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屋子里显得有些零乱，连办公桌上都随手堆满了一卷一卷的图纸。_1983年谢立在铁道部规划设计院获得土木建筑博士学位后，随即成为一名结构工程师。但不到两年，谢立便又远赴大洋彼岸求学，他说自己倒不是喜欢上学，只是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一个整日为评职称和涨工资奔忙的机关干部。

在纽约州立大学，谢立以攻读了交通规划博士。毕业后获得了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并随即获得绿卡，供职于纽约一新泽西港务工程局。据谢立说，这家美国国有公司管理着纽约、新泽西两州的所有航空港、航运码头、海底隧道和桥梁，著名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便是它的资产，谢立在73层上班。

在谢立看来，美国城市的规划与管理是“No.1”的。“有很多国内代表团到美国考察，看到这也好，那也现代化，然后回来就跟着盖摩天大楼，修高速公路和立交桥，把图纸要回去依葫芦画瓢。结果楼越盖越乱，路越修越堵。为什么？他们没注意到背后的东西，美国的城市规划靠的是科学。以交通规划为例，比如我曾负责曼哈顿西区一个交通枢纽的规划，必须要先弄清楚每个路口每天通行多少辆货车？多少辆出租车？多少辆轿车？多少行人？什么时候哪条路是高峰期？各个方向转弯的车辆有多少？还有每个路口的红绿灯停留时间。一二十层数据叠加上去，才能作出判断，这不是光凭眼睛看、光凭脑子想能够学到的。”

1992年，久滞国外的谢立思乡心起，休假回国。“当时觉得国内发展很快，北京也很有活力，”谢立说，“既然国内能找到事做，当然还是回来好。”

然而带着满腹抱负回乡的谢立却发现自己的交通规划专业在这儿派不上多大用场。“我的思路和他们格格不入，他们好像个个都非常懂行，我就是打不进去，说不上话。”无奈，谢立只好去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做总经理，干的是他出国前的老本行—建筑设计。

这次修建平安大道，谢立所在的公司负责朝阳门北小街至东四北大街路南一段的建筑设计规划。

对平安大道，谢立几乎是举双手赞成：“还是那句话，一座城市必须要有活力，不管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还是平地而起的新兴城市。”谢立说，“活力靠什么？这么多年我搞明白了，3个领域发展：一是汽车交通，二是房地产开发，三是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似乎离得远点，这次开通平安大道最主要的两个目的就是疏导交通和启动旧城房地产业。“交通是城市腾飞的基础建设。在美国，汽车白天每小时都能开70公里以上，绿灯一亮，四条线上的汽车一齐向前飞驰。这就是速度，速度代表着现代化和财富。财富从哪来？当然要依靠房地产业的发展。国际化大都市必须具备强有力的经济聚集力，足以控制和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必须容纳大量的跨国公司，这就需要相当的高档写字楼、商场和公寓。交通和房地产业发达了，才会对投资者有吸引力。”

谢立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所负责的平安大道路段拆迁工作十分顺利，拆迁户都配合。他不能容忍修平安大道会破坏老四合院的论调：“这个问题不决定于专家个人的偏好，而取决于千千万万居民的意愿。他们不要拥挤不堪的大杂院，不要煤球炉，而要管道煤气；不要靠烟筒取暖，而要靠暖气；不要靠掏粪工的厕所，更不愿意到大街公厕大小便，他们要有自家的抽水马桶，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活方式不断进步的要求。”

谢立对保护旧胡同的说法也不以为然：“胡同横着行，为什么就不能竖起来呢？”旧式胡同格局不仅容积率低，浪费城市土地资源，而且直接阻碍交通。在北京，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就是二环以内的老城区，看似有许多胡同可走，但它们都是明清时期的产物，有的甚至保留着元大都时的老样子，适合骑马或抬轿子出入，却容不下现代化交通工具的通行。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要搞现代化，要缓解车路这一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就要打破旧框框，把胡同竖起来：拓宽胡同，两边建高楼。”

“我倒不是反对保护文物古迹，但要有筛选地保护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毕竟现代人的利益是第一性的。”谢立解释说，比如法国巴黎，旧城就保护得比较好，老房子都是石头盖成的，站在埃菲尔铁塔往下看，白晃晃一片，世界公认的最漂亮的城市；还有我们的故宫，艺术价值极高，这些当然要细心呵护。“再看那些低矮破旧的四合院，木构建筑本来就难以持久，院子里又被盖得乱七八糟，这哪是保护，分明是糟蹋。既然40多年前梁思成等老先生完整保护古都的机会已经失去，既然老北京的遗留已经寥若晨星，破烂不堪，倒不如只留下故宫、北海等少数完好的古迹，其余全部推倒，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城市，要么非要死抱着不放？”

谢立认为，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与过去相比，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既想继承民族传统，又要反映时代精神，结果搞成了“四不像”。“对传统必须辩证地看，不能把传统当成目的，我们倒成了体现传统的手段；而是应使传统成为我们的手段，好的就保留，不好的就放弃，目的是我们的解放和幸福生活。继往开来必然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反对筛选岂不是反对发展了吗？”

“我们不能回头看着往前走。”谢立最后说：“生活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就像滔天的巨流，荡涤着一切已经丧失根基的旧物。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都被席卷而去，而大量新生事物又随着巨流排山倒海而来。这才是一座城市应有的活力。”

平安大道旁几座解放前的西洋建筑正在被拆除

废墟何时变得通途？

胡同这一北京极具旅游价值的东西将越来越稀少，也将越来越具资源价值

“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真正作出回答的问题，因为发展和基于其上的现代性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一记者说

谢立的观点确实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正如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指出的，北京是个完整的艺术品，破坏任何一部分就是破坏全部。尽管人们总是把故宫当作北京历史文化传统的象征，但棋盘式的胡同格局和对称排列的民居建筑才是老北京风貌的母体。母体的丧失确实意味着北京的古典意义已不复存在。

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理论家L·孟福德曾说过：“真正影响城市格局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凝聚了4000年古典文化传统、历经800年繁荣光大的北京旧城在纷飞战火中屡屡幸免，却没能逃脱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劫数。这便是现代性的魔力，它所导致的变迁的绝对速度谁也无法阻挡。当物质、财富、国家实力、经济奇迹和生活水平在左右着人们的欲求时，一个古城的历史的魅力就显得那样微不足道。

北京城的教训或许还没有得到人们的正视。在大江南北，打着“保护历史景观，发展地方经济”招牌的滑稽剧正频频上演。

1996年5月18日，投资两亿元的杭州“宋城”打出“给我一日，还你千年”的旗帜开张营业。这座“宋城”占地300亩，参照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在“城”内设置宋宫、驿馆、园林，举办宋城千古情晚会和系列宋民俗表演。城内建有高达48米的人造假山和人造瀑布的瀛州仙境；边上是花120万美元从法国引进的水幕电影……“宋城”里的广场上还竖立起了石雕九龙柱、华表和与杭州历史文化有关的名人造像。

西安为了改变游客“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状况，在全市建成半坡原始村落、唐乐宫以及古文化一条街、明城一条街，在环城墙近4公里的四周实施“点亮工程”，装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到了晚上还要敲起暮鼓，奏起古乐……

无论多么悠久的历史名城，一个一切向商业看齐的时代，在无情的利润动机下，似乎都难逃向现代的商业标准发展的商俗城市的命运。

谈到古城保护，人们总不忘提及巴黎。与老北京城同样著名的巴黎占城在上世纪中叶改建时被妥善地保存了下来。100多年来，巴黎市区面积增加了数百倍，但被先后衍生出的7个大区所包裹的巴黎老城依旧完好如初，它真的变成了梁思成梦寐以求的城市博物馆，但历史悠久的城市博物馆也并不能医治巴黎的“大城市病”：100多年毫无顾忌的发展使巴黎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而且至今仍在向四周膨胀。人口的迅猛增加已迫使市政当局一再大量建设环城立交、快车道和停车场，结果每年进出汽车300万辆，交通阻塞造成的损失高达7000万个工作小时。

在中国，目前也有一座完好无损的古城—山西平遥县城。1997年，平遥古城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平遥的城墙建于明代，民居店肆、衙门庙宇格局，甚至街上铺着的青石板也是明代的。平遥城成了一个历史标志的遗存，但它目前是山西省最穷的吕梁地区13个县市中最穷的一个县。“不能擅动一砖一瓦”的规定意味着平遥将继续贫困下去。没有了发展，平遥甚至丧失了一座城市的功能。几乎每个平遥人都向往着山那头80多公里远的太原，尽管那里并没有古城墙。在他们看来，平遥城被当作一块化石、一具标本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正如一条道路的兴废足以反映一座城市面貌与格局的变迁，城市面貌与格局的变迁也同样代表着它在性质和功用上的嬗变。作为人类最为巨人、最为精密的杰作，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不发展就必须以贫穷落后作为代价，但与怀旧和唯美的情绪相比，人们对富足的渴求更为永恒；而发展又不仅要以不可逆转地破坏旧有的作为代价，还必须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麻烦。

这实在是—个无法真正作出回答的问题。因为发展和基于其上的现代性永远足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结构和解构都反映着人类的志向、欲望、恐惧和渴求。空间只是一个不太坚固的木框，决定其内容的是时产。但问题在于，时间是不可逆的。

工业化时期，大批西方人涌入城市，他们肯定没想到过今天的“逆城市化”。城市最早是以聚居区的形式出现的，而发展到今天，它却开始丧失了居住这一功能。这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玩笑。

尽管我们依旧无法预知未来，但我们不妨猜测一下，如果人们厌恶了拥挤、污染、嘈杂的城市，把居住和工作都安排到城外，那未来的城市会是一个什么模样？或许我们的后人会把这里完整地保存下来，然后告诉他们的孩子：“这是先人们创造的宝贵遗产，它的名字叫城市。”

自己的创造能够被后辈们缅怀，自己的名字能够时时被提起，这当然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但必须注意的是，发展的速度越快，被替代的频率也就越高，存留下来的历史也就越短。我们能在80年内改造先人们用800年时间营造的老北京，我们的后人就能在20年内让北京城再次面目全非。 商业老北京北京胡同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