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ber：轻轻松松做摇滚

（文 / 卞智洪）

“清醒”乐队说：“新的时代开始了”

摇滚在哪一年失去了激情和感召力？是强弩之末、专辑频出的1994年？还是怀旧民谣大张旗鼓的1995年？还是——对年轻人来说——进入社会开始埋头挣钱的那一年？当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时，摇滚的呐喊似乎离我们渐远渐轻，成为上一个时代的事了。当然现在即对摇滚大发怀旧之情仍然为时过早，90年代仍在演进，一些人砸碎了吉他，离开了键盘，一些更年轻的面孔则出现在酒吧和party中，而一支成立于1988年的“清醒”乐队在1997年12月发行了他们第一张专辑《好极了！？》。

《好极了！？》的宣传语是：“一张印有时代标记的专辑。”但它的意思显然不是说其中各个时期的作品纪录了时代的变迁，而是指整张专辑的时代——现在感。歌词是关于电视、电脑、汽车、噪音、蓝天、麦田和爱情；音乐不属于某个既定乐派，但有一种明显的类型走向；主题则是：简单和旋转。《永远的一天》歌唱一位女孩Lucia凝固在一天中的美丽，《嘿！我爱你》直白“简单的生活，简单我爱你”，标题曲《好极了！？》则在一片焦躁不安的鼓声和“Allright”声中不停地追问：“星期一和星期二我给了谁？星期三和星期四我给了谁？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给了谁？星期天给了谁？”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有趣的提问，但对“清醒”乐队来说更为有趣：他们并没有把他们那7天都给了摇滚！除一环是职业鼓手外，其他4位都另有自己的工作：吉他手于凯是公司白领，贝司手刘维是电视编导(乐队颇为新潮的MTV即出自他手)，吉他兼键盘手张阳做影视录音，而主唱沈黎晖开着两家公司，“如果不做音乐，我们会拍动画片，拍电影，开发电子游戏软件和开农场”。印在唱片封套上的话虽嫌夸张，却依然流露出他们不同于其他乐队的气质和状态。

然而几年前他们显然不可能感到有趣。键盘手张阳说：“1992年我刚进乐队不久——我是专为音乐来的，沈黎晖却开公司去了，西装革履，忙就不来排练，一幅农企形象！”当生意做得稀里糊涂时，作为乐队主创的沈黎晖自己也陷入悲观，音乐中一片迷幻气息，“清醒”在那时仅意味着“不醉”而已。收在拼盘《摇滚九四》中的两首歌曲《石头心》和《需要》为他们赢得了声誉，却没有带来精神上的转机。直到有一天，沈黎晖陷入一个问题：“是世界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由此他幡然醒悟，开始尝试向周围的每一件事物问好——这当然是一件既容易又艰难、既傻气又可爱的事。

沈黎晖说：“以前面对各式各样的人，我总要变换口气说话，但现在全一样。我发现所有的事情，商业、艺术、生活并不矛盾，它们都可以统一成一件事情：做好你自己。”正是沈自己的公司制作了他们的专辑，而北京不少昙花一现的摇滚乐队(甚至不乏优秀者)是迫于经济问题解散的。另外一点是，工作使他们获得一种普通人的感觉。“为什么这个圈子越来越小，听摇滚的也越来越少，很多问题在于有人想做艺术家，却不想做普通人。”沈黎晖说：“我们希望首先走出这个圈子，做一个普通人，感受他们所感受到的。”也许摇滚乐作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城市音乐，势必要挖掘自我，创造自我，而不仅仅是表现自我。但对于“清醒”来说，他们却更想先找到自我。张阳说：“真要搞音乐，音乐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找到另外的可以表现自己的东西，回过头才会发现音乐更纯洁更直接。”

80年代以来，摇滚在中国始终被理解为一种反叛的音乐，而在“清醒”乐队那有点空灵、有点傲慢、又有一点点赖的乐声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一种充满孩子气的“清醒”，一种对细微事物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期待。相对歌词他们更重视音乐，相对民族传统他们更愿跟上国际步伐，而且他们似乎更清醒地意识到“大家都很忙”，他们不希望震聋发聩，只想传达自己的情感和观念。他们说：“如果摇滚就意味着反叛，那我们首先要反叛这样的乐队！”

毕竟音乐是最重要的。通过音乐，我们最终可以知道那热情仅仅是年轻的碰巧事件，还是一种追求所致。目前我们喜欢他们全新的状态，他们像每个城市人一样忙碌奔波，他们轻轻松松做摇滚，还有，短发形象。 摇滚精神沈黎晖sober摇滚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