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魅力

（文 / 王蒙）

在六部口那个漂亮的四合院和陈设简陋的房间中，我们从来只谈国家、世界、文艺大事。我说：“上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他说：“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为他的水晶般的清晰吓了一跳。因为他是夏衍，比我大三十四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7年。

他永远是那么敏捷，条理，言简意赅，不打磕绊，不模糊吞吐，不哼哼啊啊，节奏分明而又迅速，应对及时而又一针见血。他的这些特点使你不相信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人。

他当然是绝对的前辈，然而他从来不摆前辈的谱。他真诚待人，渴望吸收新的消息，而且，青年人一样的幽默。

华艺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了一个  “当代名家新作大系”，出版社的领导要我求夏公给写个序。考虑到夏公的高龄，我起草了一个提纲供他参考。夏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各人文章写起来风格不同，捉刀的效果往往不好，他无法参考我代为起草的提纲，他自己一笔一划地另外写了颇有见地而又清彻见底的序言。他还对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说：“按王蒙的那个提纲去写，人家一看，就是王蒙的文章么，怎么会是夏衍写的呢！

就这样，他老人家就把我的提纲“枪毙”了。

提起文艺界某些宗派主义现象，夏公不火不怒地笑着说：“我看他们一个是‘鲁太愚’，一个是全都换。”他用了与韩国两位政治家的名字的谐音，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请韩国朋友们原谅，这里绝对没有对韩国政治家不敬的意思。

然后他又俏皮地说：“有些人现在是分田分地真忙了，但是谁知道分了地后长不长庄稼？”

他莞尔一笑，觉得有趣。

我从没有看到过他发怒，他也从来不向我诉苦，哪怕是老年人的生理上的病苦。他从不谈个人，也不说任何个人的坏话。对于个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恩怨，他一贯认为是小问题。这样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抱怨任何人，包括抱怨起来绝对不会冤枉的人。同样，我也从不与他谈我个人处境上的风波。上述的幽默中的讥讽意味，对于他来说，也就算是到了顶了。他自己还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每天他细细地看书看报听广播，只关心大事。

小事当然也有，例如养猫与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实况转播。

今年元月初，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看望他，我们谈论的是社会治安问题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胡绳同志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那天他精神很好，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说“曹操”“曹操”就到，说着说着胡绳同志进病房来看望夏公来了。据说那是他此次病情不好以来情况最好的一天。

倒数第二次与他（昏迷前）的见面是去年11月底。他那天十分疲劳，静卧在病床上。他已经卧床数日了。见此情况我稍事问候便起身告辞，以免打搅。夏公平躺着衰弱地说：

“我有一个耽心……”

我忙凑过去，以为他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他说：“现在从计划经济变成为市场经济，而我们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场经济了。他们懂得市场么？如果不懂，他们又怎么能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来呢？”

我感到惊呀。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夏公关心的仍然是全中国的文学事业。

他的离去也是颇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1995年1月21日，他清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就感觉不好，发了点脾气，摔了一样餐具。于是他自觉不对头，找了子女来，从容地、周到地、得体地吩咐了后事。两个小时以后，他昏迷过去了，从此再没有苏醒过来。他一辈子清清白白，走也是清清白白地走了的。

许多年轻的与不年轻的文艺家都喜欢到夏公那边去，与他交往令人心旷神怡，温馨而又超拔。他是聪明而又宽厚，德高望重而又平等待人，洞察世事而又不失趣味乃至天真，直面真实而又从容幽默，我行我素而又境界高蹈，永保本色而又并不苟同，更不知道什么叫迎合讨好。他是铮铮铁骨，拳拳慈心，于亲切中见分量。夏  公的性格是一种美，夏公的人品与智  慧实在是充满了魅力。他的去世令我万分悲伤，但是一旦回忆起他的音容  笑貌谈吐识见，我不能不发出会心的满意的微笑。 夏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