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我希望母亲晚一点被遗忘……

（文 / 李菁）

( 1933年，杨沫与新结识的进步青年在一起。左一为杨沫，左四为白杨 )

关于《母亲杨沫》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读者，我读这本书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惊，因为你主动提及母亲不太为外界知道的一段感情纠葛……

老鬼:家人都反对我写。但我觉得，写母亲如果回避这段，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杨沫。母亲有很多面，这是其中的一面，这个秘书跟她交往三十年，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对她影响很大。我觉得这是母亲不大阳光的一件事……可我又不愿意在小报上炒，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我真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挑这么一个秘书，陷得那么深？我后来和母亲矛盾那么大？根本上就是因为这个秘书。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有哥哥、姐姐，他们可能顾及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家里人的态度怎样？

老鬼:他们可能没有我这些感受，可能不赞成我的某些看法，但我写的是我作为她最小儿子的真实感觉。家里人并没有公开反对我。对母亲和秘书的那个事，哥哥告诉我不要下什么结论，我并没有下结论，我只是写我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在为母亲下笔之前，你有没有什么框架和想法？会不会担心母亲的形象太负面了？

老鬼:写人物传记不能光说好不说坏，不能像碑文一样，全是歌功颂德，全是丰功伟绩。她的每一面我都要写，所以我既写她的失败，也提到了她的三个亮点。

( 1936年的杨沫 )

我写作当然有个框框，这个框框就是真实第一。我让你听一听她的一段话(老鬼找出一段录音放给记者听，里面传出杨沫的声音:“写完《英华之歌》之后，我想写一本卢梭式的回忆录……我很佩服卢梭，佩服卢梭敢于说真话的勇气，我觉得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真正的人，我想把我的一生，尽量大胆地、以真人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把自己粉饰成完美无缺的人……”)这是母亲80年代接受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亲口说的，我觉得她这段话说得太棒了，人都是有缺点的，我妈自己都这么说了，要尽可能真实地写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过那样的时刻吗——内心煎熬得无法写下去，把这个录音拿出来作为支撑？

( 1950年的杨沫 )

老鬼:有，主要是写与秘书那一章，斗争很长时间……其实我特别矛盾，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抓住这个事说我出卖母亲隐私。但我想，母亲说过，要尽可能真实写出她一生。我不说这事，这杨沫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她的感情生活怎么回事？并不是一片空白呀。所以，有母亲这段录音支持，我才坚定了说真话的信念。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感受到的真实是100%，那你写出来的有多少？可能也有人认为，不一定所有真实的东西都要写出来。

( 杨沫和丈夫马建民 )

老鬼:所以有些东西我没有写，还有一些顾虑。现在我就听说，父亲的一些老部下骂我不是东西，把爸爸妈妈糟蹋得不成样子……我写书时就准备了挨骂，你知道吗，我还是有压力的。我只写了我所知道的70%左右吧，如果写100%，更……更是“大逆不道”了。

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杨沫是怀着与张中行的孩子与你父亲走到一起，这种勇气很让人钦佩，但后来他们好像并不幸福，你觉得他们骨子里其实并不是一种人？

老鬼:父亲是一个有浓厚农民气息的老干部，母亲是有浪漫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初中学生，两人常常谈不到一块，所以母亲对他失望。我妈是太浪漫了，她把对共产党的爱全部转到对我爸爸的爱上，可我爸是一个具体的人，他不爱看小说，不爱听音乐;我妈喜欢看外国小说，用现在的话说有小资情调。母亲写的东西父亲根本不看，所以两人缺少共同语言。

解放后他俩就分居。父亲当年连夜转移的那个事就像一根针一样，扎着母亲的心，她总是忘不了（注:老鬼在书中提到，抗战时一次杨沫跋涉100多里找到丈夫，但丈夫扔下杨沫连夜率队转移，令杨沫格外伤心），因为那晚上并不是那么紧急，他完全可以等我妈妈一起转移。不过战争年代都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我看了母亲当时写的日记，她和父亲同住一个村，却不能住在一起。母亲很悲哀，父亲说他必须和同志们住一起，不能自己去厮守老婆。

三联生活周刊:我能理解这本书的大背景是那个特殊时代对人与人关系的影响，但我想，那个时代对每个家庭都有冲击，但不是每个家庭受到冲击后都会是那个样子……

老鬼:对，我觉得我们家是有些特殊，母亲不是那么注重血缘关系。母亲跟她的哥哥来往很少，跟白杨来往也不多，也就是白杨来北京开会时到家里看一看。我觉得她可能是受邓肯的影响吧，特别地反传统。她跟父亲关系不好，我在书里也写了，她和路扬（注:杨沫认识的一位男性，《青春之歌》卢嘉川的原型）很好，但她又不能和路扬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感觉早期的杨沫内心世界很丰富、思想很解放，但后来又好像受政治影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老鬼:母亲80年代写的全都是一些急功近利、随大流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一堆……垃圾，我看不下去。

1976年春天，她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反对，后来让父亲偷走我的书稿。我发现后，先给父亲写信，索要书稿，结果父亲说我反动透顶、跟我断绝关系。后来我又给母亲写信，以为母亲会帮助我。过几天，母亲给我回了信，每个字特别大个，说想不到你还敢威胁我们，真是个白眼狼，你这样顽固不化，自以为是，今后还要当反革命，死路一条！我跟你断绝一切来往。署名杨沫。那年春节我去姑姑家过的，到北京无家可归啊！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你说你和哥哥快要饿昏了，但回家吃饭父母还要跟你们要粮票……

老鬼:对。姑姑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没有补助什么的，这么多年我始终忘不了在姑姑家吃菜团子那次，几笼屉啊，把她家一家三口的饭都吃了。可姑姑没有一句怨言，就苦笑了一下。我那时正长身体，可是回到自己父母家却吃不饱……我后来听说，还有一些老干部也这样，他们首先要把自己保养好，孩子们吃不饱无所谓。他们总会说，“我比你重要”，“这是工作的需要”……我觉得革命革得亲情都没了，这是革命的最大悲哀。

三联生活周刊:你承认自己性格孤僻，我想你自己也肯定听到过诸如“偏激”这样的评价，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母亲的理解也有偏激之处，而你姐姐、哥哥可能就不会这样理解？

老鬼:我也这样想过。姐姐跟我位置不一样，爸妈对她比对我好多了，她体会不了我的那些感觉……哥哥虽然遭遇与我相似，他能以德报怨，我却做不到。由于这种家庭，父母关系不和，母亲也不大管孩子，所以我的性格孤僻，见了生人第一个印象就是戒备，怕他伤害我，所以我不愿意接触人。在学校时也是这样，我那时候特别想当兵，所以整天拼命练块儿，我练块儿的劲头在47中很有名，但我不合群，孤独。

在家里，我经常写信跟爸妈交流，因为我不善于言谈，家里来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所以我的交际能力特别差。“文革”时，我为什么敢打砸抢家里呢？就因为总被忽视，总不被父母放在眼里。我平时住校，多长时间不回家他们也无所谓，很少关心我。“文革”时我比较左，父母一受冲击就觉得他们有问题，干脆离家出走，当时想上越南战场了此一生。所以就把自己的家给抢了，绝了自己的退路。我对这个家没什么可留恋的，如果这个家很温暖、很有亲情，我不会这样做，绝对下不了这个手……也可能因为我有点记仇吧，如果你什么都无所谓，心胸很开阔的话，你就写不出书来。

张中行、白杨与“小胖姐”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我想还因为它涉及了很多名人，比如杨沫当年和张中行的一段感情……

老鬼:对张中行我还是很尊敬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总是替母亲说好话，一句坏话都没说，而我妈是那样对待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头儿可以，不过他的书我实在看不下去（笑）。解放以后，母亲跟张中行接触了好几次，每次都不欢而散，母亲对他还是耿耿于怀，主要是觉得她当年怀了孩子以后，张中行对她不好。但张中行否认。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也提到杨沫向组织汇报，与白杨算账的问题，感觉姐妹俩感情并不深？

老鬼:听人说，解放初期我母亲特别不愿让人知道白杨是她的妹妹。母亲是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白杨是在大上海很红的演员，母亲总觉得白杨思想不进步、不革命，沾染不少资产阶级生活习气。受父母影响，我起初对白杨也没有什么好感，“文革”时她挨整我一点也不同情，直到80年代后，我对她的看法才改变。比如50年代毛主席就接见过她，但她跟谁也没说，跟我母亲都没说，从这个事上我就觉得白杨还挺有人品。她骨头很硬，“文革”时总挨打，被整成那样也不屈从。白杨和母亲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白杨和丈夫蒋君超关系很好，她对孩子很好，她们家也很和睦，挺有亲情，不像我们家。但我跟白杨家几乎没有来往，直到去美国后，我才跟白杨的女儿有接触。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小胖姐去世的情节，也成了这本书被关注的一个热点，你预料过这种情况了吗？你的书出来之后有什么下文？

老鬼:我就是想让人们知道这个事！看L那么招摇，非常气愤！《重庆晚报》转载这本书后，晚报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在重庆闹得沸沸扬扬，好多读者都想知道那唱歌的是谁?我想外地比较闭塞。1975年这事儿是全北京都议论的桃色新闻，不过这么多年已经被遗忘了。L那边也没什么反应，我希望他跟我打官司。自从得知测谎专家能测出15年前的杀人案后，我也给有关部门写信要求重新立案复查，把这个事彻底查清。母亲生前说过，小胖绝不会自杀的，没别人，就是他！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你的书里提及很多名人，包括张中行、白杨、小胖姐和这位歌唱家的事，有没有担心会有很多人是带着“窥私欲”来阅读，可能和你写书的初衷相违背。

老鬼:我就是想把我所知道的母亲真实地写出来，没别的想法。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写《血色黄昏》的时候，写到一个细节，我去插队时母亲送我到门口，看到她经过“文革”后变老了，头发有点秃，再版时母亲对我说，你别写我秃顶的事。母亲非常在意自己形象，不愿意让人知道。她年轻时戴帽子，老了一直戴假发。但我想来想去，愣是没听从母亲的意见，还是写到了她的秃顶。我非常固执。我信奉真实第一。

我与母亲

（在杨沫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对母子陷于无穷的对抗与冷漠，而老鬼在母亲去世后又陷于长达十年的深深追思，那种方式在常人眼里也稍显极端:母亲睡过的大床他睡了十年;母亲的几块骨骸被放在鼻烟盒里随身携带，即便到了美国;甚至他还偶尔会穿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一向靠残酷的真实引人注目，写这本书时你感受到那种内心的煎熬了吗？

老鬼:真实有时就是很残酷，经常含着眼泪写，非常痛苦……很复杂的一种心情。如果母亲对我不好，我可以放手写她冷酷无情;可她有时候又对我很好，又不忍心写。我想，写完母亲这本书，再也不回忆过去那些事了，要少活好几年。比如上大学时，风声一紧，母亲啪的就写一封信到系里，说我如何不好管教，如何危险，必要时可以给予处分，当时真寒心呀，感慨自己怎么有这么一个母亲？

三联生活周刊:母亲去世十年，但一提起来，感觉你还是挺难以释怀，你在写这本书时候，仍被这种痛苦折磨着吗？

老鬼:我对母亲的感情十分复杂，因为母亲晚年对我非常好。到现在，她的骨灰盒放在我枕头边，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恨她是我在乎她，依恋她，心里有她。

回忆起童年，有些事我忘不了。小时候父亲打我很厉害，抽耳光、照脑袋打，但母亲从没保护过我，免遭毒打，相反总在父亲旁边煽风点火，让父亲更狠地打，所以我对母亲的恐惧和仇恨多于热爱。母亲虽然伤害过我，可又爱过我，偶尔她也对我特别好，她有时叫一声“波子”，把我叫得心都要融化了，我忘不了她曾手把手地给我洗手，那时我还小，手特别脏，她用刷子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给我刷……但因为少，我记得特别清楚。

天下有各式各样的母亲，我母亲可能就属于有点扭曲的那一类。当时很多知识女性觉得重亲情、照顾孩子，是觉悟低，不革命的。母亲在日记里就说过，带孩子会影响她进步，影响她工作，她生下我后很快就把我送到农村去了，很少想我——其实她压根就不想生我，她日记里写道，说她想把我堕掉，但领导没批准，只好生下来，所以她一开始就不欢迎我。

我也看到网上有人说，老鬼对他妈妈的了解，不及李南央对她母亲的了解（注:指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著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确实是这样。因为多少年来，她很少跟我说她自己的事，我对她的理解是表面的……哎……我知道我不是孝子，但我知道我是爱母亲的。她跟那个从外表到内在都很糟糕的秘书搞到一起，让我瞧不起她，觉得她身上有股邪气。家里的孩子中只有我跟那个秘书当面冲突过，我骂他是“吸血鬼，寄生虫”。

三联生活周刊:你想过吗，如果母亲知道你有这样一本书，她会怎么想？

老鬼:我想她80年代以前，肯定会反对我这样写。但她晚年时，可能会希望我这样写。母亲晚年大彻大悟，非常坦白。其实再伟大，再出名的作家一旦去世都要渐渐被人淡忘，鲁迅、老舍、茅盾、巴金……概莫能外，我要把真实的母亲写出来，这样她就能晚一点被人们遗忘，这是我的私心。

母亲临终前多次喊着我的名字，我的心颤抖了，原谅了她以前对我的冷淡。我家的每一个房间都挂着母亲的像，好像她依旧与我一起生活。并没有任何人要我写这本书，去年我想她去世快十周年了，无论如何要有所表示，就开始写这本书。把憋在肚里的话说出来，心里也舒坦了，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也替她宣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