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得有文化

（文 / 沈宏非）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肺结核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疾病，“从隐喻的角度，肺病是一种灵魂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因“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 ”。

肺病的这种浪漫主义影响力在中国一直要持续到20世纪中叶，桑塔格的生父在中国死于肺结核的10年之前，《小说月报》刊登了博客风格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女主角就是一位患肺病的文学小资女青年。在这位猛女的病中独白里，肺病与爱情、革命、浪漫主义、失眠以及“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以妖精打架的姿态狂热地纠集在一张病榻之上:“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地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

在这种语境里，针对肺结核的“医嘱”就不得不变成了一种反灵魂、反浪漫主义并且极其没气质的隐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我不能，我偏不能─—对“医嘱”的反抗同时又隐喻着对高级精神境界的追求。一旦抵达修辞的彼岸，无非就都是观点角度问题了，比如在同期的政治隐喻里，莎菲女士所患的其实就属于典型的“左派幼稚病”。

21世纪，肺即便仍旧长在19世纪的位置，但是肺病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精神地位却沦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至少在反吸烟广告里，“非典”就更是不堪，癌症和艾滋更是提都不要提了。今天，在人类所能罹患的所有病症里，最有机会担负起“疾病的浪漫主义文艺复兴”之大任者，惟有忧郁症了。

忧郁症之所以有文化，首先是因它不仅像肺一样“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而且更接近“精神化”的境界。更有文化的是，肺病再“精神”，最终也还是不甚浪漫地病死，而据专家表示，若得不到及时的识别和治疗，约1/4的忧郁症患者最终会选择自杀。

忧郁症病因多端，忧柴忧米是忧，忧国忧民也是忧，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进亦忧，退亦忧，直到忧出病来。总之，忧郁症——即因忧郁而病比因病而忧郁来得更有气质、有文化、有深度。就像减肥或不断谈论减肥那样，就疾病的隐喻而言，忧郁症在文化和道德上的压倒性“忧”势毋庸置疑。公开声讨“万恶的收视率”之前，小崔曾在电视上宣布“我得的是忧郁症，重度。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他”。这是哪儿的话?什么歧视，同情之余，景仰还来不及呢。

不过，忧郁症是否真能取代肺结核成为21世纪的浪漫主义疾病，尚取决于对以下障碍的克服。在桑塔格的著作里，不难发现关于肺结核的那些文化隐喻，大多出自19世纪的文学作品。欲借21世纪的主流媒体来传达忧郁症的文化和深度，已经有人开始找上了电视。电视人蔡康永最近说:“听说有人在电视里面找深度，我好诧异。在电视里面找深度，太看得起电视了，太看不起电视没出现前的文明史了。何苦看电视找深度啊？为什么不去看书呢？”

其二，与肺结核比，忧郁症在临床上缺乏像咳嗽那样富有表现力且容易辨识的音效，而肺病之所以能在媒体中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大的文化隐喻，就是因为咳嗽:“一人幽囚在公寓里，没有一个人来，也没有一封信来，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炉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莎菲女士的日记》)。有声电影发明后，有浪漫气质的男女主角但凡有病，不管是不是肺病，一概狂咳不已。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是否也咳成这样，我记不得了(得肺病的是上官云珠的儿子)，但在柔石的小说《二月》里，查到萧老师有一声隐喻性的空灵咳嗽:“清早的冷风吹着他们，有时萧涧秋咳嗽了一声，女孩问:‘你咳嗽么?’‘是，好像伤风。’‘为什么伤风呢?’‘你不知道，我昨夜到半夜以后还一个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做什么呢?’女孩仰头看他，一边脚步不停地前进。‘小妹妹，你是不懂得的。’”

最后一句，很适合向电视要文化的老师们拿来教育“超女”及其“粉丝”。这些老师们近来已不约而同地发现，欲克服使忧郁症成为21世纪最有文化的疾病的两大障碍，光盯着电视要文化，不行，还得对着电视大声咳嗽——“超女”没文化，“超女”有文化，是“民主文化”的隐喻，说“超女”有“民主文化”乃对民主文化的严重误导，才是真正的没文化——字字血，声声泪，都是忧郁症患者们发出的超级男声。

向疾病要文化，桑塔格说有解构作用，能使死亡变得“优雅”，“令人肃然起敬”;向电视要文化，虽不算得与虎谋皮，但容易得病，尤其是忧郁症。向电视要文化，正确态度是得之吾幸，不得吾命;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是得之吾命，不得吾幸。如此而已，反对过度诠释。■ 病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