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奇异的一面

（文 / 小贝）

斯蒂芬·李维特1989年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1994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35岁就在芝加哥大学当上了教授。到2001年他却在转眼之间获得了恶名:他跟人合写了一篇论文，主题是堕胎跟犯罪率的关系，他跟合作者声称，上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的下降应该归因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裁定妇女有权堕胎——而通常认为犯罪率下降是因为经济更繁荣了，警察更尽职了，枪支管制更严格了，老龄人口增加了。李维特的逻辑很简单:本来不想生下来的孩子长大了很可能就是罪犯;堕胎合法化让这样的孩子减少了，因而堕胎减少了犯罪。这一结论到处招骂。保守派很恼火为解决犯罪问题而提出堕胎这样的主意。自由派察觉到了这其中包含的种族优生论的论调。而且，这个乳臭未干的经济学家怎么侵入了犯罪学家的领地？经济学家本应该研究价格弹性、利率、边际效用之类的东西，而不是堕胎和犯罪。“那些东西才能让本科生拿来对付失眠。”但是在堕胎合法化跟犯罪率下降的因果关系问题上，李维特不仅能够在逻辑上自圆其说，还使用统计数据来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1973年之前堕胎已经合法化的四个州，犯罪率下降得也早;堕胎率高的州犯罪率下降得也更多;在其他国家也发现了类似联系。现在，李维特继续他天马行空的经济学研究，写了一本《惊世经济学:一个游手好闲的经济学家探索世界不为人知的一面》。《经济学家》杂志说:“它演示了朴素、老套的经济学到了一个特别好奇而又老练的从业者手里能做到什么。”

在这本书中，李维特大大超出了经济学的传统地盘，转而提出一些出人意料而且看上去无法作答的问题，然后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出跟直觉背道而驰的、惊世骇俗的结论。比如，枪和游泳池哪个更危险？一些家长不让他们的孩子跟家里有枪的孩子玩，却允许自己的孩子去另一个有游泳池的人家玩。统计数据显示，孩子溺毙于游泳池的几率是被枪杀的100倍，因此那样做的父母是不理智的。

1940年前后，一位3K党成员开始向《超人冒险》节目的编剧报料，讲解他们非常孩子气的黑话，编剧悉数写入了剧情中，结果让3K党在公众眼里变得滑稽可笑，大大损害了其威严:3K党（Ku Klux Klan）成员会在很多单词前加上“kl”;他们秘密地握手的方式是“伸出左手，手腕弯曲地像一条跳起来的鱼”。李维特以3K党的兴起为例，说明保密的重要性。他在房产广告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当你将自己的房子交给经纪去销售时，要小心他们在广告中借比较隐讳的词向潜在的购买者发出信息，让他们知道可以以低于广告上列出的价格买到你的房子。“宽大”和“邻居友善”意味着成交价可以降低，“艺术氛围”和“红棕色”则意味着高价。

李维特还从非正规渠道得到了一些素材。一位研究生曾跟一帮毒品贩子一起过过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得到了他们的一个账本，上面记着销售数字、工资、欠款，甚至有向遇难者成员的家人支付的四年期的抚恤金。通过对账本的分析，李维特弄清了贩毒团伙的组织架构——结果是跟麦当劳的非常类似。黑帮老大待遇不错，一年能挣到10万美元。但是在街上卖药丸的小喽罗每个小时只能挣3.3美元，低于最低工资。为了这点微薄的报酬，他们还要冒着高死亡率的危险。但为什么还有人干这一行呢？据李维特的观察，跟其他非正当职业一样，虽然是暴利行业，但是从事贩毒就像参加一场锦标赛，为了得到在顶层放手一搏的机会，必须从底层干起。

《出版家周刊》说:“通过这些实例，李维特指出，经济学从本质上说研究的是人的动机——人们怎样得到他所欲的，尤其在其他人也在欲求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凝聚这些故事的共同信念是，如果说道德体现人们希望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经济学展现的则是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怎样的。现代世界虽然光怪陆离，令人困惑，充满谎言和骗局，但还是可以洞穿、可以把握的，如果能够以新的眼光正确地提出问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