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奉节：一桩雇凶案中的杀机

（文 / 王鸿谅）

罗启辉 

受伤的罗启辉躺在病床上  

林业局长的愤怒

凶案后的第40天，罗启辉带着他缝合了43针的伤口重返办公室。8月30日，面对记者再回忆起突如其来的追砍，他的愤怒远甚于惊恐，“欺人太甚”的羞辱远比伤口的疼痛让他更难以忍受。事实上，从案发后第18天，也就是7月30日奉节警方宣布此案告破开始，罗启辉的愤怒就有了清晰指向——刘斌，奉节县有一定知名度的富翁，警方调查中具备重大嫌疑的雇凶者。

在清醒后配合警方调查的第一时间里，罗启辉已经将怀疑指向刘斌。7月2日，案发前10天，林业局由一名戴姓副局长带队，出动森林警察配合国土资源局行动，炸毁了一座“非法小煤窑”，煤窑的主人正是刘斌。在罗启辉看来，这原本是一次很简单的执法，过后他也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恐吓，至于煤窑老板刘斌，罗启辉说他并不认识，甚至未曾谋面，也“没有必要”打听刘斌的身价底细和资产范围，“以前炸的非法煤窑多了，单单去年就炸了67个”。

凶案之后，虽然两人依旧未曾谋面，但罗启辉对刘斌的了解显然丰富了许多，目前让罗启辉最觉气愤的信息是，刘斌不仅是强力商务有限公司的老板，在凤凰大酒店里也有股份。2003年开始营业的凤凰大酒店在新县城里甚至比政府出资的夔府大酒店更为高档，林业局的重大招待活动，也大都选择凤凰大酒店，“再怎么说，我也算是他们的大客户，就算从私人角度上讲，他(刘斌)也不能这么对我”。罗启辉的愤怒并没有因为刘斌被刑拘而停止，“再也不会光顾那里(凤凰大酒店)一分钱的生意”，果然，采访中他接到重庆市局9月初来奉节召开禁毒会议的通知后，毫不犹豫的让办公室主任将地点定在夔府大酒店。

现在罗启辉会承认，当初决定炸矿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有矛盾”，“不过怎么也想不到能到这种程度”。罗启辉也承认，他并没有与这个小煤窑的相关人员有过任何直接接触，消息从护林人到分管的戴局长一层层传到他这里，最后炸矿的决定确实是他“果断拍板”，但在那之前，他曾经让森林警察大队一中队队长陶强“去打过两次招呼”。陶强证实了这一点，不过第一次因为下雨他没能亲自到现场，辗转托付当地林业站站长了解情况。第二次是6月8日，陶强与林业局产业科和造林科两名科长一同到达开窑现场，当时现场只有两名工人，他做了一份询问笔录，主要包括老板是谁、有证无证、矿洞打了多少米、每米多少钱等几个问题，工人的回答，分别是老板姓刘、没有证、打了40米，每米450元。因为“没有带公章”，做完笔录后陶强给工人下达了一个口头停工通知，内容是此煤窑因为“乱占林地和乱伐林木”必须停工。之后留下了林业局公安科、一中队和他本人三种联系方式，让工人转告老板与之接洽，但一直没有回应，期间林业局并没有补发书面停工通知。直到7月2日炸矿，双方也没有过任何直接联系。

凶杀打破了炸矿后暂时的平静。罗启辉说，在奉节历史上，因小煤窑而发生的冲突并不稀奇，但大都集中在煤窑老板之间，将怒气如此明确指向政府官员并采取如此极端行为的，很少见。但对于奉节县城的居民而言，近两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他们淡忘这桩凶案的记忆，他们显然没有与林业局长相同的愤怒，甚至并不费心去打听谁是谁非，相比之下，那位前段时间神秘坠入梅溪河死亡的经委主任，因为具备了死亡和悬疑的要素更能成为谈资。

千万富翁的身家

奉节全力开发的旅游景点“天坑地缝”  

被称为千万富翁的刘斌现年39岁，早年家境贫穷，民政局工作的父亲因病早逝后，作为家里惟一的男孩，刘斌只读了技校就出来工作，到县电力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工人，很早就停薪留职“下海”，开过卡拉OK，经营过服装店，但并不成功，一直过得“相当恼火”。转机大约在1999年底，刘斌结识了县电力公司的某位实权人物后，开始搞电力安装，仅大半年时间，就积累起了几百万的资产，刘斌的真正发迹也因此被认为是近3年间的事情。如今的强力商务有限公司除了依旧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电力安装业务外，还包括两个小水电站，仅电站员工就达到42人。除了凤凰大酒店的投资，奉节县最大的煤矿之一，草堂煤矿也有他的股份。

在奉节的生意圈里，“从毫无背景的小人物到拥有千万资产”的刘斌并不具备特别良好的口碑，“做事不地道”，“有些不择手段”，“好赌”。有一种评价是相同的，因为幼年时的贫困和十几年创业路中的打磨，刘斌的性格有些扭曲，极端的自卑与自大在他身上矛盾的交织。因为教育欠缺所显现出来的缺乏气质也让他并不能被更多人真正叹服。但不管怎样，刘斌的财富，在这两三年里飞速增长。与电力公司和建委实权人物的交往，让刘斌在移民工程的统建房项目中获得了足够的收益。但在奉节，这并不是最被关注的财富来源，煤矿才是真正意义上把持着县城经济命脉的项目。

当地财政部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奉节每年有8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煤矿，年煤炭生产能力达到400多万吨，居重庆市首位。刘斌参与到煤炭行业中的最初尝试，有据可查的，是2003年刘斌在国有草堂煤矿拍卖之际注资。不过他算不上大老板，草堂煤矿现在真正的主控者是另一名彭姓老板。这显然是一笔成功的投资，因资源短缺而来的煤价飞涨，目前提升到每吨170～220元不等。

独立开矿投资的事情，强力商务公司会计王耀国说，从今年4月开始运作，而王耀国是刘斌之外全权负责此事的人。王耀国并不掩饰他们有自己的“门路”，4月间投石问路从县煤管局打听到的，是“全县2000多家煤窑中，只有107家手续齐全，另有82家正在申办手续”。经历一个多月的前期地质普查，最后选定在兴隆镇清泉村原四社所在的马家湾开矿。这里距离龙桥乡三叉河国有林场直线距离约1800米，包括集体林和私有林。刘斌5月3日与村民代表签下了20年的租赁合同，5月18日和20日，兴隆镇人民政府和县国土局分别在强力商务公司的立项申请书上签字盖章。接下来的程序是等候县国土局送交市国土局报批。但奉节的现实，等候批复时的“先斩后奏”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事情。用王耀国的话说，“有人查就是个事，没人查就不是个事”。

煤炭资源如今的热门，在煤窑被炸之后王耀国说从煤管局了解到的情况中也可见一斑，短短的3个月里“有手续的煤窑增到200余家，正在申办的增到100余家”。刘斌6月开始请人进场施工，他的缺乏耐心似乎也由此可以得到解释。而他抢先画地为牢的这块地盘蕴藏的丰富矿藏也被很多人所看好，年产煤6万吨的估计被认为只是非常保守的数字。根据王耀国的计算，如果无法复工，在马家湾煤矿的开发上公司总计投入的37万余元的资金就等于“打了水漂”。刘斌气急之下打电话给有生意往来的黄超，愿意出钱找人“给罗启辉一个教训”。根据奉节县刑警大队队长段容志的说法，从事建筑的黄超“手下有一大帮社会人员”，黄超寻找到湖北恩施的社会人员叶翔，7月6日，叶翔指派3名杀手来到奉节，7月9日，刘斌派公司人员邱进带领两名杀手到罗的办公室外认人，7月12日，凶案实施。目前，涉案的黄超、刘斌、邱进三人已被警方正式刑拘，其余案犯尚未归案。

马家湾的现实

村民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显然比不上煤窑所带来的改变  

奉节的煤矿大都在深山之中，砍伐、矿渣、粉尘、污染，这一切都是远离县城的。县城里惟一会因煤矿生意刺激而改变的，只有物价和娱乐场所的数量。

马家湾的位置同样偏僻，从奉节新城主干道夔州路出发，到10公里外老县城的桂井渡口搭可运送车辆的过江轮渡到南岸，接下来是大约90多公里的盘山路，因为奉节全力开发的新旅游景点“天坑地缝”正好位于去往兴隆镇的必经之地，政府出资修建了一条很体面的公路，虽然依旧地形险峻，但路面十分平坦，使得这段行程耗时得以大大缩减。这条公路延伸到兴隆镇作为尽头，而兴隆镇依靠的也正是“地缝”景观的旅游。800米的主街两侧林立的都是饭店、小旅馆、按摩房和洗浴城，经营的业主身份也有共同点，他们与镇政府的官员们多少都能扯上些关系，而这些关系的“价值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店面的体面程度。

到达兴隆镇换乘越野车前行4公里方可到达清泉村。崎岖的山路在玉米、魔芋、南瓜之间延伸，山路尽头是老支书姚华朝的家。他的儿子姚建红算得上村里的能人，在村里没有改社合队之前，他是原二队的队长，之后外出打工，先后在草堂等大煤矿做过“管事的”，刘斌的煤窑施工期间也是交由他看管。煤窑的选址在从未开发过的山林，去往那里需要20分钟，路上并无任何明显标识，叫不出名字的大片野花和坠落其间的野果也表明，这里一直未曾被打扰过。

目前矿洞开挖了近百米，矿渣被雨水冲刷下来，堆积成一个陡坡。在姚建红看来，这根本算不得破坏环境，山里平时根本没有人来，而刘斌是“带来了资金的大老板”。清泉村惟一的财富，是1982年包产到户后他们获得的部分山林的林权证，以及如今仍作为集体财产的更大一部分山林。村民种植的经济作物烟叶和魔芋，一年下来能带来的收益有3000元就算到了顶，而玉米更多是用来喂养牲畜和糊口。以前还能在报批之后砍伐一定的木材，2003年之后，这里作为天然林保护区的禁伐林，已经不可能从林业局拿到砍树的批文了。但村民们似乎并不清楚这一点，在姚华朝的计算中，二队23户82个人拥有的这片山林，就算每年砍100方，也可以砍上30年而不秃。

但这样的收益显然比不上煤窑所能带来的改变。马家湾另两片山岭中还有两家煤窑，历史都可以从80年代追溯起，手续齐备属于合法煤窑。两个老板一个姓邓，一个姓余。村里的男人有本事的都在矿上打工，工钱记件给付，每吨煤50元，平均每人每月收入约为1800元，足以让他们在当地能够挺直腰板。在这些村民看来，有人出资在自己的山头挖煤矿简直是“天上掉元宝”的好事，不仅可以分享每亩3000元的土地租用金，各家地头的“青苗”补偿金，还有“挣大钱”的就业机会。刘斌的计划因此在清泉乡没有遭遇任何阻力，兴隆镇政府在批文中甚至如此表示：“如马家湾确有煤炭资源，能得以开采是好事”，惟一的担忧只关乎水源：“此处涉及兴隆场镇水源、清泉河源头，要求业主务必慎重。”

煤矿老板邓朝安是跟着当初做村支书的父亲走上这个行当的，1985年开矿以来，在当地的口碑不错，说他“富了不忘本”，还能乐意做些顺路捎带乡亲下山的小事。在他的记忆里，煤价的逐渐上浮是有阶段标识的，80年代初每吨10元，90年代初跃至每吨60元，2002年突破百元，2003年涨到130元，今年更是月月看涨。1998年底，考虑到老矿洞的煤产量基本告罄，邓朝安在第一个矿洞下面不远的位置凭经验开掘他的第二个矿洞，这次幸运并没有伴随他，5年过去，新洞子打进去了600多米，前后砸进去60多万元，连煤的影子都没看到。不过他并不打算放弃，他说再打70多米，过两个月就能出煤了。矿上的十几个工人显然与他有着同样的期盼，否则他们只能回家，守着烟叶、魔芋和玉米，或者远离家乡，去往其他煤矿。

“诗城”奉节的蜕变与困惑

奉节老城的小部分建筑、狭窄的老街以及爆破后的断壁残垣  

相比单纯依靠“诗城”典故所能带来的旅游收益，三峡工程毫无疑问是奉节城市化进程中的最佳机遇和最强动力。从一个只有6.8万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比重7.3%的县城，要发展成为2010规划中与永川、开县等7个城镇一样，城市人口为20～30万的地区中心城市，奉节的改变必然是翻天覆地的

二期水位线上的奉节老城还保留着小部分建筑和狭窄的老街，里面的居民伴守着江边爆破后的断壁残垣，掰着手指数着离家的日子。出租车司机丁国胜的家就在那片废墟里，他也会有些留恋，但相比“破衣烂衫”的老城，他更喜欢“熨烫得笔挺”的三马山新城的新家。

新县城曾几度选址，最初定在距离老城较近的宝塔坪，也兴建了一系列新房，但最后又改在距离老城10公里的三马山。三马山地势陡峭，少开阔地带，曾经是奉节最穷的地方之一，用丁国胜的话说，“那里只有红苕(红薯)”。历经七八年的开发之后，三马山的永安新镇已经成为奉节最繁华的地方。而某位大老板级人物抢先在宝塔坪修建的那个四星级别墅式豪华酒店，则面临着严重亏损。主干道夔州路是新城最为平坦的地段，主路行车，两旁预留了足够的步行地带，铺以彩色地砖。沿街密布着林立的高楼，一层是店铺门面，上面是商品房。从西往东，地税局、医院、建设银行、中国电信、外贸公司等效益好的体面单位占据着临街最好的位置，上面修建的则是单位自己的家属房。这个路段的低价从600至1000不等。

政通桥将夔州路分隔成东西两段，桥东是最繁华的商业地带，交通转盘的开阔地带修建了休闲广场，囊括了超市、服装和美食城洋洋百货是广场上最气派购物场所，弧形透明玻璃的外形在夜间几乎成为广场最具魅力的夜景，并不比任何一个大城市的中型商场逊色。这里的商品标价同样并不比任何一个大城市逊色，尤其是服装，动辄数百元的标价足以让初来乍到者咋舌。就是路边上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店，一套700多元的裙装在店主看来也“实在不算贵”。5元起价的廉价服装小店也穿插在商业街的店铺中，彼此突兀却又共处得天经地义相安无事。美食、洗浴、按摩同样是商业街上颇为壮观的组成部分。“我们奉节人就是讲穿、讲吃、讲玩”，店铺老板、出租司机和普通居民给出的答案惊人相似。街头显现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从着装上甚至区分不了奉节与重庆的差异，这也成为奉节人说起来很自豪的一点。对于谁是奉节最有实力的消费群体，店铺老板们有这样的区分：做煤炭生意的老板、“有实权的公务人员”和“单位效益好的少数人”。

县城的交通总是很繁忙的样子，现有140多辆出租车，除开20多辆最早自己领取了运营证的“私车”，其余统归奉节县城著名的太和集团，这个集团同样下属着矿泉水、酒店、餐饮等多项业务。丁国胜是最早的这20名幸运者中的一员，他每月的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他能有这样的幸运，是因为父亲一直就跑运输，从码头船运到卡车，怎么也积累了一些“资源”。而那些在太和旗下的同行，租用公司车辆的每月需交纳4300元管理费，而自己出车借用公司旗号的，则每月交纳1800元。

绕开夔州路，奉节作为小县城的脏、乱、俗在每一条坡度不一的巷道里显露无疑。露天的廉价火锅、贩卖生冷熟食摊贩的小车和担着水果叫卖的身影，共同组建成奉节最典型的农贸市场和美食街。这里的生意也每天都出奇地好。而更为集中的民居，在距离夔州路更高的山顶。地税局旁边有一道绵延的石梯，拾阶而上大约30分钟，可到达一片相当集中的居民区，能抽签抽到这里，对从老城搬迁上来的普通居民而言，还算是一种幸运。更多的人只能在远离夔州路更陡峭更边远的地方选择。迁居的补偿标准是固定的，每人8000～9000元，按老城原有房屋面积一对一的补偿，若要增加面积，必须花钱购买，优惠政策按人头算，每户每人有5平方米的特价指标，每平方米450元，其余的则按照每平方米750元购买。家庭之间拥有的住房面积和房屋的数量，在这样的转换间不知不觉的发生着显著改变，“一下就像隔了几代人”。

南岸明堂镇锅厂村60岁的李美银老人去年开始到江北的新县城打工，他每天肩抗着一条粗糙的条凳爬着不同的石阶，去到不同的居民区帮人磨刀，每把从1元到3元不等，生意最好的时候能磨上20把。他住在夔州路附近租来的民房里，四个人一间，每月30元。他说村里有好多人都跟他一样出来了，没有什么本事，只能卖苦力，奉节码头上每逢有车停靠或者有船泊岸，立刻鱼贯而来一群衣衫褴褛的“棒棒”。虽然要价只有几块钱，但能揽到活还是要靠运气，即便一天的穿梭往返，码头3元一份的盒饭对他们而言，还是太奢侈了

到奉节最便捷的依旧是水路，但等到三期水位的时候，白帝城就将成为孤岛，作为长江三峡旅游线路中曾经繁华的一环，当年的老县城的确获得了极大收益，游客从县城的老码头下船，被热情的司机吆喝着以30元的价格拉去6公里外的白帝城，之后返回、住宿，翌日启程。而现在，这条线路中的游客直接在白帝城码头上岸，匆匆游览之后再上船，只是在逆水而上的途中匆匆扫一眼奉节新城，而那些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则将这座发展中新城的种种以最美丽的形式包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