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我不能

（文 / 沈宏非）

电视媒体的记者和主持人在本届奥运期间的口头表达，已遭受全民之口诛笔伐。就访问而言，我相信奥运期间最不靠谱的一次，乃北京某报对本人的访问——记者问：“你最爱看哪一个奥运项目？”说时迟，那时快，脱口而出的竟是“体操”二字。

不靠谱的并是不是记者而是我。是啊，为什么我最爱看体操呢？说实话，这种事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然而我就是真的爱看，不但凌晨两点开始的直播场场不落，就连手心擦过镁粉之后谁爱以口水吐而和之，谁惯用瓶装水滴而匀之，皆难逃我发红的法眼。但这一切究竟又是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问“为什么不？”最起码在好动而躁动的青春期，对于观看体操一事，我自动采取的一直都是后一种问法。虽然我国体操运动员、尤其是女子体操运动员在70年代所穿之体操服比现在要保守得多，但所幸尚有罗马尼亚或阿尔巴尼亚等欧洲盟友热情奔放的友情出演—上述供词，主要系受到季羡林老师在青春日记中关于“看女生打篮球就是看她们的大腿”之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感召。尽管在境界上相去甚远，我依然倾向于认为，季老之坦白，第一是出自新青年对心灵自由的卢梭式尊重，第二则透露出老学者对西式体育的儒家式不屑。而今听雨僧庐下，即便大小媒体在本届奥运期间又不厌其烦地让我知道了“体操”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其实就是“裸体”的同义词，然而，此一知识对我来说已无任何意义。不要问“为什么？”问“为什么不？”今天的答案显然就是“我不能”：在诸项奥运竞技项目之中，唯体操为“我不能”者——广播体操除外，而且只限第五套，另现播出来自黑胶唱片的配乐。

因“我不能”而爱看体操，并不意味着其他项目上的“我能”。事实上，若某一竞技项目越能令人相信“我能”，爱看者便往往越是众多。足球之所以被公认为第一好看，皆因人人都自信能够成为专家，场上二十三条汉子狼奔犬突之际，孰不知观众席上几万名亢奋者之中，有一半人坚信在排兵布阵或换人问题上自己比教练高明，另一半则坚信若换自己下场定能踢得更好。不仅人人都信“我能”，足球比赛习惯性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结局，尤令世界各洲、各国、各族群也都机会均等地自信“我们能”，人人都如此看好自己，足球想不好看也难。

因“我能”而热爱与因“我不能”而迷恋，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代入”的作用。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腰既弯不下也伸不直的废人来说，观看顶级体操赛事时的心理感受虽大体上以“老尼姑看嫁妆——下辈子的事了”为基调，但在某种程度上似有助于以“他能”或“她能”来消除“我不能”的心理阴影，重振我对人类的信心。也不妨将我看体操之情景设想成这样：一只全聚德的鸭子正伸长脖子观看电视里的唐老鸭，压扁、拉长、抡圆，squash and stretch，上窜下跳，无所不能，匪夷所思之际，我虽不能，但能不连呼过瘾乎？

18世纪末兴起于德国的以“杨氏体操”为主流的现代体操，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有为有守的好国民”，古希腊时代的战争功能退居其次，体质和仪态第一(《特洛伊》里的战士互掐起来就很有体操的感觉)。普鲁斯特写道：“(19世纪初的法国)社交界人士在向别人介绍他们不相识的年轻人优雅地伸出手来，或者是别人为之介绍的一位大使不卑不亢地躬身时，那直是一种基本的体操动作，在不知不觉之间，渗透到了斯万的整个社交生活中。”这种“渗透到整个社交生活中”的“体操动作”，即粤语“有形有款”，上海人讲的“有台型”。在我看来，体操的最为迷人之处，就在优雅的姿态以及人体所能达到的最优雅或更优雅的姿态，在这个意义上，李宁、霍尔金娜，堪称偶像。即便“从器械上掉了下来”，也是Falling with style。

中国体操队兵败雅典，圈内人士分析说：“中国体操队的训练模式、发展理念已严重落伍。教练根本不重视增强选手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气质内涵的培养，他们只把体操当作一项争金夺银的竞技项目，一味强调上量苦练，一味冒进增难度。”在我这样的圈外人士看来，“上量苦练”、“增加难度”不仅无可厚非，“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气质内涵”的说法，更有把“杨氏体操”汉化为以“杨式太极拳”的危险。中式体操如太极拳和“五禽戏”者，姿态上也讲究程式化的优雅，但本质上是求“孤”的、非社交性的，不太把人当成“东西”来练的，即通过外在引导追求内省，内在美，养的是浩然之气。只要把“气”养足养好了，建立了内在的“我能”，外在的“能与不能”从此便百无禁忌。举目四顾，颇感举止如“五禽”甚至“三鸟”者比比皆是，有“戏”的却实在不多。每当我在某品学兼优人士身上看到这番景象时，对“才人无形”之恨便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恨才人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