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杨永明与西安彩票案

（文 / 程义峰）

2004年3月26日，由陕西省体彩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杨永明(右一)作为工作人员向媒体说明情况  

新华社5月9日发出的一则消息称：“西安市公安机关现已初步查明，3月下旬在西安市进行的体育彩票发售过程中，由于体彩管理部门用人失察，监管不力，给委托发行人杨永明造成可乘之机……骗领了三辆宝马车。”

很多人对32岁的浙江人杨永明的印象是：谈吐得体，精明写在脸上。“对杨永明最准确的定位是商人，这是他最大的本色。”与杨永明有过接触的陕西《华商报》记者李克说。

几位陕西律师毛遂自荐为当事人刘亮讨回公道，律师团成员毛先生说，在对此案调查的时候，媒体的网络优势和律师的缜密思维实现了完美结合，但由于种种原因，调查时常陷入僵局。幸运的是，一位来自彩票行业的司机自曝内幕，才使案件有了本质突破。

记者试图与那位神秘司机取得联系，但毛律师说：“请原谅，我必须遵守我的诺言和做人准则，很多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的联系方式。”

李克说，杨永明在浙江出生，陕西长大，虽然直到26岁那年才开始介入陕西彩票业，但他善于钻营，短短几年间已经积聚起千万元以上的财产。“他与彩票中心如何实现合作，还是一个尚未揭开的秘密。但大背景是，彩票业目前还没有立法，也缺少严密细致的游戏规则，在这种行业失范下，杨永明超越常规做‘生意’，敢于大胆造假，黑箱操作。”

彩票案主人公刘亮的父亲刘耀利对记者说，今年3月23日刘亮摸到大奖，在领取宝马车未果后，他曾和刘亮大伯及几个亲戚去讨说法，见过几次杨永明，杨“当时百般推诿，说要和我们讲道理。我们曾经推测，这个彩票发行活动是(西安市)新城区搞的，或者由个人承包，没有想到最终我们猜对了，所以听说承包商被拘留的消息，我们一点也不意外”。

李克介绍说，在西安彩票业，杨永明算是比较“成功”者。特别是做“即开型”彩票发行，在西安市的名气很大。其获得的承包金额，从2003年的1500万元，上涨到2004年的1800万元，今年杨永明还成了省体彩中心“即开规模彩票”的销售主管。“如果是对彩票做简单的代销，做假的空间很小，国家财政部虽然规定不允许彩票承包给个人，但对彩票发行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记者调查了解，约一个月前，杨永明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曾主动跑到陕西某媒体接受记者采访，用3个小时说明自己没有做假，而且“可以用人格做担保”。

“全国各地市民政局、体育局经营‘大奖组’十有八九是亏的，所以要交给承销商去担风险。”彩票专家程阳说，“承销商凭什么会承担这个风险?很简单，因为可以获利。”

毛律师坦承，如果没有那位神秘司机的勇气之举，揭开黑幕将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话又说回来，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讲，即使没有那位司机的曝光，即便体彩中心不能还原真相，至少也应该为刘亮兑奖。”出言谨慎的毛说，“承包是要有资质的，但事实证明杨永明没有这个资质，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杨永明就涉嫌伪造假公证书，冒领一笔20万元的大奖，一个有作假前科的人在四年内居然被有关部门如此信任。我认为，涉案的有关部门存在着严重的渎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行为。”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彩票管理中心的最新消息说，作为职能管理部门，彩票管理中心将“以西安彩票作假案为契机，着手对全国体育彩票的发行进行治理整顿”。

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段博更愿意用“局部总爆发”来形容这次事件。他说：“无论从媒体的关注度，还是从社会反应程度，对中国彩票业而言这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毋庸置疑，这次‘局部总爆发’对中国彩票行业将产生深远影响。”

郭小洁分析说，西安彩票作假事件，反映出我国彩票发行和管理还存在诸多漏洞，包括发行环节、人员素质、行业监管等方面，这些漏洞被利用，遭殃的是国家和广大彩民。“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形象上的损失。”

研究我国彩票业多年的新华社资深记者李贺普说，近年来，我国发行体育彩票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去年我国的体育彩票发行额达到200亿元，其中60亿元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缓解了体育事业资金缺乏的局面。但由于从省到县都有专门的发行管理机构，点多面广，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违规行为。问及《彩票法》迟迟未出台的原因，李贺普说：“虽然彩票具体涉及的只有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两个部门，但每个法的制定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彩票在我国还算一个新生事物，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有一定的难度和时间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