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哪儿听相声

电视曾一度是相声面对观众的最便捷也最宽阔的康庄大道，然而，当春节晚会上的相声越来越耳不忍闻，当《曲苑杂坛》的收视率节节败退，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界发出一片“相声低谷”的惊呼声。其实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在意相声是否低谷，只在意哪里才能听到相声。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曾经说过：“只要有了场合、观众、段子、音响、情绪这十个字，相声准错不了！因为相声的生命力，正存在于普通百姓发出的最粗俗的笑声中。”

电视相声时代”的来临，让相声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更直观  

北京：“剧场相声”VS“电视相声”

2月28日下午6点15分，北京宣武区80岁的洪老先生穿着一身整齐的蓝布大褂，拄着拐杖，在儿子搀扶下，颤巍巍地走进东城区文化馆4楼的剧场。15分钟后，剧场里开始拥挤，7点整，500个座位已经无一空闲。

自从2003年10月，东城区与相声界携手推出“周末相声俱乐部”：每周六晚7点半推出一台全部由专业相声演员甚至相声大腕出演，票价仅20元的相声大会之后，这种场面每周六都会出现，每场的票经常在上周就已售空，观众来自全北京四面八方。

对于35岁以下的青年观众来说，“到剧场听相声”多少有点陌生。但对于50岁以上的人，“去剧场听相声”曾经是那么天经地义。

年逾古稀的汪宝琪老人曾是北京曲艺团团长。他还清楚记得“文革”前北京城里相声演出的情景。那时北京有好多相声演出场地，比较出名的有前门迎秋曲艺厅、“广德楼”，以及早些时在西单商场二楼的“启明茶社”。当时的剧场是真正的大众娱乐场所，计时收费，进门时发张小纸条，上面记着时间，出门再记下时间，每10分钟收2分钱。前门火车站边的剧场还承担着“候车室”的功能，许多旅客常在等车的时间跑到剧场里听一场相声。此外，庙会、天桥、护国寺、白塔寺也是相声艺人聚集的地方。

汪宝琪老人认为，当时相声剧场的遍地开花至少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广大市民有了消闲娱乐的去处；二是很多青年演员和相声作品有了磨练机会。相声界有句行话：“一遍拆洗一遍新”，说的就是相声段子要在面对观众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而许多当年在迎秋曲艺厅驻演的青年演员，如今也成了相声界的大师，比如李金斗的师傅赵振铎。

广播也是当时大家听相声的重要途径。1953年中国广播说唱团成立，汇聚了郭全宝、刘宝瑞、郭启儒、侯宝林等名家，许多经典段落通过广播为大家熟知。影响到相声创作上，就是格外重视相声的语言技巧，舞台表演的成分越来越少。

“文革”期间，相声剧场纷纷关闭。1981、1982年曾经恢复过几个剧场，但很快，“电视相声时代”来临，这些剧场在观众不足、票价不稳的情况下先后关闭。

1984年，相声大师马季在春节晚会上表演了著名的《宇宙牌香烟》。从此，相声找到了另一个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更直观的传播渠道，一直到90年代中期，相声在春节晚会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姜昆、冯巩、牛群等新生代相声演员依托电视成为明星，而他们在春节晚会上推出的节目如《虎口遐想》、《电梯风波》、《楼道曲》等也成为经典之作。受电视节目时间短、直观性强的影响，另一种相声创作趋势也悄然出现，那就是在相声中加入更多戏剧表演，尽量简化相声本身的铺垫过程。

1998年春节晚会上，牛群、冯巩演出了《坐享其成》，冯巩将“洋车”这一大型实物道具拉到了舞台上。这一举动也一度被视为是相声“异化”的标志。更有人撰文认为这实质上已经是喜剧小品，甚至认为，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形式改革对相声来说或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相声更加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节奏、适应电视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对相声语言形式的忽略也使观众发出了“相声不好看”的抱怨。相声段子的迅速折旧，稿费微薄，人才缺乏也使相声质量日见滑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声界提出了“相声回归剧场”的主张。2001年9月，中国广播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与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等公司联袂在民族宫大剧院连演五场《相声欣赏晚会》，场场观众爆棚，这是回归剧场的开始。2001年11月，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长安大戏院上演，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相声界让相声回归剧场的决心。2002年正月的《“破五”逗你玩》、秋季的新编相声剧《明春曲》和岁末的《传统相声欣赏》被称之为回归剧场的发展。2003年，先是姜昆的《明春曲》梅开二度，再是杨氏父子的《疯狂短讯》火爆京城，岁末年初，民族宫大剧院更是举办了十余场相声晚会。2003年10月，在相声演员宋德全的提议下，“周末相声俱乐部”在东城区文化馆成立，为“相声回归剧场”活动填补了平民市场的空白。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上演，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相声界让相声回归剧场的决心  

天津：茶社相声

在天津，“去哪里听相声”似乎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旧时天津的演出场所并不多，除在茶馆、杂耍园子演唱外，主要还是在街头和庙会“撂地”卖艺。相声“撂地”的发祥地就在天津南市“三不管”。

解放后，“撂地”做艺逐渐消失，天津的茶社、文化馆成为相声演出的主要场所，并一直延续下来。目前天津最出名的相声茶馆有两个：荣吉大街的燕乐茶社专演传统相声，是相声大师马三立生前说相声的地方，如今是侯宝林弟子黄铁良和马三立弟子尹笑声领衔的天津众友相声团的演出“基地”。一张票6块钱，可以从门口大妈那里领一暖瓶热水和一个放了茶叶的茶杯。台上演员说得起劲，台下老观众自得其乐在台下接台词抖包袱，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可谓“古风浩荡”。众友相声团团员佟守本介绍说，相声界把场合分为四种：剧场、茶馆、镜头和体育馆，在剧场演出，要求声调要高，动作有表演性；在镜头前演出，段子要短，语言要准确精练；在体育馆这样的超大型场所演出，就只能靠大幅度的肢体语言了。相声演员最好的演出场所就是茶馆，和观众近，亲切，眼神能找到观众。

新华路上的名流茶馆环境较好，票价也稍贵：10元。这里主要演出的艺术团是哈哈笑艺术团，演出的内容明显更贴近现代生活，来这里的观众80%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舞台上常常会出现20岁以下的年轻演员逗哏，老演员捧哏的情况，哈哈笑团长宋勇介绍，这是相声界培养年轻演员的传统方式。茶馆的负责人于女士介绍，1999年以前茶馆主营曲艺，相声只是点缀，但没想到听相声的人越来越多，到如今相声演出的收入占了全部营业外额的2/3。目前，哈哈笑艺术团在这两个茶社每周演出七场，收入和茶社三七分成，每个演员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在天津曲艺界属于“高收入阶层”。

湖南：歌厅相声

20世纪30年代，相声演员开始到南方跑码头，将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带到了南方。1999年，来自湖南的奇志、大兵走上了春节联欢晚会，让观众领略到南方相声的漫画化、俚语化、滑稽化的独特魅力。

天津商人宋先生曾多次到长沙跑业务。长沙的歌厅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到长沙，他都要专去歌厅听相声。他说在自己眼里，歌厅与臭豆腐一样是长沙的特产，值得去好好品味。在长沙，歌厅的功能由最初的单纯休闲已经慢慢演变为商务洽谈、集会、交流的场所。原有的观众群也从个体老板扩展到普通大众。长沙的歌厅文化是一种以广大百姓为受众的“逗乐文化”。主持人和演员们用口头语言或肢体语言，把市民们身边的现象和生活中的幽默用“逗乐”方式表达出来。

相声界称这种在歌厅演出的演员叫“欢喜虫”。湖南的“欢喜虫”似乎更勤奋，奇志、大兵在成名前一年演出1000场，平均每天跑3家歌厅。而歌厅这种环境，也使他们的创作取材于市民生活，加入大量俚语，树立了一种独特的相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