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新北京

（文 / 施武）

龙应台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台北为官三年，现在全身而推，大家一直关心她如何坚持她的知识分子立场，如何实践两种不同身份的作用，进而构成对城市文化建设的推进。7月22日，趁她到北京的机会，在美惠大厦有一个小型座谈会。座谈会本来围绕城市文化建设的讨论，后来话题集中在对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辩证。

针对“新北京”这个最初的口号，建筑专家张永和、周榕首先都评价怎么“新”。本来“新”在中国的时间概念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在建筑传统里，拆和建没有那么对立。大概是因为有了别样的文化形态进入，才成为需要权衡选择或追求的问题，杨东平举例上海的口号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在“新北京”这个很抽象的口号之后，进一步有了“绿色奥运”的收缩，但依然抽象。而且在张永和看来，在对绿色的追求下北京要求有30%的绿地，结果会导致城市的郊区化，现在北京已经渐渐形成一种“不城市”的面貌。那么我们的城市规划部门是否有一个完整的城市模型呢？现在有了“人文奥运”的说法，但大家依然不能清晰地了解它的具体含义和相关的规划。

龙应台好奇那个老北京在清朝是怎么规划的，张永和说，原来的北京其建筑元素只有一个，就是四合院，在这个基础上把大的街道拉出来，中间有一些胡同。建筑都在这个元素上根据收入有一些变化，所以怎么建也建不乱。现在我们把全世界最刺激的元素都拿来，就成奇观了，但是不一定让这里的生活变得舒适方便。而且周榕说，前苏联曾对北京的巨大影响也是一个依然在起作用的因素。苏联的道路格网距离是500米，北京的路口也是这样，一般是600米，甚至有800米的。格网大，道路就宽，占地比例就大。北京原来的道路占地是1/6，现在几乎到了1/4，既不方便又容易混乱。而欧洲比较常见最大是200米，这样城市的临街面多，城市有活力。

比较乐观的消息是，杨东平说，今年4月，北京南池子改造因为有违世界文物保护有关“完整性”的基本原则，而引起广泛关注，这无疑会使决策部门重新思考类似的问题。

专访龙应台：我们的城市在哪里？

龙应台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能总结一下，做台北文化局长时，你的基本立场吗？

龙应台：市民主义。我强调说，政府存在的本意或初衷是为人民服务的。做知识分子时更多的是在讲观念，做官员时候就变成实践了。我的权力就是纳税人因为信任你而把辛苦赚来的钱放在你手上，我当时手里有16亿台币的预算。要怎么合理公正而且有前瞻性地重新分配它，这是对一个官员品质的考验。你是不是有长远考虑，是不是只照顾这个城市的少数阶级，或者只照顾到声音特别大的群体。这就是要考察决策者的知识和智慧，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知识，这知识就是有专业水平的调查研究，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口，人口结构怎样，消费能力怎样。他们爱看什么戏，平均花多少钱买多少书、多少报纸，他们的时间怎么分配。在这个调查基础上对资源的分配才可以评价是否合乎正义的分配。在市民主义这个立场上，做官员时和我以前做知识分子时是完全一致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到过你好像有一个五四的文人灵魂。

龙应台：1949年以后去台湾的文人，国民政府的教育中是相当重视传统，五四不是打倒传统吗？我说，它的传统是连打倒传统都是一种传统了。所以50年代出生的人是非常受胡适之、罗家伦、蒋梦麟、傅斯年这些代表五四精神的人的影响，这种传承就不稀奇。在今天，五四时的问题在哪一个华人城市里不有效呢？也许问题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但核心问题并没有太大差别，就是传统如何衔接现代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分析台北的城市文化时说过，民族文化会淡化，城市文化在兴起，而这是个全球化的问题。

龙应台：现在北京人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城市人口和城市软件和硬件的配套问题，跨国公司和经济竞争所带来的对当地文化的冲击，西方的成品饮食对传统饮食的冲击。这些问题完全不是北京独有的，也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它们和吉隆坡，和阿拉伯世界、芬兰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尤其是跨国企业的笼罩，那些民族之间的文化分野本来就淡化了，渐渐突出的反而是城市之间的区别。民族特色也还会有，比如北京和上海，因为都是中华民族的，所以他们有一些共有的特色。但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有巨大的差别，在某些方面上海可能和伦敦更接近，而这种接近就不是用民族文化来涵盖的了。

城市一定是在竞争的状态下，做官员就要知己知彼，就应该知道在他的城市的历史脉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什么起点，每个城市的起点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所有城市在同一个起点上，朝同一个目标，零这头是传统，那一头是现代。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终点绝不应该是那一头，应该是中间——传统和现代的中间，用现代的精神和手段来保存自己传统中最美好的部分。比如，我刚在新加坡讨论这个题目，就想拿台北和新加坡作比较。

北京和台北，北京有那么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坐飞机去台北和去北京，在路上的感觉都不一样的。往北京飞的时候马上就有非常多的联想，明朝、清朝的很多故事，后来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很多事情，非常丰富。这是像北京这样的古城非常大的资产，它和伦敦、巴黎的背景不一样，起点和方向就不可能和伦敦、巴黎一样。尤其在全球化席卷而来的时候，如何用现代手段保存自己的资产和特色，而不是取代它，它就会变成这个城市的竞争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知道你在三年中对保护古迹下了很大工夫，台北不是更应该在现代化的方向上努力吗？你这样做怎么想？

龙应台：在保护古迹方面我的确是天不怕地不怕，我把台湾银行都列为被告，因为他没有把我指定的古迹保存好。还有土地银行一个旧的大楼被我指定为古迹，他告到法院，说这个地方不应该被指定为古迹，结果法院判他胜诉，这就意味着他当天晚上就可以拆除。我当天晚上开紧急会，在判决书下来的同时重新指定它为古迹。最后保存下来了。

你问为什么如此强悍？跟大陆的很多城市比，台北的历史确实很短，但我觉得历史短越要敝帚自珍，才会有累积的起点。我希望台北人学会尊重它的历史，将来人也才会尊重你目前在创造的历史。第二个理由是，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身世，它的履历，都像一本小说。北京是一本非常非常精彩的小说，书还没打开就让人有各种想象。上海虽然历史短一些，也有自己的传奇。而台北没有自己的累积，是个新兴的城市，身世单薄，甚至不成其为小说。但是我想台北作为城市不长的历史，加上它所处的海岛地理位置，可以是一本虽然小也很精彩的书，但是里头的人不知道这其实也是资产。我想让这些历史可能不悠久的古迹一个个活起来，让这个城市开始创造他自己的传奇。比如，台北之家，本来的美国领事馆，荒废了20多年，现在变成了台北最热的一个点，历史就因而恢复了。在这三年里，我让台北修复开放了二三十个这样的老房子，重新利用它，让它们活起来。因为我觉得古迹是恢复共同记忆的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这又和城市的国际化有关，你说台北有很多表面上的国际化现象，你的解释是什么？

龙应台：我看国际化的标准是，这个城市里的市民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的知识有多少，关心的程度是什么样，为什么关心，是不是只是为了解释自己，对于接纳外来影响的态度是什么。并非什么来了都接受就叫国际化，而是要有开放的态度，对事物有理性的判断，同时也懂得用国际的语言和方式推销自己。台北对国际的事情非常不关心，也不了解，以它的历史和地位，它承担不起不国际化的后果。台北不够国际化也有历史的原因，国民党戒严38年，造成它是一个内向的社会。弄棵圣诞树就能学来开放的心态吗？从社会学上你可以解释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但不能作为文化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