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女秘书

（文 / 沈宏非）

我有一个梦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古代的书生，因为书生通常会有一二书僮，最关键的是，就中国古画上所见，那些长得眉清目秀，而且在身高上与读书人完全不成比例的书僮，看上去八成都是女的，那叫一个威风。书僮的身份，大概相当于现在球场上的杆弟。即便如此，绿茵场上亦鲜见美女杆弟的芳踪。

长大以后(如果一定要给“长大”找出一个具体的转折点，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终于弄清楚书僮的真实性别”这件事，应不失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指标)，我大幅度修订了以上的梦想，书僮的角色为女秘书所取代——尽管在性别问题上我的执著显而易见，但是这个梦想后来终究也渐渐沦落为一个念头，之所以会搞成这样，可能是由于我对“女秘书”这个角色长期以来都抱着某种不正确的认识。比方说，在80年代以前，我一直相信女秘书都是坏人。这是因为那时候我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女秘书，所见者皆为国产黑白影片里的“国军”女秘书：歪戴船型帽，露出大波浪，紧身小夹克，还夹个文件夹，小浪蹄子们，动不动就一屁股坐在长官的大腿上办公。这种坏蛋想必也应归类为“有趣的坏蛋”，然而，不管有趣没趣，就我个人的“发展”现状来看，这辈子大概是壮志难酬了——除了早些年曾经拥有过一个号称是“秘书台”的call机，就是近几年时不时有一些朋友让他们各自的女秘书打电话约我出来吃饭。因此，当我在报上读到四川颁令禁止“为男性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的报导时，心头便自有一番悲喜交集。

个人的悲喜并不要紧，值得重视的是，直到今天，女秘书仍然未脱其“有趣的坏蛋”的基本角色。以下是新近收到的一个段子，题目是《一把椅子》：女秘书正坐在总经理腿上的时候，总经理太太突然出现在门口，总经理立刻严厉地对女秘书说：“总之，无论多么困难，一个公司也不能只有一把椅子！”此前收到的段子则有：“最伟大的哥哥——伟哥；最年轻的奶奶——二奶；最热闹的走廊——发廊；最畅销的书——一女秘书。”总之，一个公司不能只有一把椅子，一件事情只要被编进段子，就具备了成为神话的基础。把女秘书并列于伟哥、二奶、发廊，等同于把“小秘”变做“小蜜”，体现出在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里，“有趣的坏蛋”在概念上已被扩展为一切介于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东西。就连葛剑雄教授也就此事在报上发表小评论，为女权辩护的同时却也承认：“对一些意志薄弱、心术不正、行为卑劣的官员来说，身边有一位女秘书自然会增加干坏事以至犯罪的可能性。”葛教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官员不是配什么性别的秘书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有资格继续当官，还得查一下他当初是如何当上官的！”

在“查一下他当初是如何当上官的”之前，不如先查一下女秘书这种正当的职业是如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就一般情况而言(不一般的情况，如大使馆里的一秘二秘)，因为性别上的天然特质，例如细心、周到，秘书的确是一个较为适合于女性的工作。同时，又由于权力上的后天差异，女秘书的支配者通常又以男性居多。瓜田李下进而擦出火花，也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如爱娃和希特勒——对不起，又是俩坏蛋，我当然知道同类事件也有很多好人的版本，不知何故，脱口而出的总是以反面教材居多。

就在四川女秘书下岗的同时，加州大学董事会宣布禁止教授跟学生谈恋爱，情节重大者可能遭到解聘。鉴于UC系统一向以开明自由著称，柏克莱分校更是6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尖兵，如今竟与其他有类似规定的名校如耶鲁与密西根大学一样走上保守派回头路，大部分圈内人士均表示难以接受。不过拥护者指出，师生恋的根本问题在于师生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为了避免教授对自身权力的不当使用，规范确有必要——“不伦”和“腐败”最根本的共同之处，都与性别/权力有关。办公室如此，校园如此，家庭也不例外。钱钟书先生在小说《猫》里写一对海归夫妇，先是当作家的老公李建侯雇了一个在校大学生齐颐谷做秘书，“像小孩子新得了玩具”，“领会到私人秘书的作用，有秘书的人会觉得自己放大了几倍，抬高了几层”。李太太不断地在这个19岁的青涩男生面前卖弄风情，然后把他从男方的书房里抢去“使唤”，专写请客帖子，最后男方携一“小蜜”离家出走，女方为了报复，情急之下对齐颐谷下达了更直接而生硬的“挑逗令”，却因仓促苟且而极不得体地收场，挨了一巴掌的男秘书落荒而走，成为两口子权力斗争中无辜的牺牲品。

既定权力结构之中，男秘女秘无关紧要，就连与主子同性的书僮(以梁山伯和四九或宝玉与茗烟为例)，要做坏事也是挡不住的。封杀女秘书的行为，正应了李太太之戏言：“不收女人的学校正像收留女人的和尚寺一样的没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