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地球峰会”与“当地当地”

（文 / 苗炜）

某一年，哈佛大学医学院举办“人类健康与世界环境”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挤满了年轻的学生，第二次会议只来了一半学生，第三次会议只有6个研究生参加。会议组织者古迪纳夫博士询问是怎么回事，同学的回答是，他们对那些问题很感兴趣，但听过之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个人反应。问题太巨大了，个人能力遥不可及，所以他们用远离问题的方式来对抗那种挫折和无助的感觉。

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是为了对付日益恶劣的环境问题。10年之后，世界各国首脑们又聚在一起，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也将出席9月2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大会。然而，在这地球的许多地方，环境情况与10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后果没有变得更糟。当年的条约还在等待批准和执行，10年前议定的《21世纪议程》是一份浩大的文书。一名英国学者在《卫报》上说，他10年前去里约热内卢开会就没有太高的期望，现在他不打算去看那些公关公司撰写的垃圾。而《卫报》另一篇文章则希望首相布莱尔在美国总统缺席的情况下扮演世界领导角色。

一个会议总能带来希望，比如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各国商定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美国人拒绝执行，接着就有美国专家说，即使全世界都按照《京都议定书》来执行，地球的平均温度也只会下降0.4度。1975年时候，科学家说，地球正在变冷。1992年的时候，大家都说地球开始变热。虽然科学家之间的争吵没有停止过，但大家相信，现在地球的状况不好。

人口：有61亿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消耗的东西超过了地球供给的20％，也就是说人类生活12个月向地球索要的东西，地球要14个多月才能缓过劲来。联合国发展署官员马克·布朗说我们总把人放在第一位，把环境放在第二位，可当我们耗尽能源的时候就是毁灭人类。

生态法西斯主义者说“自然繁殖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警告，人口大潮在本世纪后半段达到110亿之前似乎不会停止。的确，人口还在增加，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增长的速度在放慢。世界人口在1975年到2000年之间增长了48％，而1950年到1975年增长了64％。

在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地区，艾滋病、疟疾、霍乱、肺结核等疾病正在发生马尔萨斯效应。生活条件差是疾病的温床。世界范围内，将有6800万人在2020年前死于艾滋病，其中5500万是在非洲。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官员说，改善经济状况的可能就是从少生孩子开始，在最穷的国家，妇女生更多的孩子，但他们要得到更多的教育才能帮助她们走出贫困，而不是生更多的孩子。

食品与水：在吃饱了饭的人看，这是不容易理解的现实—世界上还有1／3的人处在饥饿的危险中。20亿人缺乏安全、有营养的食品，其中8亿营养不良，包括3亿儿童。

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织说，到2050年，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增加50％才能满足人类需要。玉米、小麦、稻谷等农作物提供着世界上90％的食品，生产转基因农作物曾被认为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好办法，但现在还处于争论中。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萨奇教授说：“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技术可以帮助马拉维的穷人，他们要的是自己改良过的高梁和粟，而不是我们转基因工程生产的大豆，西方人要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农业工程。”现在，乌干达有自己的谷物，肯尼亚也在研制自己的土豆。

与粮食相比，水的危机也许更迫切。目前全球有11亿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24亿人没有卫生设施。未来25年内，将有2／3人生活在缺水的地方。水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冲突的根源，麻省理工学院的肯德尔教授说，贫穷与不稳定使许多国家面临极权主义威胁，他们的政府会发现，民主政治在应付粮食危机、水资源和健康灾难方面是个大累赘。

能源：25亿人还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能源服务，但能源消耗产生的问题就够苦恼了，全球气候变暖带来上升的海平面、暴风雨和其他气候灾害。哈佛大学的麦卡锡教授说，如果我们目前的气候变化发生在150年前，那地球就不会具备维持现在人口的能力。

最近的报道说，南亚地区上空被命名为“亚洲褐色云”的有毒气体已经达到两英里厚，它会使数万人死于与呼吸系统有关的疾病。在印度，政府正在研究发展风力能源。约翰内斯堡的会议将进一步讨论如何对石油使用征税并鼓励使用新的可替代的能源。“全球乡村能源伙伴”组织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希望在未来10年内为3亿人提供能源解决方案。

物种多样性：共有超过11000种的动物和植物处在灭绝的边缘，每年有3600万英亩的森林被夷为平地，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在他的新书《未来的生活》中担心，除非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否则，在本世纪末一半物种会灭绝。

福特这样的汽车公司、壳牌这样的石油企业以及杜邦这样的化工企业都将接受专家们对环境的指导，并提供环境报告，他们并不愿意在将来面对一份类似于烟草行业曾得到的指控。而星巴克，也鼓励那些对环境破坏较少的咖啡种植者。此次“地球峰会”的秘书长南丁·德塞说，我们希望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提高对所做承诺的可信度。

人们意识到，不可能左手搞发展，右手收拾地球，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注定要在发展的现实主义和环境的专制主义之间摇摆。联合国发展署官员马克·布朗说：“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它的前线就在当地，当地，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