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94)

（文 / 郭嘉 右拉 沈峰 陈淮贵 徐迅雷 朱达志）

“世界杯就好像一个大卖场，球员的球技、各国的风情都会拿到这里展示一番。中国队终于有机会摆脱旁观者的地位而充当一回主人了，兴奋之余，倒底能走多远似乎已经不是非要关心

的问题。”

大连 郭嘉

究竟谁有毛病？

广州珠江医院日前向媒体披露了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他们口无遮拦地说，“五一”黄金周期间花城出现了一股堕胎热，至少有超过100名的女学生在这家医院人工流产。在这篇提供给某报的独家报料里，医院方面竟用粗鲁的细节描述了女学生人流的全过程。更让人憎恶的是，这家医院的某主任还认为，出现这样不足20岁的“弄潮儿群体”，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生理问题。

读完这些素质极低更像长舌妇那样的闲话后，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得病了。是那家放得太开的医院？还是写报道寻求刺激的那位记者？更可怕的是，报道最后还下了一个纵深的结论。他们引用专家的话说，每次长假前后的15天至1个月时间里，都是学生做人流的高峰期。这种高峰期一年有四个，分别是春节、“五一”、“十一”和暑假。即便那些女生撒谎，我们也能凭经验猜出她们的身份。

算你老奸巨滑。如果以这样阴暗的心理为青少年上性教育课的话，需要成熟的恐怕就不是那些“女学生”了，而是那些“女医生”和那些无知的医院。在我们周围，可容忍妇产科大夫在接生时东家长西家短，为什么就不能容忍那些女学生犯人生的第一次错误？

那篇报道最后抱怨，今天我们的性教育为什么没搞好，那是因为一到“性”问题时，除了教师的讲稿须经校长审批外，老师讲课时总是谨小慎微，遮遮掩掩。难道说，只有像这家医院那样“放得开”就好了？

北京 右拉

“拒绝豆腐渣”的败诉

据某报5月14日报道，在浙江省重点工程临海市城市防洪大坝建设中，发生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建设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临海城市防洪工程项目部严把质量关，拒绝使用可疑产品而被送上被告席；供货商临海市金力水电器材公司的产品几次三番过不了监理检验关，却赢了官司，竟然要继续领取巨额的产品“预付款”。

在同金力公司签约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临海市城市防洪工程项目经理部也曾考察了宁波、上海、杭州3家管桩生产企业，然而最终结局是，连生产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基本资质都没有的金力公司顺利得到这份总额达600多万元的合同。建设单位有关负责人坦言为何“弃优择劣”的原因：没有办法，临海有的地方领导多次要求“照顾当地生产企业”，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都曾向施工单位“打招呼”。

在这起纠纷中，法院判案的思路也许没有错，毕竟双方签有正式合同，但从临海市城市防洪工程项目部拒绝“豆腐渣”却输了官司来看，临海市有关领导的作用不容低估。我不愿意猜测有关领导发话的背后是否隐藏了些什么，在这里我只想强调，政府在行政干预的过程中，至少应该把人民的利益也放到天平上去称量一下。

新疆 沈峰

悲剧制造车间

安徽明光市常山村丁云光一日忽收一封电报，上面没有发报人姓名，内容却令其目瞪口呆：“请速转你队程小梅夫(丁云光)，发廊卖淫被抓江阴市看守所，速送生活用品。”丁云光顿时如雷击顶，程小梅发廊卖淫被抓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常山村。丁云光万万想不到，常年在外的妻子竟以打工为名，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丑事。第二天一早，他怒气冲冲地搭车赶到江阴市。出乎意料的是，江阴市看守所治安拘留簿上怎么也找不到程小梅的名字。恰巧此时程小梅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得知此事大吃一惊，急急赶回。

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想象。程小梅有口难辩，有家难回，丈夫一顿暴打，旁人指指戳戳。第二天一早，程小梅匆匆赶赴江阴市电信局，在律师帮助下，终于查明发报人的地址姓名，可向派出所查询，发现全是假名。无锡中级法院二审判决令程小梅欲哭无泪：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赋予和要求电信局应当对发报人以个人名义交发电报时的身份进行审查的权力和义务。

难道平白给一个无辜公民造成的伤害、酿造的悲剧，其肇事者竟丝毫不负责任？

姑且承认，电信局没有对发报人以个人名义交发电报时的身份进行审查的权力和义务，那么，问题就在于，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如何外传的？电信局有没有妥善邮送这一封对当事人来说十分重要的电报？一个本该避免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可一再发生的悲剧并没有唤醒电信的良知。人们如今也相信，尽管忠于职责、按有关制度办事，是不存在什么“按秒计费”之类的“技术难题”的，可寄希望于高居垄断地位的强势阶层加强自身管理，改善服务方式，收人钱财，忠人之事，那只能是与虎谋皮的幻想。

浙江 陈淮贵

“仕场经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失败

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十大名牌服装”企业——湖北美尔雅集团公司在连续3年效益滑坡后，去年首次出现1.1亿元巨额亏损，流动资金枯竭，产品大量积压，今年1至5月亏损继续加剧。5月22日的报道说，1986年开始起步的美尔雅集团，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引进外资借船出海，创造了“内地可以超越沿海”的效益奇迹，年利润最高达1亿多元，每年70万套的西服出口量位列全国之首。随着湖北及黄石市亏困企业增多，地方政府要求美尔雅“以优带劣、加速扩张”，明星企业逐步背上了沉重包袱。在地方政府“主导”下，1991年至1997年，美尔雅先后兼并了黄石第二制药厂、黄石钉丝厂等7家濒临倒闭企业。

美尔雅的悲剧，是典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仕场经济”的悲剧。

“仕场经济”依靠的是“长官意志”。“长官意志”作用于企业，通常就是滥用权力瞎指挥。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相似，“绝对权力导致绝对失败”——这就是“仕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这其实已经不是“美尔雅”一家所验证的悲剧了，诸多披露政府面对企业“越位”和“缺位”的报道，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仕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作用于企业，是能够获得“双重快感”的：一重是权力释放的快感，一重是利益获取的快感。16年来，美尔雅累计上缴税收3亿多元，而为政府掏钱“买单”，几年来白白支付了6亿多元巨资。企业的领导人无论对于开头的决策还是后头的结果，其实都是无可奈何的，而政府官员在充分的政绩支撑下，大可以换个更好位子做官。“美尔雅悲剧”惟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仕场经济”里的企业倒得越多，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就发展得越快。

杭州 徐迅雷

电信分家对消费者的好处

两家固定电信主体运营企业——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终于正式开张。报道说，这标志着我国电信体制改革全局性的战略重组基本完成；而且，此举不仅将激发电信企业的发展动力，还必将改善电信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果真能够如此吗？

从理论上看，两大公司都具备了平等竞争的基础条件和政策环境，消费者也从此获得了自由选择服务商的权利。可实际上呢？电信整合重组实际上只是人为地按地域将原中国电信一分为二，本质上只是经营策略的改变，并没有触及市场竞争的根本：价格竞争。迄今为止，电信仍然是政府定价，同时实行(扶持弱小的)“非对称管理”。

而服务质量的差异可以促使消费者自由选择或重新选择其服务提供商，这更是一个纯理论的假说。首先，如今城市固话普及率已经很高，而且基本上瓜分殆尽了，再加上价格管制，电信和网通“可以各自在对方区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这一美好前景，恐怕只能是镜花水月。其次，固话的基础设施投入成本也决定了在一个居住单元重复敷设线路是不大可能的。

这样说来，所谓服务质量的竞争可促使消费者自由选择电信运营商，从而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这种说法，至少在短期内，只能是一种美好憧憬——这短时期究竟有多短或者说多长，就得看政府定价的政策究竟要延续到什么时候了。

成都 朱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