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饕餮的增殖服务

（文 / 金焱）

珠江三角的食客

广州的“珠江日夜游”介绍说，广州人是“牛鬼蛇神无所不吃”。“牛鬼蛇神”在广州更确切地是指野味——高端的野味当然是珍稀野生动物。

身处走私野生动物的终端广东省，作家沈宏非列举说这里违法又经常吃的野生动物有六种：穿山甲、五爪金龙(巨蜥)、娃娃鱼、野生蛇类、猫头鹰和荷花雀。“野生蛇类消费量大些，穿山甲和娃娃鱼都是少而贵的。”

广东人生来就有热气，这是广东中医行医的根本。沈宏非由此解释广东人消费野生动物的一个动因——清热解毒。食补的观念在福建也有类似传统，但沈宏非说，经济发展速度相对限制了福建这个特点的发挥空间。

有人说，广州的城市功能更多地表现为商务服务中心，广告从业人员方先生说，这里仅广告公司就有三千多家，大的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比比皆是，商务往来的热闹部分体现在餐饮娱乐的热闹上。这个功能的中心并未出现在广州市区，而是分散在广州周边地区。

地道的广州人认为，在市区现在只有个别餐馆可以吃到穿山甲一类的野味，不过这里的饭店老板相当谨慎，除了很熟的朋友推荐外，一定要见过真人才决定是否卖穿山甲一类的“野味”。

吃食野味的去处在城区里变得秘密，一些周边地带就兴盛起来。广州北部是丘陵地带，清远一带山区经济落后，有人认为在那里温泉附近可以吃得到禁食的野味。从化温泉旅游区内，吃野味的传统也还在保持。清远、花都方向的野生动物批发市场附近因为近水楼台，也是野味集中消费区。

向南是番禺，这里聚集着以老板和白领为主的饮食消费群。这一带饭店的经营规模大，停车场也大，一顿晚餐几乎会停放上百辆高档轿车。说起来，番禺的发展要归因于华南新干线的建设，这里大型楼盘密集，地价也不停上涨。原来，105国道被广州人戏称为“105食道”，现在新的迎宾大道上，吃鸟、吃蛇、吃新鲜猪杂的野味饭店依然火爆。

更大的市场在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成了广州娱乐基地的东莞集聚了无数小规模工厂。方先生说：“如果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东莞就是中国工厂中最重要的一环。”有工厂就有很多产业链，零部件是其中的上游产品，吸引了康佳、TCL、美的、科龙等企业来此采购。采购在中国往往是吃饭的第一理由。方先生记得曾有一段时间，娃娃鱼和穿山甲是这里“最好吃的野味”。

东莞的消费能力举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在虎门太平镇，据说有一个夜总会内有2000名小姐，这个规模在亚洲也数一数二。

东莞外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市。佛山有陶瓷、装饰材料等几个颇具规模的专业市场，公务、商务往来都十分频繁，采购员、政府官员、银行职员等成为主要食客，野味是吃得级别高的表现。三水、大沥、南海的城乡结合部，很多豪华度假村都形成新的消费点。佛山的餐馆老板们曾经直接从广西走私野生动物——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从广东省其他城市周转而来的野味。

到了中山顺德一带，野味消费往往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出现。前两年，方先生记得五爪金龙、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直接就摆在显眼的地方卖。沈宏非也在一个小饭店的厨房里看到了猫头鹰。

湛江相对特殊的位置使它本身就是广西非法野生动物海路和陆路到达的一个目的地。记者在这一带采访时听说，这里有点地位有点钱的人都吃过穿山甲一类的野生动物，这种情况还在持续下去。比起广州来，这里吃得更舒心些——只要跟饭店里的主管一类的人熟些，就可以吃得到。

食客中，香港人占相当比例。沈宏非说，节假日期间，几乎有一半的香港人都来到广东。在深圳有个叫八卦一路的美食街，其中很多店铺专门做蛇的生意，做香港人的生意。对香港人来说，广东的消费更加便宜，加之香港本土又没有可食的野生动物资源，这些原因使香港人无论工薪阶层还是富豪，无论单个男性还是整个家庭都欣然赶赴深圳。

这些香港人、广东人和其他食客的存在，决定了野生动物走私市场的存在。谁在供给他们？又以什么方式供给呢？

广州的酒楼以鱼翅做招徕

野生动物的商业模式

走私群落

仅次于毒品和武器的高额利润刺激了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链的形成。中科院动物所李义明长期关注中越边境野生动物贸易，他说，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差异导致了野生动物走私的巨额利润。他听说有两兄弟带着7万元钱来到东兴做这个买卖，过了一年就赚了70万元。

高额利润带动更多人从事捕杀、收购、贩运、经营活动。与走私毒品、武器不同的是，插手于此的不是大的跨国犯罪组织，甚至也不是国内专业性、垄断性的大走私犯罪组织。黄戈说，在中国不存在大的黑社会势力，在他看来，每一单生意都是若干个体户的联合，而且这种关系网络相对不是十分牢固，随意性较强。

黄戈的这种结论得自于两个现实：一是野生动物在过度利用的条件下是可以灭绝的，而中国在1990年之前，现在用于走私的那些野生动物资源相对丰富，是世界上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主要出口国，进口量很小。大量捕杀将很多物种变为濒危或极度濒危后，中国的进口量直线上升，出口量逐年萎缩。广西师范大学珍稀野生动植物研究所所长黄乘明曾参与过广西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与监测。他在调查中发现，以前分布广、数量也可观的一些野生动物，在近年来过分捕猎下，分布地已大大缩小，不少地区已经绝迹。这样的情况在广西如此，在越南同样如此。资源枯竭意味着要开发新的供应渠道，也就要形成新的走私线路。

另一个现实原因是，打击带来的风险。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野生动物的走私现在都是要冒风险的，不同的只是严厉程度有轻有重。利来大酒店的一个本土司机说，1990年到1995年左右，芒街市内诸如蟒蛇、穿山甲、果子狸和鹰等等野生动物都有很多人在卖。现在政府也不让卖了，他们就都在家里摆着，卖也不敢光明正大了。4月15日，中国边境各相关部门展开了新的严打，目标主要是针对边境走私。广东省森林公安局陈伟坤副局长说，90年代打击的结果是，走私野生动物的头面人物已经沉了下来，走私的新网络正在培植中。

正是由于打击的风险成本增加，包括金钱豹、鹤、熊掌这一类也曾在东兴走私过境的野生动物的数量逐渐减少，目前黑市贸易主要集中在穿山甲、五爪金龙、猫头鹰、果子狸这些活体动物身上。

越南境内野生动物的走私与贸易情况很少有人系统了解，黄戈听说越南也有几个比较大的团伙控制这方面生意，而且掌控的资本是“信义”。不过黄戈觉得这样的团伙不会太多，只有两三伙的样子，他们对越南野生动物贸易的控制也只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的程度。黄戈说，由于中国这边打击得严了，东兴人的窝点已经跨国南移到了这里。

在中国，连接每个走私环节的是若干个中间人。第一批中间人是在越南芒街等地负责与越南人做第一笔生意的人。黄戈说他们都是东兴人，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老板自己派一个人驻在越南，有生意时，驻在者和越南的卖家谈，老板和中国方面的买家谈。想抛开中间人似乎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能从越南直接拿货，也出不了检查站”。赵强就是东兴人，他一般要在早晨4:00左右就到芒街去上货，两个小时后，他的人和货就在东兴上岸了。

东兴人控制这个领域在于，东兴是靠走私发展起来的，而动物走私的高额利润远远超过了香烟、海鲜或橡胶走私。赵强说：“有时候也想做点别的买卖，但这么多年一直走私，别的也不会做了。”赵强断言，走私野生动物的市场会一直存在下去。

中间人的下一个层次是负责具体环节的小组织。这些小组织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在东兴，无论走私香烟、酒、橡胶、野生动物，还是偷渡，跨过北仑河都是风险最大、风声最紧的一段。杨光(化名)的谋生之道是将走私货从越南接过中国，做“跨河的生意”，而杨光就是这样一个不完全固定组织的头儿。

组织不完全固定是走私野生动物的一大特色。黄戈说，很多参与其中者都是“兼职”——在走私野生动物的同时，也走私其他物品，这就决定了走私人员的相对随意性。在随意的同时，保证其生存下去的另一点是严密性。

冯山(化名)对这个组织的严密深有感触，曾有一段时间他也看好这个生意，为此还做专门考察，“这些人像间谍一样，平时都分散着，一有货就能立刻聚过来。他们用手机、呼机联系，呼机是几个人用同一个台的同一个号码，内容也都是代码，非常有组织，一家八口人中可能有六个在做这个，外人根本打不进去”。

到了消费终端的广东，这种个体户的标志更为突出。陈伟坤说，当地以批发非保护类野生动物为主的几个广州市场中的一些生意人，在打理合法主业的同时，也是走私野生动物在广东地区的中间商。比如在新源市场蛇鸟禽畜综合市场内，记者最大的感觉是这里的店家与大多数商家不同，他们是不急于挣钱的一个个家庭——主动与顾客搭讪的很少，每一个铺面都有电视、冰箱、饭桌和床，很多人在看电视，孩子们在市场的空地上玩耍——知情人说，他们的大生意在“后面”。

利润级差

南宁市树木园派出所位于凭祥通往南宁的惟一的公路友谊路上，这一段路也是走私野生动物相对集中的路段，“在路上经常要上演警匪片”，所长韦文刚说。韦文刚列举了几种常见的野生动物的利润：一只鹰每倒一手赚50至100元；蛇因为易于保存而很少在南宁中转，所以一般一单生意都是一整车。蟒蛇倒一手净赢利只有四五元左右，但走私数量都很大，起码都有三四百斤。五爪金龙成本也很低，每倒一手能收5元钱到8元钱左右。穿山甲每倒一手的价钱明显高起来，每斤至少赚30元到50元。

中国是世界上食用野生动物严重的国家之一

价格差异在于走私动物巨大的成本：一方面是坐牢的风险——按新《刑法》的量刑规定，走私两只穿山甲就可以立案。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森保处张立宝处长说，这是对猖獗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加大打击力度的体现。另一方面就是残酷的同行竞争。这些成本从走私链的起点直到终点都存在。

在东兴，拿到一单野生动物走私生意的现货就几分钟的光景，杨光做的“过河生意”，一方面要把货从越南接过中国，一方面是把货发往越南。他的风险主要来自边防。杨光的几个朋友都因为做这个生意进去了，不过杨光始终认为，“一般边防都没太大问题，主要怕的是临时路检”。相对应的，越南方面的边防由越南人打通，据说“那边的边防军是明着开口的”。在交易中，杨光说他自己的钱压在中间人手中，货从越南过来后，买家或查收人收到货后，他赚的钱才拿到手，如果货少了钱也拿不到。

买家付给在越南拿货的中间人的费用是进货价值的20%，是订金。货全部交给买家后，余钱再补齐。这是在整个走私野生动物的商业模式中，惟一先垫付现金的。更常见的交易方式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付款不是以订货的数量为主，而是以实际到手的量为主。中间人抽取了走私利润的第一笔。

杨光算是抽水的第二层次。从越南过北仑河到中国的野生动物不是以斤计价，而是按个数算，每只穿山甲过北仑河的费用是30元钱。其实在船过境过程中，岸上是有人放风的，一旦发现情况不妙，船可以再退回去，北仑河的宽度使这一点很容易做到，这些人每人另给10元钱。这一系列行为衔接得相当严密，一般等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可以看到来货。货到岸后，早有一批摩托车手负责将货运送到岸边的安全地带。这些人每人5元钱。货物大多数直接运走，少数会放在家里或仓库中，于是又需要专门帮着看货的，走私货在东兴的价格是一晚上50元。黄戈分析现在的野生动物走私是“以走为主”——快速分散，少量就走。

运输是第三层次，也是风险最大的。赵强说有10%～20%的钱是用于运输环节中的。过防城被认为是与过河同样担大风险的路段。4月13日晚6时左右，在防城到东兴的公路上，成群结队的摩托车隔一段时间就要迎面疾驰而来。在东兴做海鲜生意的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这些人是专门走私的，过去厉害时，整条公路都是摩托车队，像不要命一样，李先生每次都怕自己的车躲闪不及。判断他们是不是走私很简单，“摩托车带一件货的价钱是20元，而直接走班车(长途快巴)每人只要多加一元钱”。这样一队队摩托车上的货加起来也有一卡车了。

有一个案例很典型：“钦州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打麻将输了钱，感慨赚钱难。旁边人说有容易的方式——运山货，运一个给100元。”他先让交了3000元押金，防止货被他拿走。运输这个环节一般在凌晨活动得比较多。那天早4点时，有人与他联系，告诉他会有人带他到“菜农”的房子里，并交给他三只穿山甲。在他安全将穿山甲带回钦州后，那些人直接就给了他300元钱，押金也返还了。

在层层抽水的前提下，毛利就显得很重要。获得毛利的主要手段是向野生动物体内注水或其他东西加大重量，而不做手脚的“干货”，价钱要高出很多。每转一手，装货卸货时，也是经手人先是把上家注入的东西抽掉，再注入新物质的时机，“打二两进去就赚几十块钱”。

加强合法贸易管理、杜绝走私是十分艰巨的工作

中国线路

目标

李义明说，越南是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起码以单位面积计，越南的物种丰富程度极高。不过现在的野生动物更多是来自东南亚国家，越南本身的角色是东南亚国家进入中国的一个主要环节。西贡附近一个叫鹦鹉嘴的地方，距离金边很近，被认为是老挝与越南的一个走私中转站。从陆路上，越南几乎是东南亚国家进入中国的惟一的中转站，泰国和菲律宾的水果进入中国就要在越南中转。

古小松说，越南与中国陆海相交，交通运输比较方便。比较来说，昆明往南到老挝、缅甸都是崇山峻岭，路很难走。从广西凭祥下到越南就有很多通道，铁路、公路也都方便。从南宁到河内只有420公里左右，比南宁到桂林还要近，而昆明到老挝万象则要1000多公里。

这样的地理条件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几条野生动物的走私通道。90年代中期李义明考察的结果是：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的野生动物通过飞机或汽车运到河内或同登，从同登再进入中国弄尧海关；另一路线是把野生动物从越南的同登、河内、海防等地运到芒街，再由芒街进入中国的东兴。

黄戈发现，现在有一部分野生动物直接由菲律宾以集装箱形式运送过来。中越边境野生动物贸易已持续了十多个年头，最初只是在中越边境一带，李义明说现在已经扩展到包括整个东南亚，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在内的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从1991年起，越南每天运到中国内地的野生动物均在数吨以上，这样大规模的贸易很容易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量。一个做野生动物生意的商人介绍说，越南邻近中方一带的野生动物早已被捕杀尽了。东兴人赵强(化名)每天直接在芒街的越南人手里拿货，他说近两年越南的穿山甲已经绝种了，他经手这个生意后接的都是老挝、泰国一带的穿山甲。

通关

钦州和越南现在愈来愈多地扮演着走私野生动物基地的功能，而东兴则成为过路的码头——原来在东兴收的货，现在主要放在钦州，收货的人也主要是广东人，其他地方的老板逐渐被淘汰出局。

横江公安检查站是防城与东兴间必经的路段。张业军站长说是这个检查站业务比较繁忙，每天有车2000辆次，每年检查的人员有250万人左右。走私过来的野生动物大多要从此经过，到达防城港或者钦州。他们的选择道路有几种。广东省森林公安局苏荣春局长说，从防城港到北海到廉江是第一个集结点。从廉江一条路是到江门、珠海等地，另外几条路分别是去广州、深圳等地。还有一个重要地点是合浦。走私货物到了合浦后，可以从山口直接到广东的廉江、遂溪；遂溪又成为岔路口，或者到湛江，或者到化州、茂名、吴川，终点是珠海或者中山。也可以从钦州走高速路到达合浦，再转道玉林，经梧州到达广东。梧州是两广交界的一个城市，很多人对这个城市每年都要发几次大水的特点印象深刻。从梧州到广州或到江门既可以选择肇庆路线，也可以选择云浮路线。经过云浮的另一条路线来自南宁：从南宁到玉林、罗定、云浮，最后抵达珠三角。

横江公安检查站是走私者认为必须避开的一道关卡，赵强说他曾经从峒中走到上思，走十万大山，不过这样虽然可以避开检查站，但约400公里的路程，可能要走上一天，而且呼吸困难，车子也会频繁抛锚。

选择哪一条路线直接关系到运输成本，运输工具的选择同样如此。有实力的走的是空运，比如从东南亚国家空运到香港，转机到海口，再由船只进入广东。或者由马来西亚等国直接空运到广东是经常被选择的路线。

在中国境内，运输主要用的是摩托车和机动车。在广西一段，运输的操纵大权握在钦州人手中。钦州人做野生动物贸易的时间比较长了，黄戈知道在钦州有很多窝点：一般在钦州或钦州附近，广东人过来收货，或者再由钦州人负责运到广东。黄戈他们曾经突击检查过，发现所有的摩托车都来自钦州。

运输的马仔东兴本地的不多，大多数人来自钦州、防城、北海及玉林地区。他们有一套规避风险的做法：要么在快到检查站时绕道走农村；或者两个人合作，到检查站时，一个人提着货步行绕过去，另一个人空驶过去。

防城到钦州路段无论高速路还是老路都查得很严，因此赵强他们挂在嘴边的话是：在防城到钦州这段路上，栽了就栽了，否则发了就发了。过了钦州，百分之八九十风险就没有了。

广东省森林公安局苏荣春局长说，最近半年查获的改装小轿车特别多，车的后尾箱被改装成一层一层的，大概有300公斤的容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换假车牌，有的车一路上要换三次车牌。

为了保证人和货畅通无阻，一批专业的“看路”者产生了。防城港市没有出租车，只在上高速路的路口和金海岸宾馆对面有两处专跑长途的小车。一个河南人拉着我去防城时说，他辗转在很多地方开车，最后发现防城港的钱最好抓，就留在了这里。河南人最早就是给走私车的广东老板看路：“那时我们都用对话机联系，有检查的我就告诉他们转到路边等着；有时老板等不及，就托我上前打点一下，那时通行的价钱是一个检查的给3000元，大家都懂这个，所以一般交点买路费就过来了。”

现在看路主要用在走私野生动物上，赵强说一天看路的费用好几百元，蛮贵的，但他们作用很大：总共七八个人在海关、各个重要路口和检查站那里看路。他们必须对那些车牌号、人倒背如流才行，这样哪个车一出动，喊话机立刻就告诉这边了，喊话机一般一天都不停歇。不过这些人有原则，一天只做两三次，多了不做。

货物量少的直接从东兴到南宁中转，再搭乘长途卧铺车到广州、厦门、深圳等地，这样可以随时停车随时换车。有的干脆不在南宁这样大的目标集中的地方下车，而是找些偏僻小站下车，再打车走一段，或改坐火车，再搭乘长途班车。可能需要辗转多次。量多的需要有专车，一辆从凭祥到南宁的小车租费是400元左右。

在广西过境到广东的过程中，看路车有了新表现。广东省森林公安局刑警大队陈庆辉说，现在走私大额野生动物一般要用三辆车，第一辆开路，重复河南人的工作。第二辆车则是扰乱警方视线的，为绕开警方盘查。第二辆车在接到看路者发来的信息后，直接靠向警车，或装成问路者，或者干脆制造交通事故，让第三辆运货车安全通过。

在长期走私犯罪过程中，防范警方军方的技术问题已经日臻完备，但有一点是他们永远不能防范的，那就是“黑吃黑”。

高额利润是非法动物贸易的驱动力

有需求就有市场

血腥

无论广东还是广西，警方破获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案的关键是靠线人举报，线人举报几乎是警方惟一的线索。线人举报产生的根源是在暴利引诱下的同行竞争。赵强对此感触很深：芒街的4个收购点每天收购量在10个左右，但是要的货可能有100个，这时有人就要空手而归。而满载而归就意味着生意做得大、钱赚得多，于是处于失利地位的就变成了线人。

到了广东地界，就进入了接收程序。4月20日，在广州增槎路一带，通往清远、花都方向的公路堵车堵得很严重。在城乡结合部，一系列水果、粮油、小食品、副食批发市场很有气势地一路排下去，堵车根源就在这里。这些批发市场对面，有广州最著名的新源蛇鸟禽畜综合市场。紧邻“新源”的还有南金、槎头禽畜动物批发市场，两个市场显得萧条冷清，很多店铺都没开张。“新源”的气派则不同凡响，市场门口运货的车排成一排，从南排商区到A排直至E排，野味、水产品等货物齐全。这里既是公开的野生动物买卖地，也是私下里的野生动物中转站。这样的中转站在南宁、钦州等地都不同规模、不同形式地存在。

竞争激烈而残酷，也是一种看不见的血腥。最后的竞争是餐饮业的竞争。

调查显示，在广州，野味的消费在大排档和中低档餐馆中所占比重大，而高档酒店，比如一些五星级酒店则很少——很少中国人愿意去五星级饭店吃饭，不是吃不起，而是“没意思”。

在广州开饭店，在当地做生意的王先生说，没有七八十万元根本开不起来：一是铺面贵，首期又要先交一年或10个月的租金。而七八十万元开的饭店规模只有20张桌左右。这样的高成本，如何吸引顾客群对于餐馆老板就至关重要了。陈庆辉分析说，他们经营穿山甲，一般是一斤给7两，不过从秤上赚回来的这几个钱是微不足道的。穿山甲这样的野味对于餐饮业老板的实际作用是招牌和广告。起码，如果顾客要吃而店里没有，一些顾客就因此不再光顾，老板担心的是顾客群流失带来的损失。

在1998年前后，张立宝说在广东酒店里明面上就摆放这些野生动物，而现在查了几次都没在冰箱里翻到——苏荣春说，因为打击严厉，经营餐饮业的老板都在酒店外另设贮存点，也有野生动物放置在酒楼后面的仓库、附近租用的民房中。而这些“野味”端出来与否，要看与顾客熟悉的程度。

穿山甲的身价

穿山甲是东南亚主要走私动物之一

4月16日，穿山甲在东兴的黑市价是五六斤以下的小穿山甲每斤170元，大的140元。东兴是广西的边境城市，用摩托车运到39公里以外的防城，每斤就要加价20元左右，就是最小的穿山甲，走了39公里就要加价60元左右。

穿山甲分等严格，味道好吃不是穿山甲卖高价的决定性因素。赵强，这个在中越边境做了四五年野生动物走私的人说，最主要的是五六斤的小穿山甲容易运输——从走私的商业模式来考虑，这点非常重要。

黄戈常能在芒街看到一些死的穿山甲，在楼道里、垃圾堆中有很多。穿山甲其实是一种口碑极好的动物。曾以穿山甲谋利的赵强用“善良”形容穿山甲：穿山甲见人就怕，你一碰它它就蜷起来，从来不会去攻击人类。穿山甲的这些特质招惹来的是杀身之祸。

无论是广西还是越南，穿山甲的绝迹是有连带效应的。南宁市公安局高峰林场派出所施炳耀所长在很小时候就听说穿山甲吃蚁类，而且小孩子吃了不生疮、治胃病甚至给哺乳期妇女催奶。

黄乘明在调查中发现以前穿山甲分布广，数量也可观。但近年来分布地已大大缩小，有分布的地区也呈现零星的状态。比如在柳州地区，穿山甲只在融水县九万山林区一带还成片分布，但数量已经很少。施炳耀在90年代后没再见到过穿山甲，他看到林场里很多树倒下来时，里面都是蚂蚁。

东兴的生意人程先生记得，有一段时间穿山甲的收购价在东兴是每斤100元，而在珠海的饭店的标价是每斤400多元，也就是说，在东兴花500块钱买的一只5斤重的穿山甲，在珠海就会卖到2000多元钱，这个价钱在现在看来，已经显得非常便宜了。

到了贵州、福建这些比广东距离更远些的地方，赵强说价钱比广东还要翻几乎一倍，而在北京——张立宝说北京是野生动物消费管理最薄弱的地方，价钱还要高出更多。

每一单穿山甲的买卖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安全，既包括穿山甲的生命安全，也包括运货人和运货安全。穿山甲的生命安全就是要在运输过程中，保证好的通风透气、必要的食物和水，减少长途运输的死亡率。一只死穿山甲的价钱是活穿山甲一半。

怕热的穿山甲一般要用袋子包好几层，这时最佳的方法是让穿山甲在冰冻状态下保持休眠。每只穿山甲在运输过程中都用事先冷冻的矿泉水、纯净水放在周围解暑。冰块最多能顶20多个小时，所以有些矿泉水瓶子上弄一两个洞，这样水化了后还可以慢慢流出来。运送穿山甲时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穿山甲的气味极大，为防止被猎狗闻出来或被人怀疑，有时要洒些香水掩盖一下。

给穿山甲注水是货物每倒一手赚差价获利的方式。最早，人们直接向穿山甲的喉管内灌水，后来发现注水后穿山甲很容易死掉，于是开始注射奶粉和葡萄糖。这些对穿山甲身体无害的东西却无法增加多少重量，营养品易消化更易排泄。现在人们发现把一种叫“浆”的水果的壳磨碎后打到穿山甲的内脏中，会产生水泥一样的效果。到了消费地时，穿山甲已经奄奄一息。

整个走私的关键之处是时间把握。穿山甲离开自然栖息地后的寿命一般只有两天。韦文刚的线人说，一些大老板现在已经直接坐飞机了。不过飞机的成本一般人无法承受，汽车和火车还是最经常的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