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弃的舰队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蔡伟)
( 刘公岛甲午战争陈列馆陈列的北洋水师军舰舰艏 )
威海卫的价值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失利后的北洋舰队主力本来撤往旅顺港维修,但这个用10年时间、耗资300万两白银建成的军港,当时仅有唯一一座船坞,工人不过300多人。为了那些伤痕累累的战舰,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竭力试图从天津机器局和南方各机器制造局借调工人应急,但日本陆军在辽东半岛节节逼近,许多工人以北洋海军无力支付工资为由纷纷逃散。这国家的命运此时仿佛只与北洋舰队有关。随着11月下旬日本陆军迅速攻克旅顺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不得不率领尚未修好的残存舰艇返回威海刘公岛军港。此时北洋舰队制海权已失,扼守京畿的渤海湾南北要塞旅顺、威海卫已二失其一。未来日军即将登陆威海,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情。
为了解威海卫的防御构建,本刊记者和威海北洋历史资深研究者孙建军、孙悦等在威海热闹的十二属相街碰头。此前曾在一张老照片上看到,今天这座繁华的海滨城市,1894年时不过是一座被城墙环绕的小小卫所,北面和西面远处山岭清晰可见,全然没有今天林立的大楼所阻挡。孙建军说,十二属相街正是老威海卫城中心地带,当时的威海卫南北城墙位于今天世昌大道和昆明路,东城墙大致沿着纵贯威海南北的新威路修建,西城墙则越过今天的环翠楼公园小山。“今天的环翠楼所在,就是当年威海的西城门。”孙建军说。
19世纪末期,明代为防御倭寇的威海卫城池早已基本失去军事价值。能够扼守威海险要的,一是清廷仰赖的北洋海军,二则是环绕威海卫和威海湾刘公岛南北两侧出口的南北帮炮台。
有海军必有基地,有基地则必须有炮台作为防卫,有船坞进行维修。北洋海军建军后,其防线从辽东半岛的鸭绿江口一直向南延伸到青岛胶州湾。这一段海岸线上,有旅顺、大连、营口、大沽、烟台(芝罘)、威海卫、青岛等多个优良港口。“胶州湾地居南北洋之中,为北来第一深水船澳……唯目前限于经费,无可筹拨。”在经费限制下,李鸿章才放弃了水域条件最为优越的胶州湾,将大沽、威海卫和旅顺口建设成为北洋海军基地。
( 1895年11月,刘公岛东部炮台的防御长墙 )
天津是北洋海军总部所在,其外港大沽扼守京畿,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旅顺和威海卫则一北一南卡住渤海湾两侧。最早建立的基地是大沽,1890年,旅顺港历时10年修建而成。但直到1887年2月,李鸿章才开始派遣戴宗骞等前往勘察,开始在威海卫周边大规模修建炮台和相关设施。1894年7月丰岛海战后,日本联合舰队倾其全力,曾派大舰队逼近威海港外,炮击军港。但当时北洋舰队不在港内,日军只得和陆上炮台炮战,竟然完全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这就是炮台要塞对于舰队的防御价值所在。孙建军说,北洋海军虽然退回威海军港,但实力尚存。而威海南北和刘公岛上炮台密布环绕,相互呼应,日军完全没有在威海登陆的胜算。威海卫和刘公岛最终的失守,是因为日军从威海东部也是山东半岛最东段的成山头荣成湾一带登陆,从那里上岸后攻击威海南帮炮台后路,最终逐一攻克威海陆地炮台,海陆夹击,将北洋舰队残存舰艇人员包围消灭在刘公岛。
( 丁汝昌的六世孙丁小龙在刘公岛,他背后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
为何登陆荣成湾
突如其来的寒潮迫使从威海前往刘公岛的轮渡停航3天。虽然这段水路不到4公里、20分钟,但陆地风速超过6级,海上通常超过8级,如此轮渡必须停航。威海湾南北西为陆地环绕,海湾西北海中的刘公岛与海湾形成南北(或称东西)两个出口。由于南出口相对开阔,朝向黄海,风浪稍大。
( 停靠在威海湾西北岸边的定远舰1比1复原舰 )
在孙建军、陈悦等当地北洋海军历史研究者的陪同下,我们驾车从威海出发,沿环海公路开往荣成成山头一带当年日军登陆地。汽车从沿海公路向东前往荣成半岛,马路右侧是成排的巨大白色风车,远望路左海面,只有大船在约几公里外的深海驶过,数十米开外的岸边则是白浪滔天。超过8级的海风强烈震动着车身,吹起的海上白沫横扫路面。
但汽车一到达荣成半岛顶端的成山头,翻山折向南不过数公里,狂风突然减弱。孙建军说,这里就是荣成半岛南侧的荣成湾。
( 光绪年间中国自制的水雷(图中有锚链者)和旱雷 )
成山头向南,一个小小的多山半岛向南深入海中分岔,形成龙须半岛。我们站在龙须半岛山坡向西看,半圆形的荣成湾另一端是深入海中的死火山马山半岛。从龙须半岛沿着海岸公路向西数公里,一个极小的高地落凤岗形成一个小海岬突入荣成湾中,将海湾分成东西一小一大两边。东侧小海湾叫筏子窝,如今是渔船云集的码头;西侧大海湾叫荣成湾,平沙缓缓,景色宜人。整个荣成湾的北侧都是高耸的石山,依稀能找到当年日军登陆时拍摄的影子。十几分钟前荣成半岛北岸滔天的海浪和大风在这里消退成和风碎浪。
孙建军指着这些山脉,告诉本刊记者,就是它们阻挡了冬季从北面吹来的大风,所以荣成湾自古就是这一带冬季避风港,这就是日军甲午冬季作战时最终选择在这里登陆的原因。
1895年1月20日,日本为专门攻取威海而组建的山东作战军在荣成湾龙须岛筏子窝一带周边海滩登陆。由于岸边水浅,只能先将人马物资装上小船逐次运往岸边。登陆之初日军便遭遇到暴风雪,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写真班留下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写真帖》记载中看到,日军官兵就在大雪中平静地登陆、整队、行军,如入无人之境。
在恶劣的天气中,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的山东作战军登陆,整个登陆行动从1月20日一直持续到25日。整整6天,日军竟然再次像登陆辽东半岛花园口时那样未受到任何抵抗。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欲征服中国之所持
丁汝昌未能率队来袭自有该指责处,但此时北洋海军舰艇伤痕累累,根本无法像日军舰艇那样,早已迅速修好所有舰艇。出海和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海军再次对决基本没有胜算。
此时清廷其实已经获悉日军将在荣成湾一带登陆的消息。陈悦告诉本刊记者,早在9月28日甲午海战结束后李鸿章就致电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希望能加强荣成一带的防务。李鸿章说,当地渔民多次发现荣成湾内有日本舰船潜伏,可能窝藏兵舰,希望李秉衡能派遣部队早日驻扎监视。李鸿章甚至问到李秉衡是否有兵可派。但此时李秉衡不但毫无回音,甚至在巡视海防抵达威海卫,都不去见见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基本放任山东门户洞开。
遥想13世纪日军获得元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后,便迅速在博多湾构建长达20公里的防御墙,并聚集全国各藩共10万武士前来防御。数百年后的大清帝国,国家的动员能力和国防构建竟远不如13世纪的日本。细究其原因,岂止是“国力”二字可以轻率带过。
从有现代海军以来,登陆作战便是一种凶多吉少、胜算极低的军事冒险。甲午战争后日军之所以敢两次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登陆,不仅因为北洋海军决战的失利,更多是了解到清朝陆军的不堪一击。
战后日本参谋本部出版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估计,甲午战前中国各省军队的步兵为862营,骑兵为192营。按当时编制标准步兵每营350人,骑兵每营250人计算,步兵总数约为30.17万人,骑兵约为4.8万人,共计总兵力34.97万人。日军发现,清军八旗、绿营兵数目虽多,但腐败不堪,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主力部队乡勇分散各地,互不隶属又缺乏联合军事演习,内部摩擦纷争不断。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管西局)小川又次大佐在其所著《征讨清国策案宗旨书》中详细分析了中日海陆军和国力对比:“视察清国河海防御之力,其炮台数量虽然众多,其配置之炮也为不少,但其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除一二之外,皆如无有……皆不过是构筑费时、费力、费钱之无用之物。只图退守之策,其结果丝毫不值得惊讶。”“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若是缺乏此种精神,即使携带何等兵器,国有多少之富,也无济于用。”
小川又次最后得出对中国陆军的结论,中国虽然有超过百万的陆军,但“国库费用巨大,其实乃是有名无实之兵员”。而中国“道路粗糙恶劣,交通极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急,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战后《香港每日通讯》记者坎宁汉在题为《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李鼎芳译)的通讯中认为,如果中国陆军在士兵的选择和将官的训练上能够达到北洋海军的质量,则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结局都将改变。
“中国陆军由素无训练的群队构成。他们的军器仓促购置,式样繁杂,子弹的供应无法备足。偶有曾受‘洋操’的营旅,因为他们缺乏西法管领,又因为数目太少,力量分散,也不足为制敌之用。大多数中国兵,乃是所谓‘勇’者……他们乃是游民或农夫,贪饷给而应募的。应募以后的训练,不过是穿上一身耀目的军装,领得一支来复枪,或者,更受欢迎的,一支抬枪而已。来复枪是不被重视的,它们不幸需要一种特别的子弹适合于特别式样的。抬枪是天国的土产,只需要硝药和弹丸,并且,它的使用需要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相帮助着……”
相比之下,日军当时甚至已经赢得情报战的先机。得益于大量间谍,从后来日军编纂的档案看,中国高层许多大事和军事电报,日方几乎都能够同步知道。而中国各地所有军队番号、驻地、人员甚至实际作战能力,无不为当时的日军所即时掌控,这些正是日军敢于向拥有百万陆军的大清帝国派出3万余陆军登陆的根本原因。
“从作战装备和素质上看,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基本还可以一战,但中国陆军和日本陆军则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武装。”陈悦说,清廷当时即便是派出10万陆军,面对这3万多日军也毫无胜算。
从李秉衡看北洋之掣肘
日本的情报工作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陆军庞大而无能,地域辽阔而驰援不便,但日本人似乎没有想到,中国朝廷内相互掣肘倾轧,才是让他们如度假般登上山东海岸的根本原因。
陈悦告诉本刊记者,清代威海是个很特殊的城市,行政上归属山东文登,威海卫军港及周边军事设施则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掌控。但李鸿章虽然驾驭北洋海陆军队,却又不能统辖山东本地陆军。当时山东巡抚福润是旗人,办事务实,和李鸿章配合默契,一直着力增强山东军力防务。但在甲午海战前一个月,清廷突然将尚未上任的新任安徽巡抚李秉衡与其对调。
李秉衡早期曾是李鸿章幕僚,后却投靠清流派张之洞手下。在抵达山东任上前,光绪皇帝三次召见密谈,并让他上任前路过天津,以商议军事的名义探察李鸿章的病情,准备一旦属实,将另找人取而代之。大战在即,皇帝却试图以这种方式罢免最有战斗力军队的统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凶险的恶兆。
从今日留下的往来电报看,李秉衡抵达山东后,便在11月9日向清廷奏报了胶东海防部署,把威海和登州作为两大重点。威海已经在李鸿章多年经营下具有完备的防御体系,登州此前虽经过福润的部署,但还没有像威海、烟台那样修建炮台。但是李秉衡却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地段,那就是山东半岛最东面凸出的荣成半岛。那里隶属登州,并不属于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管辖。新到的李秉衡也完全没有对此有所布置。
更有甚者,当李秉衡声称由于缺乏枪弹军饷,无法强化山东防务,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之洞曾热情地致电表示,愿意从已经订购的毛瑟步枪中调拨一批给山东。李秉衡对此却仍旧是毫无回应。甲午海战失败带来的巨大危机感,让当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都对山东防务空虚感到不安。此前一直声称缺乏军费的李秉衡却拨出30万两白银给翁同龢的户部,而置大敌当前空洞的山东防务于不顾。
更有甚者,李秉衡在旅顺失守后马上上奏,要求诛杀几个李鸿章手下将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清廷还没有批示,他再次上奏,要求处死一些淮系将领,更直接点了丁汝昌的名字。
渤海防卫,旅顺和威海是左右臂膀。如今险要已失去一半,李秉衡不急于整顿防务,却热衷于诛杀驻守本省的高级战将。到北洋海军退回威海港口时,李秉衡却迅速回应了清流派张之洞的建议,派人潜伏到北洋海军内部,随时挖掘可打击北洋海军的事件。可怜刘公岛上的北洋海军官兵,竟然还指望着山东地方作为身后樊篱。难怪战后黄遵宪悲叹:“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
1895年1月20日,日军登陆时,荣成湾内仅有北洋淮系威海守将戴宗骞派出的巩军中营3个哨共约300名士兵,带着4门75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他们是12月23日日军参谋人员搭乘“高千穗号”军舰在龙须岛一带登陆侦察后,被戴宗骞“越界”派来的。1月20日大雪中,这支孤零零的小部队在龙须湾大西庄一带高地上,眼睁睁看着日军舰队出现,然后在舰上重炮的轰击下败退。
寻找威海的炮台群
我们的汽车沿着道路极佳、风景优美的S302省道向威海方向驶去。孙建军告诉本刊记者,这条道路路基就是当年日军登陆后进军威海的威海大路。汽车过西霞口后,很快抵达荣成老城成山卫。这座为防御倭寇建立的卫所如今只剩下一座被修葺一新的北门城楼,而当年日军登陆时则空无一兵。
李秉衡在日军登陆后派出的唯一一支部队在石家河附近和日军相遇。李秉衡此前曾电示朝廷,己按要求派出五营河防军前往荣成布防。但陈悦说,所谓河防军在清代并非正式军队,不过是修河的民工。每个营不过300人,每营仅装备一支鸟铳和抬枪。倒是黄县转运局内有大量枪械,却被禁止运往前线。
这就是张之洞所称的“文武将才,真伟人”。他哪里知道,早在1873年日本就实行了普遍征兵制,1887年就编成了相当于6个师团的预备队。由此每损失一名士兵,都可以从后方获得一名经过训练的预备役士兵作为补充。他有手段应付朝廷和李鸿章,但以如此军队对付登陆的日军,岂不是以卵击石?
正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承担不起卖国之责,李秉衡又如何能跳出尚处于中世纪蒙昧中的清朝军事体制!1895年1月25日,英国军舰“赛文号”送来日军统帅伊东佑亨给丁汝昌的劝降书,直指清朝失败的根本:“至清国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臣一己之罪,盖其墨守成规,不谙变通之所致也。夫取士并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掌握政权者,必须是文艺之士,文艺乃显荣之唯一门路。时至今日,犹如千年之前!”整个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不曾组建一个统率全局的战争指挥机构,光绪皇帝和他的主战派既找不出一位深孚众望的高级将领主持战事,也没有制订一套海陆军协同应战方案。反倒是这些主战的清流党似乎看到了弹劾洋务派的绝佳机会。
平心而论,威海真正的防御体系,反倒正是洋务派李鸿章等人多年精心的构筑。孙建军说,能不能守住威海,关键在于能不能守住威海炮台群。
威海炮台群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刘公岛炮台和威海南、北帮陆上炮台。汽车顺沿海公路开到威海湾南侧皂埠一带,孙建军指着路北侧到海湾之间一片低缓的山丘说,这里就是威海南帮陆上炮台。
北洋海军修建的陆上炮台都对着大海,以重炮防御海上舰艇来袭。为了防止敌军登陆后从背后包抄,又在陆上炮台后方修建了面向陆地的防御炮塔。如今,从威海湾南岸从东向西一路经过造船新厂、华能电厂,这里分别是当时南帮炮台的赵北嘴炮台、鹿角嘴炮台和龙庙嘴炮台。由于海岸的大规模开发,这些炮台遗址基本完全消失。3座炮台背后则是保护炮台后方的防御炮台,从东向西依次是谢家所炮台、杨峰岭炮台和摩天岭炮台。
在威海湾北岸,北洋海军构筑了规模更大的炮台群。孙建军说,今天的东山大酒店、巨龙宾馆和何庆饭店,正是当年北帮炮台的祭祀台、黄泥沟和北山嘴3座炮台原址。由于城市建设,除了刘公岛上旗岭等几座炮台,威海陆路炮台基本没有留下任何遗迹,给今天研究带来很大难度。日军占领威海卫和刘公岛后,曾经在每一座占领的炮台上摄影作为记录。前两年,孙建军在多年的对比寻找中,找到了北帮炮台中规模最大的柏顶炮台。
“南北帮炮台的主要作用,是和刘公岛上两端的炮台遥相呼应,在威海湾两个出入口形成交叉火力。”孙建军说。北洋海军的炮台建设其实并没有日军说的那样不得法。在数日后乘船考察刘公岛和威海湾时,本刊记者发现,威海湾南口中央,日岛炮台的遗迹尚依稀可见。日岛本是一个岛礁,为避免南口过于开阔,北洋海军在岛上填土建构装甲炮台,设置了包括两门200毫米口径地阱炮在内的8门大炮,和南帮炮台、刘公岛炮台三方呼应,可以说相当科学。在火炮方面,各炮台不但装备了280毫米巨炮,还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岸防武器地阱炮。
陈悦告诉本刊记者,地阱炮是因为安装在圆形地坑工事中得名。每次发射后炮身下沉到防御墙下,方便士兵安全地装填弹药,然后用大炮下沉储备的势能重新升起到胸墙上方射击。这个设计不但能保护炮手免受地方海上火力直射,还能在每次发射后隐蔽炮身,让敌人难以找到发射地点。
无论炮台还是火炮,刘公岛和威海卫的防御都可说是考虑周全。但所有武器都仰赖于高素质的操作人员,而这才是这些看似雄伟炮台群致命的短板。
致命的陆军
与登陆的3万多日军相比,拥有百万陆军的中国能够参与迎战的部队不足1万。陈悦说,这其中北洋舰队能够直接掌控的淮系巩绥军只有7000多人。排除刘公岛守军,整个威海卫周边防御的淮系巩绥军不过5000人,而他们守卫的威海卫南北帮炮台及日岛炮台共装备了100多门火炮,分摊到每个炮位不过区区50人。
在山东方面,从今天的史料看,山东巡抚李秉衡不但一再误导北洋淮系陆军守将戴宗骞,也基本没有给北洋舰队派出任何有战斗力的支援部队。如此之少的兵力,让不知兵法的戴宗骞再次做出错误的决断。日军登陆后,戴宗骞不顾李鸿章一再来电反对,派出北帮炮台守军前往截击。
此前大连湾、旅顺防御战时,中国炮台守军就曾经舍弃要塞防御,向日军攻击,导致旅顺要塞群被轻易攻克。戴宗骞认为死守要塞不足取自然有一定道理,但他却全然不顾自己没有机动兵力的事实,拘泥于兵法,本来操纵火炮的士兵果然在野战中一触即溃。
《香港每日通讯》记者坎宁汉写道,即使(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和纪律,昧于枪法,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有机会给日军有力的打击,“但它的军官们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戴宗骞本人后来就被抨击克扣新兵3个月军饷。在当时,这个行为乃是军队的普遍做法,倒也不该单独指责他一人。陈悦解释说,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士兵逃亡。这倒正如坎宁汉写的:“在中国,军事职业是常常被认为恢复名誉的最后途径,或者是糊口的方法之一种。”如此的军队和军事长官,的确让清朝国家机器的腐朽毫无任何解脱的接口,从这点看,当唯一近代化的北洋海军不再出战后,中日甲午战争的胜负其实已经毫无悬念。
北帮炮台守军出击后,戴宗骞向李秉衡求调看守炮台的山东军队完全不见踪影。戴本人又和主张防御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商量”。对日军实力完全不了解的戴宗骞一经与日军交手,发现对手不是捻军,自己竟连半天也不能支持,不得不一路败退。李鸿章对于这位固执的手下如此不听令,最终也只能绝望地发电报怒斥失和的丁、戴二人:“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李鸿章的电报不幸一语成谶!日军登陆后不出数天,便一路轻松抵达威海南帮炮台南侧。我们来到南帮海岸炮台南侧摩天岭炮台附近。但见低矮的丘陵绵延岸边,当年这里并没有海岸炮台那样的固定工事。孙建军说,防御炮台建构相对简单,主要以行营炮为主。当时南帮炮台群守军总数已经不到1600人。这些人分散在这片被大雪覆盖的山地、炮台和隘口,基本形同虚设。
日军于是迅速发动了对摩天岭的进攻。《日清战记纪实》描述了清军可悲的陆上防御:“突然前方有5个地雷一起爆炸,卷起黑烟,惊天动地,炸起的泥土犹如雨点般散落。然而敌军的地雷构造都属于旧式,虽然爆炸声音非常大,但只扬起了泥沙,所以仅有一名士兵手指受伤,其他人都无事。”
威海陆战为数不多的激烈抵抗竟然还是来自海军。当日军攻陷龙庙嘴、鹿角嘴等炮台,利用岸炮轰击谢家所、赵北嘴两炮台时,发现“敌水兵三百余人正在登陆,其目的大概是要收复陆路炮台”。日军称“登陆水兵气势嚣张,似都有拼死的决心”,“敌军拼死前进,开枪顽强应战”。
这些穿着红色服装的士兵是北洋海军的陆战队。但这区区300多人的士兵最终被压制到海边,大部分战死,少数士兵游向己舰。日军记载,很多士兵在海中遭射杀,以致“二间(引者按,1间约合1.8米)平方的海水完全变成了红色,像蜀锦一样好看”。
清军陆上战斗的结局最终被这血红的惨色覆盖。在日军各个击破下,从威海湾南岸到北岸,十余座为重炮和堡垒所掩护的炮台要塞被汹涌而来的日军所吞没。那些耗费巨资和时日,从外国进口构筑的大炮,随即被日军用来轰击已经被包围在威海港内的北洋海军。刘公岛的北洋舰队,这支被困于中国最大海上要塞的中国精锐舰队的命运,最终在众人的抛弃下沉入威海湾冰冷的海水。■
尊重被命运抛弃的人
在评价此后多年被塑造成卖国贼角色的李鸿章时,梁启超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可谓一语道破。李鸿章当年与俾斯麦交谈,后者曾对李鸿章说,欧洲人以能打败外族为功绩,“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然而当北洋海军被困威海时,周遭几乎无人援手;当舰队尽没于刘公岛后,时人却把所有怨毒都集中于李鸿章和丁汝昌等人,全然不顾背后攻讦掣肘以及消极不为。
倒是许多作为旁观者的外国人在战后多对这些失败者表示了赞赏和同情。日本人小笠原长生在评价以身殉国的丁汝昌时,如此设身处地地评价了这位被祖国抛弃的失败者(他死后被光绪皇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后墓地又在1959年被挖掘毁灭,其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滥命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老英雄当时的感情究竟如何?” 刘公岛历史中国近代史威海公园北洋水师舰队甲午战争丁汝昌八国联军陆军清朝历史抛弃戴宗骞洋务运动李鸿章李秉衡